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应兵

全民族抗战时期，党在巴中的活动逐渐恢复，呈现出“多点一极”分布状态。地下党员无论在“点”上，还是在“极”上，都自觉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按照党在白区工作的“十六字”方针要求和“三勤”“三化”政策要求，采取与自身职业身份相契合的方式，从政府、学校、社会等多个层面大力推动抗战，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各界和广大民众积极投身全面抗战。

全面抗战时期，地下党员在巴中的活动逐渐恢复，

呈现出“多点一极”分布状态

1935年3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撤离川陕苏区，在苏区建设中发展起来的3万多名党员绝大部分跟随红军离开苏区，仅留下50余名党员，原苏区核心区域巴中的各级党组织不复存在。留下来的党员大部分在土匪、还乡团和国民党卷土重来中被血腥屠杀，个别幸存者隐姓埋名，党在巴中的活动几乎销声匿迹。

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初，党中央从延安派遣了部分党员来到巴中，川东党组织也向巴中转移了部分党员，党在巴中的活动开始恢复。由于白色恐怖严重、交通通讯不便、组织关系隶属不同等多种原因，这些地下党员在巴中的活动呈现出“多点”分布状态。一是苟寿南在巴中县城开办“活仁药房”。苟寿南是巴中的第一位共产党员，红军入川前，他在巴中县城开办“活仁药房”，作为共产党的秘密联络站。红军入川后，他被当作“大地主”公开逮捕，后秘密释放，党员身份未暴露。红军撤离后，他继续利用“活仁药房”进行党的地下联络工作。二是杨正武等就职巴中县民众教育馆。1937—1938年，因“云阳暴动”失败，川东地下党云阳党组织的党员杨正武、温子伯、李英俊、张艺平（张艺萍）、温载南等相继转移到巴中县。经推荐，杨正武担任巴中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兼巴中中学训育主任；温载南在民众馆担任总务。三是从延安回来的吴显国、张明武、毛悠勤等党员在通江县、巴中县分散活动。四是黄开富受川东地下党组织委派在平昌县江口场创办“巴阳初级中学”，就任校长。五是川东地下党员蒲正果就职平昌县江口场水文站，任站长。“四川省巴中初级农业职业学校”在江口场建立后，他兼任了农职校数学教师。六是川南地下党员万敬修回到南江县，先后担任国文教员、县政府书报室管理员、县中学校长、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等职务。

1940年，地下党员肖中鼎来到通江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通江县分会副主任。同年，部分川北地下党员转移通江，继而转移巴中县化成。他们在通江和巴中县化成的地下工作，构成了全面抗战时期党在巴中活动的“一极”。

肖中鼎早年在四川军阀刘湘部任军事教官，1939年到潘文华部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上校参谋，1940年1月到通江县任“川陕鄂边区绥靖公署设计委员会”分会副主任。肖中鼎的公开任务是维护地方治安、戒烟和组织“巴山防线”。共产党给他的秘密任务是，接收和掩护疏散到通南巴的地下党员，发展武装，建立革命据点。1940年，根据中共川康特委指示，郝谦、伍级生、罗洪宾等部分川北共产党员转移到通江，与肖中鼎接上关系。根据当地松树、竹子等资源丰富的有利条件，肖中鼎提出“发展实业，支援前线抗日救亡”口号，组织开办纸厂、制墨厂和松烟厂。在他的安排下，郝谦先在通江田赋管理处当录书，后任纸厂、制墨厂和松烟厂办事处秘书；伍级生到喜神滩、两河口等地组织割松油和熬松烟，利用跑订货搞联络等工作。他们以办理厂务为掩护，在通江县瓦室铺、涪阳坝、马家坪等几个地方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点。

1942年初，由于罗洪宾叛变和肖中鼎调离通江县，在通江县的川北地下党员转移到巴中县化成，经肖中鼎介绍结识了党的统战人物赵济刚。在赵济刚的支持发动下，郝谦、伍级生与先前来到化成的川北地下党员王叙伍、李荫谷等创建了化成中心小学。1943年，中共三台中心县委副书记王朴庵来到化成。

