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与地方史关系紧密，志书应当记载和反映史学成果，地方史研究成果又丰富和完善了地方志关于“历史”的记述。1987年，我们在《渠县志·建置沿革》卷编辑工作中，感到史实不清，至关重要的几个问题需要明确：

首先，宕渠县究竟何时建置？

次之，“宕渠”县名涵义为何（其中宕渠建县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样的）？

其三，旧志提到的“巴子国”是怎么回事？

渠县地方史缺乏研究，既无现成结论可凭，又不能绕道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本不是修志份内，此时却不然。敷衍塞责聊以应付，则不能超越前人的认知。旧志一大弊病就是因袭传抄。民国县志述建置加入了考证，不但沿革不清晰，且文字更繁杂。因此，必须把地方史的相关问题考察清楚，方可解决本县最初建置问题。于是，将上述三个问题一并考察，历时两年，得以理出点头绪。志稿通过了县志评审会议的审评。新修《渠县志》（1991版）先后获四川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三等奖、中国新修地方志专项成果二等奖。

渠县（秦时称宕渠县）

宕渠县，距今已2000多年。志书中建置问题是清代以来的一桩“公案”。

《史记》无志，《汉书·地理志》列其郡县名号、领属、山川及方物特产，未及地理沿革。后来地志专书以及历代旧县志，述渠县建置无不自《汉书·地理志》始，称“汉初置县”或“本汉旧县”。我们知道，公元前316年秦国兼并巴蜀，始设郡县。若汉初始置宕渠县，则意味着公元前314年置巴郡以来，至汉初百余年无所领属？这不合常理。《华阳国志·巴志》载：“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三十一县。”《华阳国志》刘琳校注指出，秦并巴蜀后，考知有江州、宕渠等二十五县。

宕渠故城—城坝遗址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宕渠郡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始皇时，有长人二十五丈见宕渠，秦史胡母敬曰……”即那时已有“宕渠”之名，说明宕渠已置县。

“宕渠县  郡治。有铁官。”“賨城”，宕渠县治（今渠县土溪城坝）。宕渠故城因车骑将军冯绲增修，又叫“车骑城”。《舆地纪胜》：“巴西宕渠，邻山重叠，险比相次，古之賨国都也。”这些记载相互印证。

我们注意到“宕渠盖为故賨国”是一条珍贵的历史线索。其含义有四：

宕渠县是过去的賨国之所在；

宕渠县与賨国一脉相承；

宕渠县范围即賨国最后之地域；

宕渠县置县背景待考。

关于“宕渠”县名涵义，先后有过三种解读（以山名县说、字面意义说、注疏引义说），似以为均不靠谱。联系賨人问题的考察研究，我们论证其为古宕渠先民——賨人的特定居式。《说文解字》：

“宕，过也，一曰洞屋。从〔宝盖〕。”

“渠，水所居。”

“宕渠”二字连用，应作居式理解，“宕渠居式”即以溶岩洞穴和傍水结庐而居，就如传说时代的“有巢氏”。此与先民采集、渔猎生活相适应。为此，笔者曾与原县志总编联名写了《“宕渠县”建置及县名释义》一文刊发说明。

通过对賨人这个古老民族的考察研究，我们确定賨人世居渠江流域，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古文明，其农耕文化达到了相当高度。因此，公元前314年设巴郡，同时建置宕渠县。这个意义是，宕渠县建置始有一个确定的年代，且建县历史较旧说早了110多年。                              

渠县夜景

考古资料表明，1万多年前，渠江流域已有人类活动；4000到5000年前，人们聚居开发。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砍砸器、石锛、陶纺轮、陶网坠和骨针等，是当时人类留下的器物。

渠县賨人谷景区（蓬州闲士摄）

《汉书·地理志》：“巴、蜀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民食稻鱼，俗不愁苦。”《华阳国志·巴志》：“土植五谷，牲具六畜。”可见其农业已很发达。在此基础上，渠江流域的手工业颇具特色。就其大观：

酿造业兴盛，早有“清酒”传世；

纺织业发达，麻类植物是渠江流域传统品种，“賨布”长期作为赋贡，不独产量较大，也在质量较高；

板楯，賨人的盾牌为木质制品，外形独特，外人一望便知，所以称其为“板楯蛮”；

制陶业规模较大，城坝遗址汉砖遍地，粗略统计有50余万匹，具有文物价值的文字砖、彩釉砖多达90余种；

建筑业有很高水平，两晋时候，賨城、卢城尚存。经历年考古发掘，城坝遗址发现了大量战国早中期青铜礼器、兵器，以及秦汉陶器、玉石器和砖四大类。汉阙，6处7尊，集中分布于宕渠故城以西古驿道边，占全国存数近1/4。城坝遗址和汉阙先后被列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在东晋以前的1000余年间，渠江流域古文明与中原文明差不多可以相比，而又有地域和民族特色。这种文明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也非一般的“蛮夷之邦”所能概括和说明。据我们考察，著名的“賨人”或板楯蛮这个民族，是他们创造和发展了渠江流域文明。现如今，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恐怕还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

