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中国长达14年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而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帝国主义就已开始以各种名目损害、劫掠中国各类文物，至全面侵华时期，更是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据中国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按照当时行政区划进行的粗略统计，抗战时期受灾范围为467县市，后经学者不断考订整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孟国祥先生的《大劫难——日军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一书指出：受灾范围为918县市，被日寇侵占的大城市数量超过当时中国大城市总数的80%，而大量中国文物就分布在沦陷区。

 综合来看，中国在战时损失之书籍，据国内调查，不下300万册，其中不乏宋元善本古籍文物。而具体有多少珍贵古籍被掠夺、损失，我们已很难进行详细统计。但可以确认的是，仅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一处，就损失了图书46万余册；而战后从日本几处图书馆追回被掠夺的香港冯平山图书馆藏的珍贵古籍，则达到了35000册。

 抗战期间，中国被劫掠的公私文物数量十分惊人，其准确数量无法统计，但我们可从以下几例中窥见一斑：南京库存文物原共19634箱，南京失陷前运出16681箱，城陷时存京库未及运出者2953箱，分藏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和国立美术馆。1938年6月，日军特务打开575箱，清点文物数为8096件。而抗战胜利后，我国从敌伪手中只取回文物2776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垂涎华北，北京已处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为了不让文物落入日本人手中，当时的北平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最珍贵的文物装箱，准备南迁。这批文物的挑选、装箱、保护、加封、整理等工作，耗时一年多。

 1933年初，长城抗战开始，2月6日深夜，首批文物装上火车开始南行，3月15日，故宫博物院开始装运第二批箱子，同时帮助颐和园鉴定并代运文物。至5月15日共装运五批。故宫博物院三馆一处共计13491箱，其他各机关文物装箱数则为：古物陈列所5415箱，颐和园640箱，国子监(石鼓) 11 箱，共计6066箱。总计19557箱、242592件珍贵文物，包括了自秦朝以来的6411幅书法和绘画作品、商代的4402件青铜器和3894件玉器、23780件南宋时期的瓷器。这是一批价值无法估量的稀世之宝，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代表性杰作。

满载国宝的6列火车离开北京后，经平汉、陇海、津浦、京沪铁路运往上海,存放在上海的英、法租界里。1935年6月，曾从中精选出80箱，赴英国举办了一次中国艺术展览。1936 年底，由于中日关系更趋紧张，故宫博物院遂将上海的文物珍宝陆续运存南京朝天宫地库的新库房。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8·13上海烽烟又起。来自北京的国宝，连同南京国立中央博物馆的收藏，除2900余箱留在南京外，其余文物分三批，由水陆三路运往西南，共计文物16699箱，其中内政部古物陈列所5303箱，北平故宫博物馆藏品11396箱。

北平故宫博物院决定，将曾于1936年参加赴伦敦展览的一批文物，加上一些重要文物，共80铁皮箱运往西南。1937年8月14日，首批西迁文物80余箱先行储存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但不久长沙即遭空袭。文物因而继续向后方迁运，文物离开长沙一个月后，日军飞机便轰炸长沙，炸毁了湖南大学图书馆。1939年4月13日，南京古物保存所文物5箱计有秦汉古剑等珍贵文物118件移藏华严洞，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1939年7月，国民政府颁布《抗战损失调查办法》及《调查须知》，要求各地分别调查上报，编撰相关材料，并为此成立了战时文物保存委员会、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等专门机构。

开罗会议后，各国都开始考虑战后索赔问题。1945年8月起，不断有相关人员提交清理日本掠夺中国文物方案等。1945年10月5日，文物保存委员会拟定归还文物初步意见，列举文物详单，指明要求东京帝室博物馆等63家机构归还相关文物。

但是各国被劫数量不一，赔偿归还政策讨论不休，直到1946年6月18日，负责此事的远东委员会才决定归还被劫文物的政策，但各国又在被劫文物的归属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中国被劫文物最多，但代表权只有一票，因而在这有失公允的政策中，落了下风。此后，为了追回被劫文物，中国国内提供了许多线索，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很多文物至今仍未能回到祖国。

抗日战争时期，狩野直树、岩村三千夫、野原四郎、岛田政雄、安藤彦太郎等日本文化学者坚决反对军国主义。战后，也有许多日本学者致力于推动全民对战争的反省。实藤惠秀于1960年访华时，把他在战争中得到的29册中国古籍无条件归还中国，安藤彦太郎等学者也一直在为“中国文化财”的归还而努力。1972年，小岛晋治、实藤惠秀、加藤佑三等学者共同发表了《关于从中国掠夺的研究资料的处理问题》的声明，要求立即归还被掠夺的中国典籍文献。这反映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正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