为积蓄力量、培养时局所需人才，化成的地下党员在赵济刚支持下创建了“巴中县私立奇章中学”。共产党掌握着这两所学校的领导权，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据点。

地下党员采取与职业身份相契合的方式，

主要从政府、学校、社会三个层面推动全面抗战

1939—1940年，毛泽东对党在白区工作的方针进行多次阐述，最终精辟地概括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1941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召开一系列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六字”方针，创造性地形成了秘密党组织建设的“三勤”“三化”政策。即党员要“勤学、勤业、勤交友”；党员身份要“社会化、职业化、群众化（或合法化）”。全面抗战时期，巴中的地下党员认真执行“十六字”方针和“三勤”“三化”政策，采取与自身职业身份相契合的方式推进全面抗战。

在政府层面，着力团结社会各界投身抗战    肖中鼎以其设计分会副主任的身份，宣讲全民族抗战大义，号召社会各界团结御辱，共赴国难。1940年初，在通江县设计分会成立会上，肖中鼎大讲抗日救亡的神圣职责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强调分会的工作和任务；同年暑假，在通江县政府教育科举办的教师讲习会上大力宣传抗日救亡。“一讲希望各党派、团体和民众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二讲要求后方加紧生产，支援前线；三讲‘抗战速亡’论和‘曲线救国’论之谎谬，唤醒人们不要上唯武器论的当。鼓励人们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他支持受训学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新歌，向他们推荐进步书刊，找他们谈心，启发他们的觉悟。肖中鼎还以“发展实业、支援前线”为号召，办起纸厂、松烟厂、石墨厂，筹集抗日活动经费。

在学校层面，着力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思想    一是课堂教育。在奇章中学、化成中心小学、巴中中学、土地堡小学、巴阳初级中学校、四川省巴中初级农业职业学校等，地下党员利用课堂给学生宣讲抗战形势，教唱《大刀进行曲》《青年前进歌》《在太行山上》《游击队之歌》等抗日歌曲，培育学生的抗日爱国热情。二是校园氛围营造。奇章中学和化成中心小学的校园环境布置，着力营造能激发学生爱国热情的氛围。学生寝室均以沦陷区命名，如“东北三省”“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奇章楼左边，建有陕西省地图形状的花台，插有“延安”标牌。

在社会层面，着力调动人民激情大众抗战    一是组织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演出。主要有表演歌舞、演文明戏、演哑剧、演活报剧、表演魔术、发表演讲等形式。如1942年，化成中心小学师生自编了20多个剧本和曲艺节目，在仁和、南阳、寺岭、石门等地来回演出。王叙伍和他的妻子李荫谷编了很多革命歌曲，自编自唱，李荫谷经常用口琴伴奏演唱，在当地群众中流传很广。

二是印发抗日宣传小报书籍。杨正武、李雪峰组织进步学生在简师和巴中中学办了《巴中之声》和《老百姓》油印小报，登载抗日文章。《老百姓》每出一期，学生何德贵等便到街头巷尾发放。任南江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的地下党员万敬修，组织印制了抗战书籍600余册、抗日歌曲数百首，在全县范围内发放。

三是走乡串村高呼抗日口号和粉刷抗日标语。巴中中学、化成中心小学和奇章中学的学生到兰草渡、曾口、江口、鼎山、玉山、石门、凌云、南阳、寺岭、花溪、奇章坝等地，沿途高呼抗日口号，并在岩壁、民房墙壁上，用石灰水写下“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团结起来，收复失地！”“誓雪国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许多醒目的抗日宣传标语。

四是画抗日宣传漫画。化成中心小学和奇章中学教师在化成乡场上画有几副巨幅抗日宣传漫画。吴显中家墙壁上的那幅最引人注目。整个版面画的是一张中国地图，在地图上画一个红红的桃子，上写“中国”两字；侧面画着个矮矮个子、大大脑袋、细细脚杆的人张开大口，标题“自不量力”。漫画直观生动，简单易懂，群众赞不绝口。