沈府君阙

賨人为渠江、嘉陵江流域的原住民。賨人有所谓“巴人”“白虎复夷”“夷人”“南蛮”“板楯蛮”“僚人”等多种称谓，以賨人、板楯蛮为著名。《晋中兴书》：“巴人呼赋为賨，遂因名焉”。有罗、朴、昝、鄂、度、夕、龚七大姓氏。族人身躯高大，性情敦厚、质直好义，俗喜巫觋；服饰以弜头或鹖冠、左衽、跣足为特点。賨人以渠江的“城坝”为中心，在相对稳定的地域环境中发展进步，创造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灿烂的古代文明成就。

賨人谷賨王桥（蓬州闲士摄）

秦昭襄王时，秦蜀巴汉四郡发生“白虎为患”的事件，板楯蛮人秦精、何射虎等作竹弩射杀了“白虎”。《后汉书》《华阳国志》记载了这个故事。秦王曾有“邑万家，金帛称之”的悬赏。有趣的是，不封侯也就罢了，怎么还要与有功人群订立“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的盟约呢？用政治手段了结一次偶发事件，说明“白虎”非虎，所谓虎患实际上是廪君蛮上层集团的武装暴乱，被賨人出兵设伏平定。唐人卢求《成都记·序》载：“昭襄王时，又有白虎为患，盖廪君之魂也。”《后汉书》说巴（虎巴）夷酋“爵比不更，世尚秦女，有罪得以爵除”之罪不见另载，恐怕正是白虎之乱。

賨人谷风景

值得注意的是，賨人所酿造的“清酒”，盟约以此为质，足见其名贵。《周礼·酒正》将清酒列为三酒上品。酿酒是在谷物剩余的情况下才允许的，而达到名酒，更有一个技术发展过程。可见，渠江流域农耕经济比较发达，酿酒工艺达到了相当高度。而后《水经注》记载的“巴乡清”名酒，即得益于賨人的酿造技术输出。

两支巴人互不相属。《晋书》《晋中兴书》写板楯蛮，称“廪君之苗裔”，以至于今人还有说“板楯蛮为巴人的一支”，将两个不同族种的巴人混为一谈。“白虎之患”的背后表明两支巴人虽接壤相处，却有世仇。《后汉书》述“巴郡南郡蛮”，将廪君蛮与板楯蛮分别记述，并不混淆。

賨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后汉时，“賨”即有明确说法。《说文解字》释賨：“南蛮赋也”，而释蛮：“南蛮，蛇种”。《广雅·疏正》賨作賩。向朝廷纳赋称为“賨”的这个民族，当时中原谓之“南蛮”“板楯蛮”。蛇种南蛮就是“蛇巴”。就是说，賨人本为巴人，即所谓“蛇种”巴人。

賨人参加了武王伐纣。所谓“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刘邦募賨人定三秦，见“巴渝舞”而喜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这应当是世代相传的说法。表明賨人的史迹相当古远。刘邦将“巴渝舞”引入宫廷，十分有名，传之久远。司马相如所谓：“《巴渝》《宋》《蔡》，金鼓迭起，洞心骇耳。”

巴地除有两支很有影响的巴人外，也是民族杂居共处的地方。两个版本《蜀都赋》分别写到：“东有巴賨，绵亘百濮”；“左绵巴中，百濮所充”。

“巴有将、蜀有相”是两汉人文之大观。賨人“世挺名将”，庞雄、冯绲父子、元贺、李温、王平、苟扶等皆“建功立业、有补于世”云。

西晋流民入蜀，推举李特、李流为领袖，后攻占成都而建大成国，李雄称帝。李特父子为賨人后裔，其祖李虎在汉建安年间随张鲁北投曹操。这段史话，古人视为异数。

“賨国”与“賨国都”。有学者认为，賨城应为秦灭巴蜀之前所筑，城乃守君卫民的产物。据《山海经》之记载以及派出军队参加武王伐纣等事迹看，蛇巴人曾建立奴隶制王国是可能的，或者为部落酋长会议制国家雏形。《逸周书·王会》载：“巴人以比翼鸟，蜀人以文翰（献）”。据考，此为周成王二十五年（前1039）。能参与王会者，应具有诸侯国的资格。史称巴、蜀，其实賨人比虎巴人发端更早，出土文物材料亦不逊色于三峡等地，渠江、嘉陵江流域可能就有个賨国。可以肯定的是，秦灭巴蜀时，四川盆地有蜀、巴、賨三支较大的民族或武装力量存在。賨人拥有渠江、嘉陵江流域，最后仅存渠江流域；辖区总面积近4万平方千米。

賨人故事已邈，其文化成就尚有遗存可寻。“清酒之甘醇，汉阙之神奇，賨旅之劲勇，巴渝舞之雄浑”，是賨人及賨人文明的精粹与缩写。 

（载《巴蜀史志》2018年第5期，总第2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