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泥土谱写的乡村教育史诗

《傅葆琛传》序言

蒋 蓝

翻开作家李文旭的这部厚重的传记书稿,仿佛推开了一扇尘封百年之门。门后是华北平原的黄沙、定州古塔的斜阳、翟城村的逶迤炊烟,以及一辆颠簸的骡车,载着一位穿长衫、戴圆框眼镜的博士,在乡间小道上摇晃前行……傅葆琛从骡车下来,站在华北平原的泥土间,此时的他不像教育家,而像一株固执又沉默的高粱。

傅葆琛并非站在历史之外的冷眼旁观之人,而是将自己种进泥土的实践者。泥土里不仅有他的根和他的呼吸,还有他毕生追问的答案:如何让千万双眼睛,在汉字的辉光里睁开,去发现、去洞悉、去了悟古老国度的文化、文明!

他的名字,如今知之者恐已不多。1893年,傅葆琛出生在成都市双流区永安镇(原成都府华阳县永安乡),但在20世纪初的华北大地,他的身影曾是无数农民眼中的炬火。这位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博士,本可在清华园的梧桐荫下安享教授生涯,却选择将毕生心血倾注于“到民间去”的苦行中。从法国战场为华工扫盲,到北京石驸马大街的平民教育会,再到定县翟城村的田间地头,他始终与泥土为伴。他的足迹,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向下扎根”的史诗。正因“本固方可枝荣”“俯身民众、扎根大地”的秉性,构成独一无二的傅葆琛之路。

我知道,作家李文旭历经数年艰苦的史料扒梳,筚路蓝缕地以田野走访实证,将史学与文学进行了高度融合,完成了这部非虚构人物长篇传记,无疑是四川近年非虚构写作中的重要成果之一。书中有很多丰满、感人的描绘笔触,历史性、文学性与现代性,是《傅葆琛传》的三大关键词,它们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崛立,最后又处于相互保管、相互赠予的那种“盐溶于水而盐犹在”之态。这里的“盐”,是乡村平民教育的历史真相与傅葆琛的事功;这里的“水”,是高度文学化的可感塑造;这里的“盐犹在”,是本书没有因为文学笔触的介入而失去历史本真。本书超越了以往传统的书斋式解读,为打通历史主体性的文学建构与表达形式、思想观念与情感塑造之间的血肉关联进行了深入、细密的探索,为重写乡村平民教育题材的文史作品开掘了新的向度。

《傅葆琛传》 李文旭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

书中一些细节让我动容:仿佛能从中看见傅葆琛坐着骡车颠簸在乡间,也能看见他在法国华工营的煤油灯下编写识字课本;他与晏阳初并肩而立,将“平民教育”4个字刻进北中国的风沙……这些四处散落的细节,拼合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肉身与魂魄——他拒绝在书斋里做学问,而是把学问变成犁铧,一寸寸翻开地表的荒芜与坚硬。

傅葆琛站在乡民中间,胸前缀着棉质纽扣的长袍沾满尘土;他与晏阳初在保定乡下的毕业大会上,将毕业证递给一位40多岁的农民,对方的手因长年耕作而皲裂;翟城村的平民学校内,黑板上歪歪扭扭写着“天地日月星……”孩童们仰头的目光,亮过了星光。这些瞬间,凝固了那个时代最纯粹的理想主义——不是庙堂之上口沫四溅的高谈阔论,而是躬身田垄的知行合一。

傅葆琛深谙西方教育体系,却反对一味照搬依赖城市建设乡村的美式药方,而是倡导中国式的乡村独立发展教育事业。傅葆琛的实践,是一场“以教育为犁”的拓荒实验。他主编的《农民报》,用最朴素的方言讲述卫生常识、农业技术,甚至教人写信记账;他设计的“传导生”制度,让识字者教不识字者,如同火种接力;他在乡绅与军阀的夹缝中周旋,只为让平民学校多开一间、多活一日。这些细节,被本书作者以近乎考古的耐心,逐一复原。

作家李文旭追寻傅葆琛的踪迹,从成都紫藤路的旧相册到定州考棚的残垣断壁,从牧马山麓的无臂铜像到永安场的斑驳手稿,这既是对一位先驱者的致敬,亦是对一段被遗忘历史的深情打捞。

傅葆琛的教育不是居高临下的启蒙,而是俯身与农民对话。在我心里,他把文字掰碎成了种子,撒进最贫瘠的土壤。在他眼中,乡村不是需要拯救的废墟,而是一张亟待书写的宣纸——启智的农民可以成为执笔人!

傅葆琛的一生,见证了20世纪初最为炽烈的理想主义光谱。他与晏阳初、陶行知、冯玉祥的交集,不仅是个人命运的碰撞,更是新旧知识分子在阵痛中寻找出路的缩影。

1939年,成都遭到日机空袭,傅葆琛举家迁回双流傅家坝,先后创办了乐育小学和乐育中学,继续实施乡村民众教育,深受家乡人民喜爱。今日重提傅葆琛,我以为绝非简单怀旧。当乡村振兴成为时代命题,他的遗产愈发显现出跨越时空的启示。他留下的《农民千字课》插图、乡村游戏设计、平民学校管理法,至今仍闪耀着“以人为本”的智慧。这,也是作者对于现代性的庄重呼应。

合上书,窗外的城市霓虹仿佛与百年前的煤油灯影重叠。那个在法国为华工写信写到手腕酸痛的青年,那个在包头黄沙中宣讲平民教育的中年人,那个退休后仍坚守扫盲课堂的白发老者,从未远去。他的铜像或许冷寂,但他种下的光,仍在大地乡村的琅琅书声中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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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都日报》2025年12月9日第8版

作者:蒋 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