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成都金牛坝旧居研究

(下)

汪 毅

五、叶恭绰书题税牛广考

如果说张大千画作落款和钤印税牛广是其所置不动产的自证,那么叶恭绰应张大千之请题写的税牛广斋舍名则是重要佐证。彼此构成互证关系,亦见证了其间的友谊。叶恭绰题张大千税牛广的这幅书法作品,写于1949年夏,为纸本墨笔,纵41厘米,横172.5厘米,今藏于四川博物院。这幅作品分两部分,一是税牛广名,用于刻匾;一是跋语,内容包括他对斋名背景的说明及对税驾的感慨。跋语为:“大千于成都营小筑,名曰税牛,意以牛目(自)喻,而欲得税驾之所属而书之。余曰:斯世岂有税驾之所,然亦何地不可税驾。书此以楬草堂,庶不为浣花老子所笑。民国卅八夏日。”其中,“意以牛目喻”中的“目”,从语境看应为“自”的笔误。

据百度百科解释,税驾读作“tuō jià”,指解下驾车马,停车等,有休息或归宿之意。叶恭绰的这段题跋,既讲述了张大千在成都购屋名为税牛的事,又解读了张大千以牛自喻意在解脱的心灵密码,体现了他走近张大千内心世界的解读智慧。然而,对于张大千的税驾之意,叶恭绰却感慨地认为,在这个世界并无税驾之地。如果有的话,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最后,叶恭绰略带几分调侃地说,我书法此题签像草标一样插在属于你的草堂(喻成都杜甫草堂),希望不为你这位浣花老子(陆游《浣花赏梅》老子人间自在身,插梅不惜损乌巾)笑话。

六、税牛广的买与建讨论

为寻找张大千旧居交易档案,笔者曾查询成都市档案馆、成都市城市建设档案馆和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囿于历史档案大量缺失和所存无几,查询自然无果,但这并不影响张大千旧居的客观存在。长期以来,张大千旧居存在买与建两说,莫衷一是,非常有必要厘清。这两说不仅媒体广为传播,而且若干文本中还同时出现买与建两写。

执买说者,主要源自张大千女儿张心瑞在《拾得珍宝·珍藏的记忆》一文中的具体表述:“1947年秋,父亲找到好朋友杨孝慈,杨伯伯借出他在成都老西门外金牛坝的一院房子……1948年底,父亲终于在金牛坝买了一院房子。”

执建说者,皆引自张大千儿子张心玉(亦名张枭)刊登在《张大千的生平艺术》中的《先父和他的庭园》一文:“直到1947年,才在成都西郊金牛坝建了自己的住所,留有一亩左右的空地,种了各种花草。”较之张心瑞1947年的借房说,显然张心玉误认为建房了。

综合各种资料判断,金牛坝旧居为张大千所买无疑。理由如下。

(一)张大千时值盛年,诸事待作,马不停蹄,可谓一寸光阴一寸金,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去设计,更不可能参与建设或督工。按旧居建筑面积和格局及当时的建筑水平而言,此建筑修建工期应在半年以上或一年以内。据吴文隆所编《张大千年谱》资料显示,这期间张大千大多时间不在成都。从时间节点看,与张大千1947年秋入住金牛坝吻合;从张大千与徐雯波的特殊关系看,当时主要目的是为解决他与徐雯波居无定所的窘况,以协调与其他3位夫人尤其是第二夫人黄凝素的关系,遂有了向好朋友杨孝慈借居金牛坝一院房屋这一事实。对此内容,张心瑞在《拾得珍宝·珍藏的记忆》一文中有相应表述。

(二)旧居房子开间面积较小。从目前看到的正房屋格局,系1993年因大千居士画屋展陈需要一分为二的。当时(1947年秋至1949年12月)的张大千家人丁兴旺,有内眷4人(黄凝素后来离异)、子女数人、陆续到达的门人及装裱师等计二三十人。作为职业画家,张大千如果自建房,他一定会考虑画室、储藏室、装裱室、园林等整体配套,以满足功能上的需求。囿于人多和住地紧张,从现在看到的张大千落款画于税牛广的作品判断,张大千在旧居并未作过大画。他所作大画,特别是对敦煌壁画的整理均是在昭觉寺内进行的。吴文隆编《张大千年谱》有“1947年7月,张大千由上海返回成都,特聘请青海藏僧来昭觉寺帮忙调制壁画所需的矿物原料,二百多幅临摹敦煌壁画也搬到昭觉寺”的记载。张心瑞在《拾得珍宝·珍藏的记忆》一文中亦说道:“(父亲)还叮嘱我,放在昭觉寺的壁画和留在金牛坝的古字画……不久(1950年),定慧方丈托人带信给我和萧建初说,父亲存放在昭觉寺的临摹敦煌壁画恐怕不安全,要我们赶紧想办法搬走。”由此可见,张大千临摹的敦煌壁画存放于昭觉寺、古字画存放于金牛坝税牛广。

