为纪念《黄河大合唱》首演80周年，2019年4月13日，央视“经典咏流传”栏目，播放了由不同年代演唱者再次唱响的这部气势磅礴的不朽之作。

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陕北公学礼堂，由抗敌演剧三队不到30名团员组成的合唱队和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音乐系同学组成的乐队，第一次在千名观众面前演唱了《黄河大合唱》。

冼星海指挥《黄河大合唱》排练（图片来自网络）

“一曲大合唱，可顶十万毛瑟枪。”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创作于抗日烽火中，讴歌了中华民族坚贞不屈、顽强抗争的英雄气概，气势恢弘、激荡昂扬，不仅是抗战时期鼓舞全国民众浴血奋战、重建家园的战斗号角，也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前行的恒久动力。80年来，这部作品在中华大地和世界舞台上久唱不衰。

2003年，《黄河大合唱》两部手稿同时入选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一部是1939年延安的简谱手稿，简称“延安手稿”；一部是1941年莫斯科的五线谱总谱手稿，又名《交响大合唱〈黄河〉》手稿，简称“莫斯科手稿”。两部手稿不仅展现了这部传世之作的全貌，也记录了80年前艺术家创作的艰辛之旅。

北上延安

1935年，人民音乐家冼星海（1905—1945）赴法国学习音乐毕业回国后，便投身到上海救亡歌咏运动中，创作了大量抗战歌曲。

冼星海正在弹奏乐曲，照片下半部分是《黄河大合唱》的曲谱（图片来自网络）

1937年9月，国共第二次合作，冼星海来到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他经常在街头看到延安“抗大”和“陕北公学”的招生简章，特别是那些从延安过来的年轻人，让冼星海深深感受到他们身上洋溢着的朝气与热情。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

正当冼星海打听延安的具体情况时，收到鲁艺寄来的一封信，是音乐系师生联袂签名的邀请函，大家热切盼望音乐家能到苏区任教。

1938年11月3日，冼星海一家安全抵达延安。延安浓厚的抗战氛围深深触动了音乐家，他的热情被激发起来，进入创作巅峰，短短几个月，《抗战教育歌》《军民进行曲》《生产大合唱》等作品相继问世。冼星海一直渴望创作一部气势恢弘象征中华民族伟大精神的抗战音乐作品，正在酝酿之际，机会来了。

1939年1月，诗人光未然带领抗敌演剧三队辗转从武汉来到延安。经常在黄河两岸行军、在敌后根据地活动，雄奇的山川、英勇的抗日军民，深深感染了诗人。途经壶口大瀑布时，奔流不息的黄河水更是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光未然开始构思一首以黄河为主题的长篇朗诵诗——《黄河吟》。

不幸的是，在一次行军途中，光未然坠马受伤，被送进医院。冼星海闻讯，前去探望。光未然告诉他，演剧三队此次来延安是学习和汇报，需要有新节目上演。两人商量，利用此次机会来一次合作。疗伤期间，光未然不断修改《黄河吟》，并根据大家建议，将其改写为《黄河大合唱》歌词。

初春的一个夜晚，抗敌演剧三队的同志们在位于宝塔山下的一间窑洞里举行朗诵会，光未然特意从医院赶来，冼星海也应邀参加。伴着煤油灯的光亮，光未然站起来，大略说明了《黄河大合唱》歌词的创作动机和过程，然后抑扬顿挫一气呵成地朗诵了全部400多行歌词。掌声刚落，凝神聆听的冼星海立刻站起来，将歌词抓在手里，激动地说：“我有把握写好它！我一定在你们离开延安之前赶出来。”这是诗人交班、音乐家接班的时刻，冼星海的郑重承诺，让窑洞里又响起了更加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延安手稿

《黄河大合唱》歌词，强烈激发了音乐家胸中蕴蓄已久的热情，他要立刻投入创作。但当时演剧三队马上就要离开延安，要赶在离开之前演出，留给音乐家创作的时间实在不多了。

冼星海请演剧三队的同志详尽介绍渡黄河和敌后根据地的情况。当同志们描述时，音乐家全神贯注倾听，忽然有所感悟时，便立刻拿起铅笔在纸上记下音符。

位于鲁艺山坡上的那间小窑洞，就是冼星海的家。他在土炕上架起小书桌投入创作。延安没有乐谱纸，冼星海就请妻子在纸上划格子。他创作时习惯吃糖果，但延安物质匮乏根本买不到，光未然就为冼星海买来两斤白糖放在桌子上，音乐家写几句，就抓一把白糖送进嘴里，美妙的乐句很快就从笔下流淌出来。

演出的日子一天天迫近，小炕桌上完成的曲谱也越积越厚。为争取排练时间，每天早上，演剧三队的两位同志都会到冼星海住处探寻他前一天晚上的成果，而每一次都不会失望。大家既希望音乐家快点写，又担忧始终保持饱满激情连续熬夜创作，会损害音乐家的身体。

“延安手稿”手迹

冼星海忘我地投入创作，对大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又完全没有怨言地推翻原稿，写出全新的第二稿、第三稿，这种“十分顽强的精益求精、日新又新的精神”，令同志们感动。

《黄河大合唱》的音乐创作终于完成，用时仅6天6夜，换下的蘸水笔笔尖，竟堆成小山。全部手稿用白粉莲纸抄写，手工装订成小16开本册子，字迹清晰秀丽，凝聚着作曲家的辛劳和心血。

