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4年第2期

《文化与人生》文章的“出处”

——《贺麟年谱新编》订补之一

彭 华

一、引子

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翻译家、教育家,“新心学”的创建者,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贺麟是笔者所喜爱的中国哲人之一,也是笔者多年来一直学习、研究的对象之一。为此,曾经发表过若干篇专论贺麟的论文,也出版过一本研究贺麟文化思想的小书。

本人曾经从“年谱”角度,对贺自昭先生“三致意焉”。具体如下:

(一)《贺麟年谱简编》,《思想家》第一辑,巴蜀书社,2005年,第110—124页。

(二)《贺麟年谱新编》,《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78—91页。全文收入张强主编:《现当代学人年谱与著述编年》,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303—332页。

《贺麟年谱新编》发表后,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文章也被多位学人引用。比如:

黄克武:《蒋介石与贺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2010年3月。张慎:《贺麟传略》,《清华西方哲学研究》,2015年第2期。廖恒:《“华化西学”:青年贺麟的黑格尔译述》,《中国图书评论》,2015年第9期。白欲晓:《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考论》,《哲学与文化》,2018年第6期。杜小安:《贺麟》,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何酲编:《北大哲学系1952年》,商务印书馆,2012年。张学智:《贺麟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年。马麟:《〈严群文集〉补遗》,《社会科学动态》,2018年第9期。

(三)《贺麟先生学术年表》,附录于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又附录于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说明:《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均属“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

《贺麟先生学术年表》刊布后,引起了部分读者的注意,而“年表”也被部分学人引用。比如:

林慧川:《贺麟与战国策派:抗战中国文化重构的德国谱系》,《天府新论》,2020年第5期。高全喜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贺麟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

当然,由于当时所查资料不齐全,3份“年谱”均留下了一些空白和遗憾。由于新资料的陆续公布和数据库的相继建成,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年谱”进行补充;因限于篇幅,只能择要订补部分信息,申述重要事件。

未来,笔者打算出版一部内容翔实、首尾贯通、数据精确的《贺麟年谱长编》。目前《贺麟年谱长编》已完成初稿,篇幅45万余字。

二、《文化与人生》文章的“出处”

笔者在写作《贺麟年谱新编》和《贺麟先生学术年表》时,遗漏了不少贺麟在民国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信息(篇名),也有部分文章未著录其发表信息(出处)。这主要是出于以下3个原因:

一是不少文章没有被贺麟收入其文集(如《近代唯心论简释》《文化与人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黑格尔哲学讲演集》《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等),以致不能“按图索骥”而复核其发表信息;二是有些文章虽然收入其文集(如上所说几部文集),但没有标明发表信息,故而只好阙如其发表信息;三是笔者查阅资料不齐全,以致留下了诸多缺憾。

以上所说3个原因,其中第3个原因是主因,是笔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第1、2个原因,则有“深意存焉”,不可泛泛而论、甚至一笔带过。

下面,笔者将以《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所收诸文为例,进行比较与对照,说明:大致按发表时间、发表刊物为序。

(一)《抗战建国与学术建国》,《新动向》第1卷第3期,1938年,第20—23页;又载《蜀风月刊》第4卷第3期,1938年,第1—5页。

说明:该文后收入《文化与人生》,但标明的出处是“1938年5月刊登于《云南日报》”。

原因:《文化与人生》在文末替换出处,隐藏原始出处,应该是出于政治原因。

分析:《新动向》,半月刊,时事政治刊物。1938年6月,在云南创刊。云南日报社发行。该刊主要报道云南及其他地区新闻界动向,传播进步思想,交流信息,并为中国思想界提供交换意见的园地。主要撰稿人有冯友兰、穆木天等。

《蜀风月刊》,月刊,政治性刊物。1936年10月,在成都创刊。该刊旨在训练民众,充实自卫力,普及文化,培养国富,建设国民经济,增进人民智识和爱国情绪,扫除社会恶劣的风气,建设良善心理,调查实地情形以供当局和社会人士研究改善。

