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成都水利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成都文明史。九里堤，本名縻枣堰，为李冰穿两江（内江、外江）到改府河的重要节点，源起秦代，成于唐末，兴在两宋，困落明清。明代，因堤长九里而得名，后因诸葛亮在蜀地的影响，被误认为诸葛亮所建，又称“诸葛堤”。直至1980年代，仍存有30多米长的土埂。1981年，九里堤被列为成都文物保护名录。2013年，重建九里堤遗址公园和诸葛庙。而今，堤坝已不存，只留地名。九里堤诸葛庙棚户区也进入拆迁改造日程，成为诸葛庙科创湾的组成部分。

九里堤，源起李冰治水都江堰

在农业社会里, 人们最关心的是除水害和兴水利。古蜀国都城三次迁址，即从郫都迁到新都、广都（今双流华阳镇附近）、成都，都是随着大禹、开明治水重点转移优选的结果。据《禹贡》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 《水经注·江水》则记载：“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之所凿也。”而成都城市的第一次兴起，则与蜀守李冰领导西蜀各族兴建都江堰系统工程密不可分，以此开启成都社会经济的繁荣。

秦灭蜀后，张仪、张若筑成都城。秦把蜀地作为支撑其统一六国的大后方，兴修水利，发展水运，秦昭王五十一年（前256年），蜀郡守李冰主持都江堰的兴建，在成都城西北外侧开郫江（内江）、检江（流江、外江），把成都平原上散乱的区间河流整治成两条骨干水道，并引入丰富的岷江水源，形成“两江并流”之势，成为都江堰系统工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蜀郡治所在大城，成都县治所在少城。为方便百姓进入城市，李冰上应七星，在西南两江之上造七桥：在郫江上，少城西北面筑永平桥；顺流向南筑长升桥；少城正西门边冲治桥；西南方石牛门外筑市桥，顺江下方沉石犀牛；大城南门筑江桥（南桥）。在检江上，江桥南面筑万里桥；溯流向上筑笮桥（夷里桥）。据《方舆胜览》记载：“内外江皆从城西入。”秦时，无九里堤。可以推断縻枣堰当位于永平桥溯流上方。也可以判断，整治后的郫江，从西北方向，沿今九里堤所处位置转道，近城市向南向东流，成“L”形，最终与检江汇水，使成都成“滨水”格局，一改成都地理位置封闭的劣势。西汉司马迁《史记·河渠书》记载：“于蜀，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享其利。”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记述较详:“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塑江作棚，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眠山多梓柏、大竹，颓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塞水门。故记曰: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谓之天府也。”

李冰治水，使成都平原形成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成为中国几次统一战争的战略基地。靠近成都城区的“两江并流”，使城池与江河保持了一定距离，既有舟楫之利，又少洪水之患。成都，自秦代建城，至唐代中叶，大约一千年间少有大水灾记载。同时，由于水运便利，沿岸人口增加，出现了许多码头、锦官城、车官城等，“两江”构建了一水通天下的黄金水道，沟通了西部与东部的联系，使成都经济得到繁荣发展，在汉代已经与临淄、邯郸、洛阳、宛等并列全国五大名城。西晋山东人、著名辞赋家左思在《蜀都赋》中赞美成都高大华丽的建筑、繁荣的经济，留下了“金城石郭，兼匝中区，既丽且崇，实号成都”这样为成都风貌传神写照的名句。二江美景亦成为历代诗人咏赞的对象。唐朝李白《登锦城散花楼》诗云：“日照锦城头，朝光散花楼。金窗夹绣户，珠箔悬银钩。飞梯绿云中，极目散我忧。暮雨向三峡，春江绕双流。今来一登望，如上九天游。”

九里堤，成于高骈扩城改郫江

秦灭蜀后，张仪、张若所筑土城，即为秦城。汉代及蜀汉时都没有扩展，一直到唐代，成都仍为秦汉旧城。李冰治水后，城市西南边的西市、南市发展迅速，商贸繁荣。中唐以后，特别是玄宗避难成都后，在东郊建设规模雄伟的大慈寺，东郊逐渐繁荣。闻名遐迩的驷马桥（升仙桥），建有送客楼亭，作为汉代出城的标志。韦皋还在万里桥南开设新南市，楼阁宏丽，成都城已经呈现出向东向南发展的趋势。