五是做抗日宣传祭文。利用做祭文进行抗日宣传，是当时学校教师的一项创新。那时文化人少，百姓家里死了人，大多请附近学校的教师做祭文。化成中心小学和奇章中学的教师借机做抗日宣传祭文。郝谦做的一篇抗日宣传祭文流传很广。

六是联合进步人士签名、捐物和题词。苟寿南在与进步人士叶良一交往中，于1939年发动了抗日签名活动，进一步掀起抗日救亡高潮。他们组织群众募捐，支援前方抗战，动员子弟参军上前线，组织民工运输物资支援前线。提倡为抗战阵亡将士立碑纪念，由叶良一书写碑文。叶良一书法精湛，为巴中县城中心小学书写了“抗日爱国”四个大字，凡有人求字，多题赠“同胞自悟，协力御外”以共勉；他题写“国家至上，民权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24个大字，刻于巴中县西城外巴河客货码头山崖上，意在激励民众觉醒和动员民众抗日。

地下党员对全面抗战的推动，

对巴中人民投身抗战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

巴中地下党员从政府、学校、社会三个层面推动全面抗战，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对形成社会各界团结御侮，“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全面抗战形势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处于抗战大后方的巴中人民，努力增产节约，积极捐献钱粮，支援前线；大力加强防空设施和抗战后备力量建设，在保卫后方安全的同时，源源不断地向前线输送有生力量。

首先，地下党员对全面抗战的推动本身构成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巴中各地抗日的口号、标语、训令等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群众性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等抗日民主运动空前高涨；不少文人志士吟诗作对，以笔代枪抒发抨击日寇的斗志。通江县春载乡名儒王松听到武汉失守时，愤怒地写道：“东洋鬼子太猖狂，胆敢横行侵我疆，大泄淫威开杀戒，恰同荼毒造祸殃，卢沟事变心坎痛，汉水流泪实可伤，只望中华神勇将，早收失地灭天狼”。1942年春节，通江县新场乡名儒过珍三在乡小学大门口书写长联：“何方能强国，想孟子策滕，管仲治齐，一则轨里连帮，一则守望相助。今保甲果雷厉风行，即是那报国良药。众志可成城，效刘琨复晋，勾践事吴，时而枕戈待旦，时而卧薪尝胆，纵倭奴有枪林弹雨，难逃我无畏精神。”

其次，激起了经久持续的抗战热情，广大热血青年踊跃参军抗战。1937—1945年，通过国民政府征兵途径，巴中儿女参加抗日军队的人数达22551名，参加抗日远征军，赴缅甸、越南作战的青年有数百名之多。1942年，巴中县30余名中小学生参加抗日远征军。巴中儿女浴血疆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英勇献身，付出了重大牺牲。以通江县陈河乡为例，该乡“1936年至1943年应征国民党军队出川抗战人数为54人，在抗战中伤亡人数为31人（其中阵亡17人，失踪14人），伤亡人数占实征人数的57.41％。”

最后，促进了社会各界积极捐献抗战款物，带动了广大民众踊跃投工投劳，修筑抗战工事。全面抗战期间，抗战大后方承担了沉重的抗战费用，四川的各种税捐名目繁多，有飞机款、枪支款、航空费、国难费、劳军费、防务费、训练费、优待金、安置费、劳工费、购公债等十余种。2007年开展的“抗日战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显示，巴中在全面抗战时期，为抗战贡献的捐费、粮食和其他财产有11种，合计捐款616866.69元，粮食约98万石，军鞋4949双。由于对抗战时期捐款捐资缴粮等情况的记录不全和资料遗失等原因，实际的捐款捐资缴粮数额应当远远大于这个统计数据。全面抗战期间，巴中人民还为国民政府和军队布置“巴山防线”，修筑防空洞、避难所、防御性碉堡、营房等抗战工事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如1939年6月，通江县有400余民工前往万源罗文坝修筑汉渝公路；1940年秋，巴中县龙岗乡和西兴乡100余民工前往达县修建河市机场；1943年秋，巴中县驷马乡33名民工，也前往修建达县河市机场。巴中人民为抗战胜利谱写了一曲曲气吞山河、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