(二)《物质建设现代化与思想道德现代化》,《今日评论》第3卷第1期,1940年1月,第6—9页。

说明:该文后收入《文化与人生》,改名为《物质建设与思想道德现代化》,而标明的出处是“写于昆明,发表于1938年”。

原因:《文化与人生》在文末不标明出处,或许是佚失出处,但也不排除政治原因。

分析:《今日评论》,周刊,综合类刊物。1939年1月,创刊于昆明(云南)。《今日评论》是抗战时期刊载国内各界著名专家学者著作的重要论坛,是一份抗战时期发行于西南大后方的重要综合性刊物。该刊在刊载各类评论和报道新闻事件时,强调在笔者观点的基础上,努力实地调查获取真实信息,把事实真相完整地呈现于读者,发表有时事评论、政治、经济、社会、教育、语言、文艺等内容的文章。该刊为社会各界人士的发声提供了平台,同时也为大后方民众了解国内外各项动态提供了一个瞭望的窗口,对于抗战时期新闻界、文艺界、评论界的发展具有一定帮助。

(三)《论假私济公》,《当代评论》第1卷第2期,1941年,第8—11页。

说明:该文后收入《文化与人生》,但未标明最初发表信息(出处),仅道“发表于1941年”。

(四)《学术与政治》,《当代评论》第1卷第16期,1941年,第3—5页。

说明:该文后收入《文化与人生》,但未标明最初发表信息(出处),仅道“写于1946年”。

原因:以上二文,《文化与人生》在文末不标明出处,应该也是出于政治原因。

分析:《当代评论》,周刊,综合性评论刊物。1941年2月在昆明创刊,1944年3月停刊。当代评论社编辑并发行。主要栏目有社评、一周时事评述等。该刊以“评述一周时事,报道国内外局势,论述社会各类问题”为主旨,内容涉及国际关系与战争、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教育与青年问题、历史、语言文学与艺术、杂论、游记、随笔、书评、通讯等。

(五)《理想与现实》,《中国青年(重庆)》第7卷第6期,1942年,第23—26页。该文后又刊于《遂昌青年》第1卷第8—9期,1945年,第2—4页。

说明:该文后收入《文化与人生》,但未标明最初发表信息(出处),而且发表时间亦误标为1941年。

原因:《文化与人生》在文末不标明出处,或许是佚失出处,但也不排除政治原因。

分析:《中国青年(重庆)》,月刊,青年刊物。1939年7月20日,在重庆地区创刊。中国青年月刊社编辑出版,青年书店发行,林桂圃任总编辑,报社地址设在重庆中一路二〇六号。《中国青年》的创办以“鼓励青年参战的热忱,灌输青年建国的智能”为主要方针。《中国青年》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地区出版的重要青年刊物之一。

《遂昌青年》,综合性刊物。该刊是浙江省遂昌县进步青年办的一份以青年知识分子为阅读对象的社科期刊。该刊发表的文章有《告全省青年书》《新青年新战士》《遂昌青年的动向》等。

(六)《论人的使命》,《中央周刊》第4卷第37期,1942年,第1—3页。

说明:该文后收入《文化与人生》,但未标明最初发表信息(出处),且发表时间亦误标为1941年。

(七)《乐观与悲观》,《中央周刊》第4卷第51期,1942年,第5—7页。

说明:该文后收入《文化与人生》,但未标明最初发表信息(出处),且发表时间亦误标为1941年。

原因:以上二文,《文化与人生》在文末不标明出处,肯定是出于政治原因。

分析:《中央周刊》,周刊,政治类刊物。1938年7月7日,创刊于南京。由张文伯主编,中央周刊社编辑并发行,地址在南京相府营12号。刊载中央法令规章及政府施政方案,不仅传述中央意志,而且阐扬三民主义。