唐朝时期，成都周边最复杂的民族关系就是与南诏、吐蕃的关系，特别是南诏统一洱河地区后，并没有帮助唐朝对抗吐蕃，而是不断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天宝战争后，公元795年，南诏奉唐朝为正朔。但好景不长，829年开始，南诏袭扰成都，抢掠去大量能工巧匠和珍奇货物；869年，又两次进逼成都。874年唐僖宗李儇继位，任命镇守安南颇有建树的名将之后高骈为检校司空，兼成都尹，后又成为西川节度使。高骈直接面临着严峻的安全防卫形势，他很快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扩城开河！

876年，唐僖宗同意高骈的主张，当年8月全面动工，高骈命令僧人景仙做规划设计，整个工程包括扩城池、筑城墙、堰縻枣、改郫江四个步骤。扩筑罗城只用了96天，周长25里，城墙外表第一次使用砖砌，城墙上修建了用于守城的城楼、库房、通道，城墙顶部外面修了女儿墙，从此防御能力大增。

城筑起后，高骈在郫江上游修筑一个导流堤——九里堤，废除了李冰治水时郫江经九里堤以下直接南流河段，改道沿城北东行，在城东又折向南，成“┓”形，在城东南角与检江相会，流入岷江，使成都形成城北、城东、城南三面临水的格局。由于郫江改道向东，原向南流故道水量逐渐减少，渐至枯涸。高骈又顺应地形，汇集西北流来的水，在西城垣前开凿了另一个关键性工程——“西壕”，在城外形成深堑大河环绕的护城河。巴蜀文化学者袁庭栋先生在《成都街巷志》记载，西壕大致为今天的饮马河、西郊河。饮马河即由沱江分出的瓦官河及马河汇集而成，因清代满蒙旗兵常到这里饮马而得名；西郊河原为洗脚河，是犀牛河一段。

新郫江（府河）保护北、东两面，西壕和流江（南河）连通保护西、南两边。河流环卫成都城坊四周，既筑起了一道城防线，又增添了一道“两江抱城”的新景观。九里堤也成为成都西北最重要的水利设施，其功能既在于阻郫江改道，更在于“堙洪源，折逆流”，阻止大水对成都城的冲击。自此，“两江抱城”，并派生出一些规模较小的支流，横贯东西穿城而过，构筑了城市水利设施完整的河湖水系，形成了成都历史上最佳生态环境和最美生活空间，使其跃升为“扬一益二”全国性中心城市，呈现出“自古文人皆入蜀”的趋势，古蜀之都创造了第二次城市文明的辉煌，至今依然影响并成就着这座“音乐之都、休闲之都”。

九里堤，兴在两宋名臣治水患

五代末至北宋初年，成都城市不仅经历了朝代更迭战争的洗礼，而且还因正处于暴雨洪水多发周期，城市水利设施频遭水患损坏。九里堤，作为郫江进入城区的重要水利工程节点年久失修，垮岸淤漕，已丧失了防洪、导流等功能，一遇暴雨就水灌西门，城区被淹，尤以952年和966年两次大水危害最大。宋张唐英《蜀梼杌》记载：“后蜀十五年六月朔日，蜀后主宴教坊，俳优作二龙斗。须臾，天昏地暗，大雨雹。明日，灌口奏岷江大涨，锁孽龙处铁柱频撼，其夕，大水淹城，坏延秋门，水深丈余，溺数千家。”

两宋时期，入蜀为官者莫不把整修水利、整治城市水系作为为官利民的主要举措，刘熙古、文彦博、吕大防、王觌、度旦、席益等历任太守疏浚和整修河道对今天形成成都“内外两江，四大干渠，十八沟脉”河湖水系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有文献记载的，以刘熙古、文彦博，范成大三位名气最大，且治理成都城区水患无不从重修縻枣堰（九里堤）开始。

966年7月，岷江暴雨洪水，縻枣堰垮塌，府城西阊门进水，城区被淹，酿成巨灾。史载“秋七月，西山积霖，江水腾涨，溃堰，排故道漫莽两堧，汹汹趋下，百物资储蔽波而逝”。作为宋太祖原霸府主要幕僚之一，被《宋史》评价为“登朝三十余年，未尝有过”的刘熙古，此时刚刚由兵部侍郎迁任成都知府，就面临这样一场巨大的考验。大水后，刘熙古重新规划维修都江堰水利工程，重新设计城内防洪工程体系，重修縻枣堰防洪堤，使其“绝其泛滥决溢”，成为城区防洪屏障；且专门招募了一支河防兵，负责日常巡察并维修堤防。民众感恩于刘熙古，遂称縻枣堰为刘公堤，因刘熙古曾任兵部侍郎，也称侍郎堤，并建刘公祠予以纪念。