(三)时旧居周边类似风格房屋建筑比比皆是,相当于今天的别墅群。此建筑群,20世纪80年代初尚依稀可见,证明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金牛坝这一片建筑群由政府集中使用的情况。

(四)张心瑞为张大千长女,为张大千器重和喜爱。张心瑞此时(1947年)20岁,已具备理家能力和协调能力。加之她与徐雯波关系密切,信息量的获取应超出其他兄弟姐妹。同时,张心瑞擅长绘画,与其先生萧建初都是大风堂门人。2016年10月,张心瑞从美国回成都,曾专门去金牛坝旧居怀旧。故张心瑞所说的权威性更大、可信度更高。1947年,张心玉13岁,知情有限。

(五)叶恭绰1949年夏对税牛广的题署。如果说金牛坝张大千旧居购置于1947年秋,那么张大千不可能拖至1949年夏才请叶恭绰题写斋舍名。1948年底张大千购此房,1949年1至3月张大千在港澳,约4月回成都,1949年夏邀请叶恭绰题署,这在时间上是吻合的。

(六)从张大千落款税牛广最早的画作来看,目前查找到的资料是1949年4月。如果说金牛坝旧居购于1947年秋,张大千不可能约一年半之后才落此款。

(七)从张大千钤印税牛广最早的画作来看,目前查找到的资料是1949年8月。如果说金牛坝故居购于1947年秋,张大千不可能约两年之后才使用此印章。张大千1948年底购房,1949年使用税牛广钤印,这在时间上是符合逻辑的。

七、张大千税牛广时期作画浅析与统计

根据文献梳理,在1947年5月至1949年12月的两年半期间里,张大千除在成都之外,更多的则是在上海、北平、杭州、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进行艺术活动,甚至在一年之内多次赴上海、北平。在成都,张大千也常在昭觉寺,因为那里空间大,适合作大画,且有若干弟子需要协调和指导。从张大千的踪迹看,虽然他在税牛广多为临时停留,但仍有若干画作在此地完成,其中不乏佳作,如《蜀江秋静图》这幅画作于己丑年(1949年)闰七月。画上既有“偶读画传,黄筌有蜀江秋静图卷。拈笔拟之,并题小诗。时方将出蜀南游也”跋语,又有“虚舟卧滩水,白石冷平岗。近日乘秋涨,端思下蜀江”题诗,还有税牛广落款。此画曾由大风堂珍藏。1961年在巴西,张大千把此画赠予爱孙张为先收藏,并在画右下角题:“付与嶷孙守之。爰翁。”由此可见,张大千对《蜀江秋静图》情有独钟,应是1949年12月他从成都带至海外的书画精品之一。这也证明了当时张大千带走的不仅有部分临摹敦煌壁画和收藏古画,而且有类似《蜀江秋静图》这样的书画精品。通过对这些作品的不断发现和研究,可以逐步形成张大千税牛广时期的概念,甚至构成张大千税牛广岁月文化现象。从连续性角度而言,张大千税牛广时期可以界定为1947年秋至1949年12月,即1947年秋至1948年底向杨孝慈借居房,加上1948年底至1949年12月的购居房,时间长达近两年半。

张大千在税牛广时期所作画,特别是1949年,有明确题款税牛广。从题款上看,他连续居住于此地最长的时间应是1949年4月之后。特别是秋季,他几乎居住在税牛广。

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4月至9月,张大千在税牛广创作有29幅作品,其中不乏佳作。这些作品的画科,囊括了山水、人物和花鸟,形制最大的为《夏山高隐》158×71厘米。这些作品,相当一部分为赠画,有送朋友的(包括生日、新居落成和留念等),有送朋友夫人的,有后来送孙子张为先的,可见张大千为人处世之周全。