(八)《战争与道德》,《军事与政治》第6卷第2—3期,1944年,第16—18页。

说明:该文后收入《文化与人生》,但未标明最初发表信息(出处),仅道“1944年写于昆明”。

原因:《文化与人生》在文末不标明出处,肯定是出于政治原因。

分析:《军事与政治》,月刊。1941年3月创刊于重庆。由向理润主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军事与政治社发行。《军事与政治》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军事与政治社刊物。该刊载有总理遗教、总裁言论及抗战之理论与实际各项研究有关军事问题的专门研究,对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时事问题的论著及各国时代思潮思想学术进行介绍与研究。

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办刊宗旨,张治中的发刊词说得很清楚,“首先要提出来的,就是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之密切的关联”,“其次要说明的,就是军事工作人员与政治工作人员不能机械地分开”,“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军事研究与政治的研究,需要相互阐明”。

(九)《论哲学纷无定论》,《周论》第2卷第18期,1948年12月。

说明:该文后收入《文化与人生》,仅于文末标注“写于1946年”,未标注发表信息。

(十)《论向青年学习》,《周论》第2卷第11期,1948年9月24日,第3—11页。

说明:该文后收入《文化与人生》,篇名被改为“向青年学习”,且文末未标明写作时间、发表信息。

原因:以上(九)(十)二文,《文化与人生》在文末不标明其出处,也是出于政治原因。

分析:《周论》,周刊,政论刊物。1948年1月创刊于北平(今北京市),12月停刊。出版周期为周刊,且于每星期五出刊。该刊由周论编辑委员会编辑,主编为雷海宗,由周论杂志社负责发行,社址位于北平东城南夹道63号,正中书局北平印刷厂负责印刷。主要撰稿人有朱自清、朱光潜、贺麟等。从内容上看,该刊刊载的多为研究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外交、文化教育等问题的文章。

三、尾声

上面所举10例显示,《文化与人生》在文末替换原始出处、或者隐藏原始出处,大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而《文化与人生》之所以在文末替换原始出处,或者隐藏原始出处,与作者贺麟的政治身份(国民党党员、中央政治学校教员)、政治关系(三青团中央评议员、国大代表)、政治交往(蒋介石曾经多次接见贺麟)直接相关。

未来,笔者拟以《贺麟与国民党》为题目,对此详细论述。在此,谨将其简要情况大致介绍于下:

1943年,贺麟由朱家骅介绍加入国民党。后来,贺麟曾任三青团中央评议员、国大代表。1945年5月5日—21日,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在会议召开前夕,朱家骅与陈立夫联名向蒋介石推荐了98名“最优秀教授党员”,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冯友兰、贺麟等人名列其中。

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的重要学校,其实就是国民党的“中央党校”。抗日战争时期,中央政治学校内迁重庆。贺麟曾经五度执教于中央政治学校,到校时间分别是1938、1940、1942、1943、1944年的秋天。

蒋介石档案显示,自贺麟1931年回国至1948年,蒋介石曾经至少两次约见过贺麟。根据本人的考证,贺麟至少五次见过蒋介石(1941年1月、1941年2月、1945年11月、1947年冬、1948年10月)。当然,诚如周辅成所言,“贺先生与蒋介石之间的个人关系也无可指摘,他从未做过其他说不出来的事”。

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方面3次派飞机至北平接请贺麟等人,但都被贺麟拒绝。贺麟表示,自己不再同国民党往来,“我的女儿不能做‘白俄’”。自此,贺麟与国民党决裂。1982年11月3日,已届耄耋之年的贺麟,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位历尽坎坷的哲学家终于找到了光明的归宿”。

1988年8月,《文化与人生》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旧版相比,新版在内容和文章题目上均有变动和改动。本文所揭示的信息,便属于“变动和改动”之列。

1989年3月,《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由(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此书系《当代中国哲学》(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初版)之再版本。该版不但改换了书名,而且“在不影响原书的体系及主要论点的前提下,作了适当的修改和补充”(《新版序》)。晚近的研究者发现,“凡是1945年版中所有有关国民党、三民主义与蒋介石的部分在新版中都被删除”。晚近的这些新发现,也从侧面印证了笔者本文的基本判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彭 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