经过刘熙古整修和制度性建设，成都城区80多年没有遭受过大的水灾。1044年，北宋名臣文彦博任成都知府时，縻枣堰已经开始破败了。何涉《縻枣堰刘公祠堂记》记载，文彦博修建縻枣堰之初，站在堤上感叹：“昔者勤劳谓何，后者解　　　谓何？将利近易知，害远难究哉？以吾为尹于兹，诚不可遗西人他日戒惧。”意思是说前人的辛劳，后人不能荒疏，我既然做了此地的主官，不可给后人留下隐患。于是，按照百年工程的标准整修縻枣堰，将低凹单薄的堤身加厚加固，让河水顺势流淌；并督促将堤上已废刘公祠进行重修，让縻枣堰又一次焕发了新生。自此，虽后来有吕大防、王觌 、度旦、席益等整治河道治水，但却没有再专门对縻枣堰大修的史料记载，可以推断文彦博大修縻枣堰质量之高。文彦博治水縻枣堰仅为其政绩之一，他到达成都后，还严肃军纪、平定士卒哗变，整理吏治、平抑米价，政有威严、遇事果断，成都人称近时镇蜀之善者，莫如田元钧（指田况）、文潞公（文彦博别称文潞公），不愧被史学家称为宋朝第一名相。何涉《縻枣堰刘公祠堂记》实为称颂他的功绩而作。

南宋1137年夏天，縻枣堰经过百年洪涝的洗礼，已经不能守护这座多难的古城了，江水夜泛西门，与城中雨水合，汹涌成涛濑。重修縻枣堰再次成为成都官员治蜀的当务之急。1175年，大诗人范成大来到成都，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范成大深知縻枣堰于成都城区的重要性，他继续像文彦博一样，治水从重修縻枣堰开始，广植树木，在堰下修建亭榭，一时成为成都城外重要的游览胜地。杨甲《縻枣堰记》记载：“上之淳熙二年，吴郡范公，以鈇钺镇蜀。仁行如春，威行如秋，休养生息，人用以宁。越明年六月，筑亭于縻枣堰下，云汀烟渚，竞秀于前。古木修篁，左右环峙，相阴森森亘数十里。幽旷清远，真益州之胜迹也。”成都北门外的縻枣堰烟水迷离、幽远静谧，成为文人雅集的地方。范成大在成都任职仅短短两年，却政绩斐然。他推重蜀士，兴治水利、施惠于民，治军有方、控边得当，为同时代和后世所称颂。陆游在西门登张仪楼时，发出“龟书成都锦水滨，金牛路辟复通秦”这样的感叹，赞颂范成大：“及公之至（成都）也，定规模，信命令，施利惠农，选将治兵，未数月，声震四境。”范成大离任后，宋孝宗给予“蜀民思卿如亲慈”这样的评语。

成都城区治水，以刘熙古功绩最大，重建高骈所筑縻枣堰，基本解决了北宋时期的水患问题；以文彦博修筑縻枣堰工程量最大，打造百年水利工程；以范成大修建縻枣堰最美，成城外游览观光胜地；其他历任地方官吏再无需解决縻枣堰泛滥问题，城区水患治理基本仅以疏通渠道为主。整体而言，两宋仍保持着唐代城市水利的辉煌，继续把相隔万里的益扬二州连接起来，犹如岑参诗云：“成都与淮扬，相去万里地。沧江东流疾，帆去如鸟翅。”成都蜀锦业鼎盛，产品远销全国及海外，绘就扬州“蜀锦红船重”的盛景。

九里堤，困落明清误归诸葛

縻枣堰的归属，其实是毋容置疑的。其因在李冰治水，形成“两江并流”之势，其果为高骈建堰改道郫江，形成“两江抱城”之局，功用发挥最大为两宋时期，成都城池防洪、商业发展都依赖于环城两江。但是，宋末元初战乱使成都城池毁灭、人口锐减、城市水系遭到重创。虽然元、明、清三代政权稳固后，对成都城市和水系进行改造和修整，但是随着中国政治中心向北方转移，成都商业地位下降，成都已经很难重回唐宋时代的辉煌了。九里堤也因此年久失修，功能逐步退化，明朝时堤长仅余9里，时人开始把縻枣堰称为九里堤。

