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昌乱世中的复杂传奇

民国宁属枭雄邓秀廷

刘能鑫

民国时期,在宁属(今凉山州和攀枝花一带)这片充满神秘与纷争的土地上,有一位极具争议且声名远扬的人物——邓秀廷,人称“邓司令官”,堪称一代枭雄。他的一生,犹如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交织着军事征伐、地方治理、权力博弈与复杂的历史评价。

身世谜团与年少传奇

邓秀廷(1889—1944.7.19 ),原名邓文富,彝名“木呷克底”。关于他的族别,至今仍存争议,有汉族、彝族两种说法。因其祖母是彝族,他便有了彝族血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国民党当局视其为彝族,台湾国史馆旧档案称他为宁属彝族领袖;红军长征经过冕宁时,调查认为他是彝汉混血后代;著名人类学家马长寿和曾国藩后裔曾昭伦先生也都提及他有彝族血统;解放前凉山汉族还称他为“水田彝人”。

邓秀廷年少便展现出非凡的果敢与智慧。13岁时,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猜到十多名携带刀枪的彝人要去抢劫行商,于是召集家族势力埋伏在住宅附近。当彝人带着抢来的财物和俘虏返回时,他率众冲出将其擒获,追回财物和俘虏并归还行商。此事过后,附近劫匪不敢再轻易出没。次年,年仅14岁的他便被当地民众推举担任团总。

十七八岁经商时,他与彝族黑彝罗阿牛互不相容。罗阿牛提议通过比吊树时长定高低,输家需永远服从赢家。两人以燃香计时,罗阿牛坚持到第四柱香才下来,而邓秀廷抱着“输了就无法在彝区立足”的决心,即便身体承受极大痛苦也不肯放弃,直到长者宣布他获胜才被扶下树,当时已口吐白沫。罗阿牛见状彻底折服,此后对他俯首帖耳。

十八九岁时,邓秀廷迁居甘相营。他看到驻扎在此的清兵小队会成为自己发展的威胁,便暗中怂恿当地黑彝去攻打清兵,自己坐山观虎斗。最终清兵不敌黑彝,被迫撤出甘相营,邓秀廷没费一兵一卒就成为了甘相营的实际掌控者。逢年过节,他还会施舍些粮食给穷人,因此很快稳住了自己在甘的地位。

自古甘相营这块地方是成都到西昌的必经之路,经常有个别家支头人在此居住落脚。因此,在清咸丰年间的时候,朝廷为了保证此地安全,要求当地彝人家支按自己管辖的区域,分段设立上下保障,由当地官府给予粮饷补助,情况才有所好转。但是随着制度废弛,抢劫纷起,清末民初的时候,情形更加严重,邓秀廷做了总团,认为这种情况必须要改变才行,因此召集了当地几家家支头人商谈,要求共同履行保护商旅安全的责任。而且身体力行,每逢3月9日就会亲自护送行人过。邓秀廷身穿羊皮,肩扛一支德国步枪。赤着脚带领着团兵走在前面,让行人放心过,后来为了长期护送方便,都在此修筑了碉堡,增加了关隘。经过几年的整顿,小相岭已经是畅通无阻,过往客商对邓秀平更是赞不绝口。而经过了这几年,邓秀平名气也渐渐大了起来,身边已经有了上百人的武装。

军事征伐:权力的崛起与扩张

1919年,川军第八师师长陈洪范收编邓秀廷的民团,编入蒋安廷的第十六旅,邓当营长。1924年,川边防前敌指挥贺中强进驻西昌,任邓为特务营营长。管理治安。1926年,羊仁安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提拔邓为第二团团长,兼宁属彝务指挥。

1927年6月,刘文辉打败刘成勋,拿下雅安、汉源,把羊仁安部改编为川康边防军第十一旅,蒋铸任第四十七团团长,邓秀廷任第四十八团团长。

蒋铸部队军纪好,刘文辉看重,还认了蒋铸儿子为义子,这让邓心里不平衡。权力像桌上的肉,香得很,人人盯着,谁都不想少一块。1929年,刘文辉来了一招明升暗降,把羊仁安调到第二十四军军部任职,旅长空出来交蒋铸接。羊仁安心里堵得慌,觉得背后有人做手脚,和邓秀廷一合计,决定干掉蒋铸。