除上述有明确在税牛广作画的题款(钤印)记录之外,1947年秋至1949年12月期间,张大千还有若干仅落款成都的画作,其中有若干心追手摹古人如董源、巨然、王蒙和仇英等的作品,以体现他直造古人不到处的胸怀。另外,从1949年秋张大千主要居住金牛坝税牛广的具体情况分析,即准备1949年11月赴台湾举办首次画展和拟赴印度举办画展的事件来看,这些仅落款成都的画作大多在税牛广完成,笔者姑且谓之视为。

八、张大千旧居的建筑风格

据四川省大卫建筑设计有限公司《张大千旧居保护修缮及活化利用设计方案编制项目》介绍,张大千旧居具有典型的民国时期川西民居风格。其结构组件以及细节处,采用了传统风格的纹理样式。青砖方形立柱支撑屋檐,檐口采取“火链圈”样式。建筑主体采用砖木混合结构,下部青砖柱与青砖墙承上部木桁架,屋面覆以小青瓦。这种结构形式是在汲取了西方现代木屋架基础上,融合中国本土建筑风貌的产物,体现了特定时期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建造科学与技术特点。

九、张大千旧居的文化价值

张大千旧居具有地名和人文双重价值,体现了“金牛客厅,大千风采”特征。其地名金牛坝,历史影响源远流长,具有时代影响;其文化价值,具体表现为张大千人文本身价值,概括如下。

唯一性。郭沫若、巴金、张大千比肩而立,均为现代四川影响世界的文化名人。遗憾的是,郭沫若、巴金在成都的旧居均未完整地保存下来,唯有张大千旧居幸存。这所旧居,既是张大千在中国大陆购置的唯一不动产,又是他在中国大陆具有产权所属的最后居所,还是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唯一,具有人文的、历史的、建筑的和科学的多元价值。

特殊性。张大千旧居具有古建筑和人文意义的多元性,不乏文化含金量、稀有性和传承意义。一方面作为古建筑遗存,它承载着岁月沧桑和历史记忆,具有建筑文化底蕴;另一方面,它作为人文遗址,见证了张大千人生的一段历程,即“税牛广”岁月,散发出温暖气息,与金牛宾馆珠联璧合,形成古今建筑同辉的格局。

金牛宾馆是省委、省政府接待的重要基地和会议服务中心,有四川“国宾馆”之誉,具有不可替代的高端客源优势。鉴于张大千的世界性,完全可以把张大千旧居打造成为金牛宾馆暨成都的文化地标,使之成为成都张大千艺术研究“会客厅”,以表达“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理念,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保护文化遗产江苏考察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时所说:“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

整合性。金牛宾馆内的张大千旧居、俱乐部礼堂、银杏庄三者一体,系成都市政府公布的历史建筑,具有“群”的效应。通过整合,可以活化利用“历史建筑”品牌,使之放大“群”的功效,呈现“群”的异彩。

开放性。张大千作为文化名人,其旧居的历史价值,可与他的当代影响联系,形成“互动链”。张大千的当代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化和精神的创造方面,还在其作品的商业属性。一直以来,张大千书画作品的市场价格居高不下,具有领跑意义。仅以2023年为例,据前十名“最贵”近现代书画盘点,张大千占6席,其《泼彩荷花》以2.51亿港元领衔最高价格。由此可见,张大千艺术品价值的当代影响,几乎达到了无人不知晓的地步。在拍卖市场中,有若干作品是张大千在成都所画,甚至具体在金牛坝所画。把这些作品与张大千旧居联系起来,可以讲述丰富多彩的故事,使旧居发酵出特别效应,达到旧居为今用的目的。

十、张大千旧居打造的建议

把张大千旧居打造纳入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发展体系,进一步加大与金牛宾馆精神内核的融入,构建金牛宾馆“文化地标”,形成“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风景线。在成都,乃至在全国其他宾馆,一个宾馆内拥有“历史古建筑”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两顶桂冠者寥若星辰。金牛宾馆是四川“国宾馆”,具有高端客人优势,包括住宿的、开会的、外事活动的等。张大千旧居具有品牌效应和历史文化积淀。“国宾馆”品牌与张大千旧居品牌的效应具有互补性。两者通过互补、升华、扩展,形成新格局和新面貌,可以达到事半功倍效果。内部展陈,体现“小中见大”格局,使之具有“家”、高端文化地标和大千文化会客厅感觉。在有限空间中,尽可能集中体现属于“家”的“大千文化”和张大千的“成都化”及其成都意义,凸显其历史感、时代感、亲切感、文化体验感,产生较大视觉冲击力。