经过短暂排练，4月13日，演剧三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向延安各界作告别演出，引起强烈反响。5月11日，在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音乐会上，《黄河大合唱》正式公演，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亲临现场观看，冼星海亲自担任指挥。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今晚的大合唱可真是中国空前的音乐会。里面有几首非常感动人的曲：（一）《黄河船夫曲》；（二）《保卫黄河》；（三）《怒吼吧！黄河》；（四）《黄水谣》。当我们唱完时，毛主席都站起来，很感动地说了几声‘好’。我永不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

《黄河大合唱》是文艺工作者在抗日救亡危难关头的心血讴歌，不仅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也有着很高的音乐成就与独创性。

当时延安缺少西洋乐器，冼星海就利用所能找到的各种乐器巧妙搭配，创造了中西合璧又具有民族色彩的伴奏音乐。 没有低音乐器，就用汽油铁桶改造成低音胡琴； 在一只大号搪瓷缸子里面放十几把勺子，配合朗诵用力摇晃，就会发出“哗啦哗啦”之声，烘托出万马奔腾之势。 《黄河大合唱》既有西北民族音乐的元素，又借鉴了西方交响合唱的形式，全曲8个乐章，用多种形式表达，让这部作品呈现出错落有致的壮丽美感，成为经久不衰的伟大经典之作。

莫斯科手稿

《黄河大合唱》问世后，延安版简谱很快被带出延安。像星火燎原一般，“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歌声迅速唱遍抗战前线和大后方，唱遍全中国。冼星海一直有个愿望，有意将这部作品写成五线谱，用交响乐队伴奏合唱，这样，气势会更加恢弘，感染力和感召力都会更加强烈。不久，他终于等到了机会。

1940年5月，延安拍摄的第一部电影《延安与八路军》摄制完成，党中央派袁牧之赴莫斯科完成后期制作，冼星海一同前往，负责影片作曲配音及配合后期制作。

虽然离开了延安，但冼星海对《黄河大合唱》手稿仍十分关心，他写信给留在鲁艺的妻子： “现在全国都风行一个《黄河大合唱》，我想以后要把原稿保存得很好。 ”

当时国内形势异常严峻复杂，冼星海一行先到了西安，直到10月19日才接到通知，飞往莫斯科。 冼星海化名黄训，除担任影片作曲外，还与莫斯科作曲家协会取得联系，并在一次座谈会上，用钢琴弹奏了《黄河大合唱》，给苏联音乐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1年春，冼星海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整理、修订《黄河大合唱》简谱手稿。修订后的五线谱版本，是为高水平专业合唱团与大型管弦乐团创作的，更加国际化，更适合具有特大型管弦乐团装备的高水平专业演出队伍在庄严盛大的庆典上演出。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冼星海与袁牧之被迫停下工作，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离开莫斯科，准备取道蒙古回国。 几经辗转，回国始终未能成行，冼星海只能在蒙古驻扎下来，开始异国的流浪生活。他化名孔宇，受聘于乌兰巴托中国工人俱乐部，担任音乐教员。 在这里，他组织了俱乐部最大规模的音乐会，并公演了《黄河大合唱》。

1942年冬，冼星海秘密离开乌兰巴托，经莫斯科到达阿拉木图，打算寻找机会仍从新疆口岸回国。经历长期异国流浪和长途跋涉，此时冼星海已筋疲力尽，身无分文，身边只有一把小提琴，一个塞满作品手稿的枕套布袋和一个装生活用品的小皮箱。他仍用化名黄训，以政治流亡者的身份，在贫困交加、身染重病的情况下继续坚持创作，期待着革命胜利后重返延安。

不久，冼星海病情恶化，被送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医院抢救。10月30日，音乐家的生命画上了休止符，年仅40岁。11月14日，延安各界700多人为冼星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了“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莫斯科手稿”封面

1946年7月，从苏联留学回到延安加入中央管弦乐队的孙维世向领导汇报，冼星海病逝后，大部分作品手稿都留在了苏联。为此，乐团向上级提出将这些遗物设法运回国的申请。

1946年秋，时任延安中央管弦乐队指导员的作曲家孟波和副团长金紫光受命从中央办公厅取回一只皮箱，这是苏联驻华大使馆交给中央驻南京办事处，并由军调处执行部的美国飞机从南京带来的，里面装满了冼星海的作品手稿。他们逐件进行了登记，其中包括《民族解放交响乐》《中国狂想曲》等，《交响大合唱〈黄河〉》厚厚的总谱也在其中。

1947年年初，乐团奉命撤离延安，前往华北解放区。这只装有冼星海手稿的皮箱加封后，与乐器和文件一起，作为珍贵物品不断转移，从延安过黄河经汾西到河南，又到河北石家庄。

“莫斯科手稿”手迹

新中国成立后，这只皮箱由华北人民文工团带到北京，交由中央音乐学院保管，最终保存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图书馆。《黄河大合唱》的两部手稿，作为珍贵的音乐遗产，经过了许多同志千辛万苦的辗转传递，终于幸运地留存至今。

文章来源：《中国档案》2019年第6期

来源：中国档案杂志

作者：刘守华（中国档案杂志社）

配图：方志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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