蒋铸带着一个警卫连去西昌上任,大部队留在后方,自以为是兄弟之间交接,没提防。到了旅部,羊仁安以有机密为由,让随从留在大厅,只留蒋铸、邓秀廷同他在办公室。片刻后,柜子里窜出一人,持刀猛刺,蒋铸倒地。刀子快过道理,血染办公桌。刘文辉明白两位地头蛇不好动,选择按下不追,表面风平浪静,暗里波涛未息。

1931年,邓升为第十一旅副旅长,兼第四十八团团长,领兵去甘孜“剿匪”。1933年,他再升,挂上第二十旅少将旅长,兼彝务指挥。

邓秀廷的权势基础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力量之上,其军事活动分为对内征讨彝族家支和参与区域军事事务两个方向。

对内征讨彝族家支时,他凭借精通彝语、熟悉彝情的优势,常采用“以彝制彝”的策略。通过挑拨、分化、威慑等手段,使各家支相互制衡,然后进行军事打击。20世纪30年代,他多次出兵攻打西昌西山、昭觉、普格、布拖等地的彝族家支,如瓦扎家、尔欧家等。战败者常被处以大量罚银,头人被要求赴西昌“轮班坐质”作为人质。

在参与区域军事事务方面,1932年,在英国的支持怂恿下,藏军进攻西康甘孜一带,已经攻占了几个县的情况下,他率部参与西康省对藏军的作战(甘孜大白事件)。面对装备精良、占据地形优势的藏军,他及时调整部署,亲自带队猛攻并出奇兵侧击,最终重创藏军,推动对方接受谈判,藏军退到金沙江西岸,为维护川西藏区领土完整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十八甲”制度的双面影响

在军事征服的同时,邓秀廷也尝试建立一套管理制度来巩固其统治,核心便是“四十八甲”制度。

头衔越来越响,局面好像稳了,其实更紧张。西昌、冕宁、喜德的彝族首领们,为了挡外力,合起伙成立“四十八甲”。

1927年,他击败大黄山一带抢劫肇事的罗洪家基假支后,开创性地将当地白彝和奴隶编为保甲,保甲长由白彝头面人物担任,这便是“四十八甲”制度的开端。该制度后来不断发展,共管辖彝民3万多户。

邓瞄上凉山,但知道吃不下一整块,只先挑昭觉县好谷区开刀。好谷是阿硕土目家族的地盘,他先找“四十八甲”里的索各拉史下手,想收买些对阿硕不满的人。索各拉史部下不愿意,说有交情,不能下黑手,邓就改从内部撬。阿硕家最大的分支是沙马曲比家,索各拉史上门,许诺只要归顺,就给排长、连长的帽子。消息一传,另两支也来要官,家族内斗起来。索各拉史按邓的安排,收买阿硕内部的人,杀了沙马曲比家的几位长老,家中火起,邓派团长罗洪阿牛进好谷,不费一枪一弹拿下。

这套制度仿照汉区的保甲制,在辖区内立下诸多规矩,如“不准抢劫、不准绑架人口、不准打冤家、不准抽人头税、服从征调、开办边民小学”等。

在客观上,它减少了其控制区内(主要在西昌以北至冕宁一带)的劫掠和冤家械斗,社会秩序曾一度相对安定,部分汉彝民众初期对此有所称道。例如,小相岭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关键路段,曾因匪患长期梗阻,邓秀廷担任地方总团后,带领团丁护送行人商旅过山,收取合理保哨费保障通行,数年时间就让这条要道恢复畅通,西昌乡宦康陶然还作诗称颂他“蔚然边郡一英雄”。此外,他多次清剿作乱势力时,还解救出被掳掠的汉民累计上千人,让这些民众得以返乡。

然而,该制度也带有强烈的封建统治和军事控制色彩。邓秀廷将“四十八甲”的彝民视为机动的兵源和劳力,征调时需自备干粮枪支,却不给粮饷。同时,这套制度也削弱了传统黑彝奴隶主的势力,改变了局部地区的社会结构。

助力抗战:顺应大局之举

1935年红军长征过境时,邓秀廷最初奉命布防,但在收到刘伯承的信后采取了观望态度,未强力阻拦红军通过其防区。此外,他还曾为刘文辉的部队筹集了大量军粮和军饷。

刘文辉在军阀混战失败后军需匮乏,邓秀廷不仅私赠其若干金银,还先后在越西安顺场、冕宁大桥等地征集军粮约240万斤,另加钢洋16000多元,极大缓解了刘文辉的后勤压力,自身势力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巩固,成为维系当时西昌及周边区域势力平衡的重要力量。

