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大庆

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50周年。

1993年作者父亲杜祥琬在核武器试验场

我的父亲杜祥琬院士,曾任九院(今中国工程物理研究员)副院长,后出任国家高技术863计划强激光主题专家组首席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副院长。

在九院工作时期,父亲曾在1971年11月有过一次跟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见面。今天,是周总理逝世50周年的纪念日,我把这个故事讲给大家听,以此来怀念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总理。

1971年11月12日下午不到三点,父亲他们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走进去,来到四川厅。父亲回忆说,他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想到能坐在总理身边向他老人家汇报,聆听他的教导,这是无上的幸福,也是对自己的鞭策!

四点整,周总理出现在大厅入口。他右手略微抬起,迈着稳健而轻捷的步子走进来,走到前排中央位置就座,翻阅出席人的名册,图摆放在他面前的地毯上,原九院副院长、其时已升任国家防科委副主任的朱光亚在图前面向总理开始汇报。

1964年10月16日晚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那时,“九一三事件”(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事件)刚发生两个月,汇报开始,总理就想到两个月前9月8日那次专委会。总理说:“上一次黄永胜心不在焉,问他他也不说话,原来是忙得很......”然后他问大家:“文件(指关于林彪的文件)都听过了吧!”他交代了几件关于传达林彪事件的事情,然后才接着叫朱光亚继续汇报。

汇报的第一个内容是“43试验”,“43”是第一次要在地平面上做的核试验,总理特别关心安全性,所以当朱光亚说到装置结构时,总理问:“张翼翔同志,二炮对这些摸得怎么样了?也可能不用,备而无患嘛!总要从用着想。”

当朱光亚汇报说这次威力的上限预计为××吨时,总理问:“如果核材料烧光了,威力会超过多少?”

为了安全有充分把握,总理问到这个极端的情况时,朱光亚看了父亲一眼。

父亲会意,马上站起来回答:“不超过××吨”。

可能是回答的声音比较小,也许是总理想要听得更确切些,只见他侧过脸来又问了一句:“多少?”

父亲提高声音说:“最多××吨!”

总理这才放心了。父亲坐下来,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了!

周总理非常关心革命后继有人的问题,关心新干部的成长。总理在名单上看到的××的名字,就招呼他说:“××啊,到这里来!”让他坐在总理后面听。

总理还在听汇报中说:“给朱光亚你们一个任务,在‘四五’期间(指第四个五年计划,也就是1970年—1975年)带出徒弟来,天有不测风云,病一下怎么办?60年代已经干到70年代初了。”

总理还强调要和工人相结合,重视实践经验。他看到名单里没有工人,总理说:“工人怎么没有来?要提倡给老工人谈技术,他们有很多经验,装置他们敢自己爬上去,工人和科技工作,要相结合嘛!不结合起来,总会有差距,不管多么尖端,也要结合好。李时珍采药,从实践总结经验,一代代发展下来。”

在汇报进行过程中,总理还对林彪反党集团对国防事业的破坏进行了尖锐批判。总理特别关心九院的情况,问:“九院有多少人?搬家搬得怎么样了(指从青海221往四川902的搬迁)?”

父亲在回忆中说,总理这次接见,从技术到政治,从生产斗争到阶级斗争,从新干部到老干部,从国内到国外,都详细做了了解。

父亲杜祥琬接受央视采访重返902基地九院院部(现为“两弹城”)。

到了下午6点半,一个女服务员走来说:“总理,该吃饭了。”

总理还在继续讲,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又走过来说:“总理,饭要凉了。”

总理还是说完了,这才宣布“吃饭”。

父亲说,总理离开座位后,恰好从他的身边走过,他非常清晰地听见总理对在场的领导们说了一句:“对年轻人的政治生命,你们要慎重啊!”

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父亲的心。

这是一顿特别的晚餐,只有一个菜,是一个盆子盛着的,放在桌子中央,总理也吃的是同样的饭菜,最后和大家一样一小盘白兰瓜。在吃饭过程中,总理也没有停止谈话,一直在布置工作。

饭后,父亲看到,总理从餐厅出来,又走进了四川厅,他要在那里接着听取七机部的一个试验任务汇报。这一天,就像总理一生中无数个操劳的日日夜夜一样,也是一直工作到深夜。

父亲他们走出餐厅,依依不舍地跟总理告辞了。

父亲的这次跟周总理的见面,深刻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也深深地打动了我。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时候,我虽还是一个只有8岁的少年,但是长安街上“十里长街送总理”的电视镜头一直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敬爱的周总理,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来源:曙光初照902

作者:毛大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