明朝，随着一部奇书《三国演义》的走红，诸葛亮在蜀地影响极大，明朝人误认为九里堤是诸葛亮所修，又称“诸葛堤”。虽然没有可信的资料证明九里堤跟诸葛亮有关系，但诸葛亮在蜀中高度重视都江堰工程维护与管理确有其实。据《水经注·江水》注引《益州记》记载，诸葛亮在都江堰专设堰官，又征丁一千二百人驻防都江堰。这说明当时诸葛亮在都江堰采用了堰官带武装的管理系统。这是都江堰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堰官带武装的确切记载，开辟了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的先河。堰官直接受蜀汉朝廷管辖, 不受郡、县地方政府干扰。诸葛亮的治蜀之功受巴蜀民众的世代敬仰。

诸葛亮筑九里堤一说最早出现在明代正德《四川志》、嘉靖《成都府志》、天启《成都府志》及清代康熙《成都府志·山川》，皆谓縻枣堰为诸葛亮所筑。嘉靖《成都府志》记载：“九里堤在成都西北隅，其地洼下，三国蜀汉诸葛武侯筑九里堤，以防冲啮。” 这些新的历史认知，可以说是后代官方与民间对蜀汉政权和蜀丞相诸葛亮形象达成的一种共识，其中不乏对本土文化和历史的重新确认与美化，而随着历史的演进，这种寄托了美好愿望的附会与演绎，本身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三“龙坝池”条，“近人于堤下掘得《蜀丞相亮护堤令碑》”，碑高0.53米，宽 0.55米。碑文如下：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息。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报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章武三年九月十五日。

1980年，四川省三台县文化馆杨重华先生在清理馆藏古代字画时发现一张蜀国“丞相诸葛令”碑拓片，疑是同属一碑。经学者研究疑是清代后期或更晚的伪作。“丞相诸葛令”碑年款为“章武三年九月十五日”，然而历史上的章武三年根本没有九月。章武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刘备病死于白帝城，五月刘禅即位即改元建兴（见《三国志·蜀书》）。身为丞相的诸葛亮，在改元之后四个月颁布法令时，署年当为“建兴元年”，绝不会错写年号。另据李冰石像上的建宁元年（168）题记与“丞相诸葛令”碑所书章武三年（223）相隔仅五六十年，隶书风格应该相近，而两者却完全两样，以此认为此拓片内容为伪。但也有学者认为，以上错误即为后人根据老碑腐蚀严重，复制时因为鄙视后主乐而忘蜀，故意将原碑上建兴元年的年号改错，并表明此工程在章武二年冬十月动工，次年九月完成。又论及刘备“即皇帝位于成都武担山之南”，蜀汉宫城位于今北较场五担山一带。修建新宫，必需大量木料。全赖从都江堰上游水运而来。九里堤距皇宫最近，在此修堤坝及打捞木料的码头等设施最为理想，直到近世成都所用木料多在九里堤上岸。据此认为，诸葛亮确实颁布护堤令，而此碑为清人仿制错误而已。

不管学术争论结果如何，诸葛亮之于九里堤是蜀人的“乡愁”。从民俗形成角度来讲，诸葛亮形象的确立与神化的演进，因《三国演义》这部说书人脚本的巨作，赋予了蜀汉正统论的认识，这使偏安一隅的蜀地民众感觉蜀汉政权由“偏房”变“正室”，诸葛亮的形象也得到丰富和神化。《三国演义》不仅赋予了四川许多地方传奇的故事，还改变了许多地方历史的本源，也因此形成了“蜀人每事好归诸葛亮”的风俗民风。于是，縻枣堰的归属，也就有了诸葛亮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忠诚和智者代表人物的影子，并且不断渗透到民间各个角落，以此通过“神人”再造，寄托蜀人对唐宋辉煌的怀恋和对成都城市复兴的渴望。

九里堤虽非诸葛亮建造，但九里堤上的诸葛庙确是真实存在。刘公祠毁于南宋末年，诸葛祠堂应是民间在刘公祠旧址兴建。有据可查，应为明代创建。明朝天启《成都府志·祠庙 》记府治城北建有诸葛庙，根据同书上的《府治三衢九陌宫室图》位置判断，图上武侯祠当为九里堤上的诸葛庙。清同治十年修《成都县志·祠庙 》记载：“县西六甲八里，在九里堤之南，名诸葛庙，创建年月无考。乾隆九年重修。”据此可知清代是重建而非新建。

从李冰治水到两江环抱，从縻枣堰到九里堤，历史跨过了2400多年。这个古老的堰堤在成都治水兴城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迹。成都这座“因水而兴”的都会，从1993年以府南河综合整治为先导，揭开了再造“活水成都”的序幕，直至今日还坚持不懈地行走在“国家中心城市”的复兴路上。

（作者：王旻轩，作者单位：成都市金牛区地方志办公室，原载《巴蜀史志》2018年第1期  总第2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