1939年国民政府在西昌设立行辕后,行辕主任张笃伦要求邓秀廷修建乐西公路。邓秀廷坚持以抗战大局为重,认为修建公路能保障国际援助物资运抵重庆,积极响应修路相关安排。虽期间与刘文辉在施政优先级上存在分歧,但他的这一决策贴合当时抗战的整体需求,为西南地区抗战相关的交通基础建设提供了助力。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凉山地区作为四川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稳定对于保障抗战后方的安全和物资供应至关重要。邓秀廷在当地的稳定作用,有助于维持大后方的社会秩序,保障抗战物资的运输和人员的安全。国民党政府为了鼓励他继续维护地方稳定,支持抗战,授予他中将头衔,以激励他更好地发挥作用。邓秀廷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在当地的影响力,国民党政府希望通过授予他中将头衔,进一步动员他所掌握的地方资源和力量,参与到抗战中来。可以组织当地民众支援抗战,如提供物资、兵员等,为抗战事业做出贡献。

狠辣谋略与复杂恩怨

邓秀廷在权力博弈中,既有狠辣的一面,也有复杂的恩怨情仇。

他曾离开甘相营投奔蒋安廷,后因未获预期官职返乡。此时冕山到泸沽一带抢劫之风再起,罗洪家头人沙布鲁突最为猖獗。邓秀廷受地方官员所托整顿秩序,他叫来沙布鲁突质问其汉人没有得罪彝人,为何劫掠汉人,对方却蛮横回应“小鸡没有得罪老鹰,老鹰为啥子要抓小鸡呢;汉人没得罪彝人,彝人不抢汉人吃什么”。邓秀廷大怒,先后三次派兵攻打,将沙布鲁突赶到雅砻江西岸,还解救出四百多名被掳汉民。

但他也有心狠手辣的一面。清末举人肖绪三曾因邓秀廷率队修建冕山新桥迟到,当众指责他,还骂他“蛮不蛮,汉不汉”。后来邓秀廷杀掉吴山后,有人劝肖绪三去疏通关系,他不仅不听,还作诗讽刺邓秀廷没文化、是庸夫,说了诸多刻毒话语。这些话传到邓秀廷耳中后,他在1924年派人暗杀了肖绪三,肖绪三的儿子只能被迫逃亡外地。

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西康,邓为保自身,不硬碰;等红军走远,又对“亲共”群众下狠手。1936年,刘湘任四川省善后督办,任命他为宁属清乡司令,继续“剿匪”。1937年,他当上冕越昭宁抚彝司令。1938年,刘文辉坐上西康省政府主席,提他为靖边司令部中将司令。

复杂的历史评价

邓秀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对他的评价因立场和视角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这需要我们理解那个特定时代的复杂性,他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风云变幻时代的种种矛盾与挣扎。

在当时的一些汉族士绅和国民党政府看来,邓秀廷的铁腕手段有效地打击了他们认为的“彝患”,维护了交通线和社会秩序,因此被誉为“大汉长城”。黄炎培、蒋介石等人都曾赠匾题字予以褒扬。

然而,在不少彝族的集体记忆和历史叙述中,邓秀廷则是一个残酷的镇压者,其军事行动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手段颇为残酷。有资料指出,甚至连龙云都曾误以为他是彝族,在得知其真实身份和屠杀彝人的行为后大为震惊。

有分析认为,邓秀廷对彝人的强硬态度可能与其幼年时家庭曾三次遭彝人劫掠的经历有关。更重要的是,在清末民初中央政府控制力薄弱的背景下,凉山地区长期处于混乱状态,劫掠和族群冲突频繁。邓秀廷的崛起,既是这种混乱时代的产物,他本人也深深地卷入了当时的政治博弈。部分军阀甚至暗中参与奴隶贸易,变相维护了奴隶制,这也使得邓秀廷的“治彝”行为动机更加复杂。他通过军事手段在一定范围内建立了秩序,但其所用的镇压和权术也加深了族群隔阂。

来源:西昌龙门阵

作者:刘能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