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海是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遂宁县志》的主修人，他为保存遂宁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

孙海（1840—1901），字吟帆、云帆、云樵，又字举卿，号配山，清代甘肃省秦安县人。生而英异，为清代书法家孙振声之子，自幼受到得天独厚的家规书香熏陶和良好的家学教养。十二三岁时所作诗文，就让乡里师长惊讶。十五时在应县试中获第一，深受学政赏识。

清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科，孙海考取拔贡，朝考后以知县分发江苏，因父母年老改任四川。历任阆中、成都、富顺、遂宁等县知县，所到之处均政声卓著。其中，成都为四川省会的第一县。遇到部使查办事件，让受审者陈述案情，孙海均立即办理，始终无误。

清光绪二年（1876），孙海出任蜀中遂宁县知县。遂宁是商贾云集之地，前任知县因对待市民严厉而导致罢市，孙海到任后，以理说服市民，市民均心悦诚服。

孙海出任遂宁知县后，见遂宁近代名人、蜀中诗冠张问陶（号船山，清乾隆五十五年进士，官至山东莱州府知府）的诗篇字迹，几乎家家收藏，人人吟诵，而其事迹却不见志乘。盖自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以后，遂宁便未纂修过县志，故无所载。他便邀集张问陶的从侄张知铨 、张知雄等人商议，设局举事，并聘请中江县学者李星根前来总撰。清光绪三年（1877）秋，工将竣而孙海另调他任，便把修志事交与继署知县胡圻（浙江会稽县监生），由胡圻董其事且付之刊刻。刻毕，已是清光绪五年（1879）。

该志分十八门附十门，约20万字。除艺文一门，其他各门类均简，远不及乾隆旧志记载为详。山川、津梁、古迹、寺观等仅记名目方位，人物门亦大量删削。而艺文门占全书之大半，除转录乾隆旧志原载外，增纂了大量近百年间之诗文，主要是张问安、张问陶、张问彤兄弟的著述以及关于他们的传记。对于地方文化史来说，具有较高史料价值。在艺文和杂记中，收载了咸丰、同治年间李永和、蓝大顺率农民起义军由滇入川，进而攻打遂宁县境各乡镇之战事，记之甚详，亦有价值。书首仅附一幅舆图，不及乾隆旧志。唯诸祀、学校所载太过繁琐，且学校门中又多系文庙之祭祀一类。今存清光绪五年（1879）刻本。

除修县志外，孙海在遂宁还编撰并刊印了《训俗恒言》一书。该书是孙海任遂宁知县时为劝诫、教化遂宁士民而作的系统普及文章，清光绪二年（1876）秋由遂宁县官府刊印，全书共88页、1万余字。《训俗恒言》语言通俗易懂，适合社会各阶层的人识读遵守。全书分《序言》《劝士》《劝农工商贾》《劝书吏差役客卿约》四大部分，其中《劝士》《劝农工商贾》尤为详尽，统一用易记上口的通俗语言作为条目，一件件地列出当时风俗中存在的各种陋习，用“莫”字句进行劝导，如“气死莫打架”“困死莫害人”“饿死莫做贼”“闲死莫吃烟”等等。条目之下，对所劝之事进行详尽分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娓娓而谈，让人心折口服。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和理念直至当代仍然有启示意义，比如戒赌毒、得理饶人、化解仇恨、感恩之心、和气致祥、戒高利贷、保护动物、孝敬父母、珍重妻子、莫弃女婴等。但是由于时代和认识上的局限性，孙海不提倡打官司、民告官等行为。从全书内容可以看出，作为一任知县的孙海对遂宁民风民情了如指掌，而且把培植遂宁健康和谐的民风民俗作为为官之责，并且在行文中流露出自己的政治思想和主张，在通俗的说理中贯穿着传统儒家思想和佛家的处世智慧。

后来，孙海不幸遭诬告免官。不久又官复原职，但以侍奉年老母亲为由，回归家乡。

孙海诗文奇特，为后人所称道。尤善书法，逼近魏晋。早年其楷书师循欧阳询，笔法稳健，结体险峻，方圆兼施，庄重严谨，颇得欧体之风韵。《重建龙湫神母祠记》刻碑中，或楷书，或行书，行楷掺用，足见其欧体功力之深。孙海后又学北碑，兼以草书，使其结构从法度森严的规矩中超脱而出，飘逸洒脱，娴雅多姿，笔画饱满，含蓄有情，成为清代秦安的一位书法家。当时有“北人南字”之说。其书法风格建树在北碑与南帖之间。他最早将北碑引入秦安，是创秦安县一代风气之先的人物。其书法作品近何绍基，“获之者，珍若拱璧”。

孙海生徒如宋育仁、贾道纯、周崇礼、殷咸宜皆为当时知名人士。与师友如牛雪樵（树梅）、吴柳堂（可读）、王心如（权）、任士言（其昌）等相往来，友谊深厚。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孙海随提督夏毓秀办理文案，后卒于山西韩侯岭营次，享年62岁。

孙海一生挥霍成性，历任官资随手散去，所以晚年生活窘迫。著述甚富，有《欲未能斋诗文》4卷、《遂宁县志》6卷、《秦安县志》4卷、《陇干轶志》2卷、《训俗恒言》及《吟帆诗草》等，大多藏于家，待梓。孙海学问性情，皆足以信孚于平素，而竟一蹶不振，未能尽展其才，世人都为之深深惋惜。《益州书画录续编》《天水名人》《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补遗一编》载有其生平事迹。

（作者：胡传淮，《巴蜀史志》2017年第6期，总第2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