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记载

百余年前的成都“春运”是啥样

刘宝库

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的春运并未远去，留给人们的是旅途艰辛的记忆。

有人说，春运的概念，是20世纪50年代初才被提出，在此之前是没有春运的。

事实真的如此吗？

春运其实就是人员大规模流动集中在春节期间。当我们把目光透过典籍，回望过去的成都，就会惊奇地发现，“春运”其实一直存在于我们的记忆中。

1991年成都站春运动员会（图源：成都铁路局）

聒碎乡心梦不成

现在春运主要以“务工流、探亲流、学生流”（即“三股流”）为主体。

其实，晚清及民国时期的人员流动中，“三股流”还是大头。彼时无“春运”概念，统称“年关还乡”“岁末行旅”，与现在“春运”叫法不同，性质一样。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游子在外无论多远，都要“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山一程，水一程地赶回家中，就为了陪年迈的父母和家人团聚，度过欢乐祥和的除夕夜。

这不仅是民俗，还是文化，更是中华文明的魂魄。

1914年山东的火车站站台（图源：方志江苏）

成都地处内陆，交通以水路、驿道、川西官道为主，“三股客流”呈现短途密集、跨区域稀疏、交通制约显著等特征。

晚清时的“务工”群体，以周边州县（温江、郫县、新都、双流等）入城的人力车夫、搬运工、织锦工、佣工为主，年末停工返乡，多走驿道、锦江水路或乘用鸡公车。《锦城竹枝词》载“年关一到，脚夫担夫皆返乡”，锦江码头“舟楫壅塞，船价倍涨”。

这个时期的探亲流多为官员、商人、川籍侨民（以东南亚、江浙为主）春节返乡，多走锦江——长江水路或官驿。《蜀海丛谈》记载“年末官船往来锦江，多载官员眷属返乡”，驿道“车马络绎，多为商人探亲”。

此时的新式学堂寒假短，多为2周，学生多留校。《尊经书院章程》（1902年）规定“寒假期间，学生不得擅自离院，需经山长批准”。只有临近春节时，成都周边州县的学生短途返乡，对整体客流影响不大。

到民国时期，“三流”构成有了些细微变化。

人力车夫是成都最主要苦力群体。上个世纪40年代四川大学社会学系调查显示，成都有近2万人力车夫，多来自周边农村，年末集中返乡（《成都市100个人力车夫生活调查》1943年，川大档案馆藏）。

1931年6月，中华民国教育部颁布《修正学校学年学期及休假日规程》，规定每年1月18日—1月31日为寒假，四川大学、华西协合大学学生多为川内学子，春节返乡走官道或水路，外省跨区域学生多留校。（《华西协合大学档案》1935年，四川大学档案馆藏）。

1928年（民国十七年）9月1日，成都正式建市，市政公所改组为成都市政府，确立为省辖市、四川省会，划成都、华阳两县城区及近郊为市区，统计成都市区居民为36—37万人。

1928年12月8日，国民政府通令，自1929年1月1日起全面推行国历、废除旧历，政府机关、银行、工厂多以元旦为假期，春节多不放假，探亲多提前至元旦或延后至元宵。

这样的人口规模，春节期间就有数万人返乡，也足以形成人口流动的高峰。

“一票难求”是常态

交通运输只能靠公路汽车、内河木船和小火轮、人畜力运输（轿子、马车、滑竿）。

当时的公路多为碎石路，运营车辆少、车辆故障率高、班次稀。三十年代后，川陕、川滇、川黔等公路陆续建成通车，但运力远不能满足客流需要，每逢春节返乡或进城时尤甚。

岷江、沱江内河航运，以货运为主，客轮少。木船速度慢、运量小，遇冬春枯水期航道浅，班次锐减，票价暴涨。

成都至重庆走长江水路需3—5天，至西安走川陕公路需7—10天，票价高昂且班次不稳定；1937年长江水路票价涨2—3倍，需提前一周预订（《大公报》1937年1月20日）。

英国植物学家威尔逊所著《中国西部植物志》附录记成都1908年末，“官员与商人多乘官船或小火轮沿锦江至重庆，再转长江水路返乡”，“春节探亲者多为富裕阶层，普通民众因路费昂贵，多在近郊探亲”；华西协合大学附近“侨民（多为传教士与商人）春节前多结伴返乡，或在成都团聚”。

美国传教士裴焕章所著《成都传教记》载1906年末“锦江码头有大量川籍侨民返乡，携带洋货与侨汇，多由同乡会组织乘船，船票需提前预订”；称“侨民探亲多在春节前，春节后即返城经商或传教”。

冰心1929年12月（农历十一月）在成都订船票返乡，日记中称“春节需上班，故提前归”。

沈从文1934年1月（农历腊月）经成都返乡，日记中记载“成都至重庆船票难购，需托同乡会担保”。

朱自清1941年在成都任教，春节未返乡，日记中称“交通不便，路费昂贵”。

美国社会学家、摄影师甘博所著《成都纪行》与照片显示，1917年末北门大安门、锦江码头聚集大量挑夫、车夫、织锦工，多来自温江、郫县、新都，“背着铺盖卷，沿官道或乘竹筏返乡，船价涨至平日两倍”；城外官道“鸡公车络绎不绝，多为入城做工者年末返乡”。

成都平原周边山区的返乡者多步行，或雇背夫挑运行李，背夫按“里”计费，春节前加价50%。雨雪天山路湿滑，常有跌伤事故。1925年《通俗日报》1月的春节特刊载“成都西门外年关返乡者络绎不绝，背夫挑担者塞满街巷”。

艰辛坎坷回乡路

在交通非常落后的条件下，春节期间返乡，是非常艰辛的事情，需要有极其强大的内心驱动方可完成旅行。

徒步返乡，如路途遥远，则充满危险。四川人民出版社《民国四川匪患档案选编》中有这样的记载：“民国十九年，金牛道匪患横行，保安队巡逻亦难禁劫案。西安学子李敬之等四人，揣短刀，昼行夜宿柴房，轮流守夜。剑门关山路陡峭，积雪路滑，遇蒙面人影即躲，随商队同行方敢前行。前几日有商人被劫，财物尽失，四人棉鞋磨破，脚跟冻肿流脓，轮流背负，大年初一始抵成都北门。”

公路也好不了多少。“民国二十六年，成渝东大路三百余公里，坑洼土路，驮轿由两骡牵引，轿身颠簸，阴雨时路面泥泞，骡易滑倒。沿途驿站常满，商旅与挑夫挤通铺，被褥腥臊，虱子滋生。木炭汽车运力有限，常超载，翻车事故频发，伤员哀嚎不止。”

《四川省城街道图》（清光绪二十年制）从皇城右下角始，东大街一直延伸到东门城门（赖立供图，图源：翻拍自《锦江记忆》）

百余年前的汽车、鸡公车、滑竿、内河的木船，早已隐去。背着年货、行李返乡的百姓也走入历史的深处。惟有每到春节期间的那份思乡情，思念亲人之情，早已超越了人员迁徙的范畴，成为一部镌刻着民俗、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活史书。

参考资料：

1.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志·民俗志》，成都出版社, 1998。

2.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都市志·交通志》，成都出版社, 1996。

3.周询，《芙蓉话旧录》，巴蜀书社，1987。

4.严虞惇等编，《成都竹枝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5.傅崇矩，《成都通览》。

来源：成都方志

作者：刘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