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60年代中后期至70年代中期。

江安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根据毛泽东发出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按党中央、四川省委、宜宾地委的指示，江安县委具体组织领导开展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从1964年至1980年，共历时16年。全县城镇的下乡知青，包括自贡市、宜宾市（时为专区）及川安化工厂、火炬厂等军工企业来江安落户的知青，江安城镇支援西藏波密县、黑龙江853军垦农场的知青，累计达到7858人。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为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精兵简政”。实行精兵简政和压缩城镇人口，是克服当时经济困难最为直接最为有效的办法。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影响，从1960年开始，全国各地的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这主要是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下降，尤其是在“大跃进”中，随着基本建设规模的加大和重工业战线的拉长，全国大部分地区工业、文教事业发展过快过急，大批农业人口涌入城市，城市职工和城镇人口增加过多，农村劳动力严重被削弱，使得农业生产发展更加缓慢，农民负担过重，市场供需矛盾突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财政赤字扩大。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力精减干部职工，压缩城镇人口，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1962年至1963年，江安县动员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从事农业生产，共下放安置669户2841人。当时主要是成户下乡，老少都有，不是专门动员知识青年个体下乡落户，只是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4年，江安县当年在城关镇共动员知识青年95人上山下乡，分别以知青小组的形式到怡东公社岩区的3个大队17个生产队插队落户。1964年知青下乡分两批动员，第一批是7月21日下乡39人，第二批是9月23日下乡56人。

为解决下乡知青分散插队的实际困难和问题，1965年12月，江安县委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四川省委、宜宾地委“关于创办社办场重新安置城市知识青年”的要求，建立了怡东公社青年林场，把怡东公社各生产队的知青集中到青年林场生产劳动，只留了凉水井生产队知青小组8人继续插队，与林场集体安置方式作对比实验。

1966年5月18日，城关镇和梅花镇动员应届初中毕业生和社会青年共61人，上山下乡到怡东公社青年林场的高屋基和马伏寨两个分场集体安置。

1966年12月至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在江安县全面展开，怡东青年林场的知青纷纷返城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并于1967年将户籍全部迁回原籍。怡东青年林场自行解体，上山下乡运动因发动“文革”而中断。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党中央、国务院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领导小组，四川省人民委员会逐步停止行使职权。1968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作出《关于同意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分别部署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开始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11月，江安县首先把1964年下乡的知青全部动员返回农村，然后从1969年1月起，集中半年时间，把因“文革”而积压的“老三届”（66级、67级、68级）初、高中毕业生，分别下放到全县41个公社的各个生产队插队落户。同时，还按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安排，接收安置了自贡市、宜宾市（现翠屏区）下放来江安县的知青1248人，集中到铁清、滥坝、底蓬3个区的各个公社插队落户。至1969年底，全县下乡知青达2481人。

从1969年起，上级对知青下乡统一规定，凡学校毕业后不符合留城条件的学生，一律上山下乡。下乡主要以分散插队落户为主，可以按地区、系统的对口公社，成片下乡；也可以投亲靠友，自行联系生产队，挂靠下乡。至1973年底，全县下乡知青达到4441人。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不久，国家就开始在下乡知青中征兵、招工、招生，部分知青因此离开了农村，全县下乡知青人数常年保持在4000人左右。

为解决好下乡知青分散插队的实际困难和突出问题，1975年起，按照上级安排，大力推行集体安置下乡知青，以各种场、园、队的形式，把知青集中起来生产生活。江安县至1977年止，共举办各类农场、林场、茶场、园艺场等共232个，集体安置下乡知青1885人，占应集体安置知青总数的80%。1977年11月，宜宾地区下乡知青集体安置工作现场会在江安召开，向全地区推广江安经验。

1976年9月21日，江安县革命委员会动员本县知青援藏，共安置25人上山下乡到西藏波密县。

1977年6月和8月，全县分两批动员县城和集镇知青490人支边，到黑龙江省853军垦农场参加生产。

1978年12月12日，中央批转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决定压缩知青上山下乡规模，积极安置已经下乡的知青回城镇就业。江安县通过招工、兴办大集体和新集体等多种形式，大力安排下乡知青回城镇就业。到1980年12月底，全县留在农村的下乡知青只有55人（其中本县47人，外地9人）。稍后，全县下乡知青除4人自愿留在农村外，全部安置回城镇，江安县的上山下乡运动全部结束。

江安县历时16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下放和安置城镇知青7858人到农村社队和边疆农场。知青们在农村参加各种艰苦劳动，接触了农业生产实践，经受了锻炼，增长了才干，奉献了自己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为传播城镇文化知识，开发农村、建设边疆作出了一定贡献。全县下乡知青中，有36人入党，1067人入团，160人进入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领导班子，400多人担任农技员、赤脚医生、民办教师、会计、出纳、保管等工作。后来，一批知青还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人才，在不同岗位上取得一些成就。但是，由于上山下乡运动没有考虑知青群体的实际问题，把大批知青“一刀切”下放到农村，一度失去了在城镇升学和就业的机会，耽误了一代人的正常成长。1970年起开始虽在知青中招工、招生，但因“僧多粥少”，“走后门”之风严重，毛泽东批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批知青下放农村后的再次就业问题。

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本身出发点是好的，为国家解决了城镇就业压力，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再教育，但大批知青因此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高端科技人才生成的断层，同时，还增大了财政负担，全县由上级财政安置知青的专项拨款就达252万元。知青家庭也为子女在乡下增加了精神和经济上的负担。农村也因为安置知青，不同程度加重了农民负担。下乡知青分散插队，许多实际困难无法解决，引发了一些社会矛盾。总的说来，江安县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在推动生产、解放生产力等方面，是失大于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