具体建议是以张大千那个特定时段的肖像为模特在旧居前塑像,以张大千题画落款中的“税牛广”作旧居斋名刻匾额,高仿有“税牛广”落款的张大千画精品,如《蜀江秋静图》《拟宋人画双鸭》《夏山高隐》《秋叶新竹》《秋兰》《瑞奥道中写景》与张大千在海外怀想成都的画作(如1953年作于阿根廷的《蜀山春晓》、1962年作于巴西的《青城山通锦屏》《导江索桥》《导江玉垒关》、1977年题写于台湾的“青城山”和《青城山》画等),复制张大千1939年所画《剑阁》(款题“石牛道”)和1979年、1982年画于台湾的《放牧图》,复刻“税牛广”斋舍印与有关成都印记的钤章(如“蜀郡张爰”“西川张爰”“西川张八”“西川张大千印信长幸”“蜀中张爰”“蜀客”“蜀人”“青城客”“蜀郡”“却吹长笛过青城”“自诩名山足此生”等),编一本张大千画作落款和钤印“税牛广”图录,复制张大千斋舍印系列(税牛广、呢燕楼、八德园、环荜庵、摩耶精舍等),以税牛广等印章勒石烘托旧居园林氛围,复制叶恭绰税牛广书题及何海霞、胡絜青“大千居士画屋”书题,邀请大风堂再传弟子以“大千书体”仿写张大千怀念税牛广诗,悬挂税牛广老照片,复制张大千成都日记和《青城山十景》画册,拓片张大千在青城山、昭觉寺和犀浦的碑刻,收集当年旧居使用过的家具,营造浓郁的税牛广、牛和石(金)牛道氛围,凸显其特色和唯一性。其中,“家”是关键词,可注入刻骨铭心的记忆,牵引出对应故事,以尊重时代格局,还原历史面貌。借助多媒体和高科技手段,增大容量和放大空间感(有关内容,可参考《百年巨匠:张大千》《张大千的足迹》《万里千寻》等影像片)。

园林打造,注重主体建筑、露台、坡地景观打造,定位“园林式旧居”。张大千系名副其实的园林家,既谙熟以私家园林为代表的苏州园林(曾借居此地数年),又深通以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北京颐和园(曾数度客居此地),亦触类旁通川西林盘景观,更有经营“东方名园”“世外桃源”“海外仙境”等之誉的巴西八德园以及让台湾建筑业竞相仿建的摩耶精舍的经历。张大千有“黑猿转世”说,故他尤其喜爱长臂猿(亦喜欢养鹤)等动物。张大千还情有所钟盆景和荷花、梅花、海棠、竹等。这些动植物,恰好契合了金牛宾馆园林,有利于旧居定义“园林式旧居”。其中,结合历史布局(如旧居后的菜园,做几平方米的“示意性”展示),参考台湾摩耶精舍园林景观(巴西八德园因政府建水库早已沉没水中,现仅存画册和图片资料),融合金牛宾馆园林环境,使之成为“园中园”的独特文化景观。

资源整合联动,打造旅游线路 。在大陆,张大千资源十分丰富,内江、上海、苏州、北京等地均有其遗迹或遗存,尤其是成都。在成都主城区内,历历可数的有金牛坝张大千旧居、昭觉寺遗迹、汪毅捐赠张大千文献馆、张大千艺术博物馆(约2026年开馆)、四川博物院张大千艺术馆和四川张大千文献中心。

在一个城市的主城区内,就一位艺术大师而言,有如此密集的文化资源,特别是张大千原作和文献资源,恐怕在全国仅有成都。据此,整合前述资源,完全可以形成成都主城区内的“六点一线”互动,构建张大千文化资源“共享圈”,放大张大千文化格局功效,打造成都为世界性的张大千文化研学、观光和交流重镇,走好张大千国际化“一盘棋”,拓展更为广阔的城市文化空间,产生国际性影响。

至于具体实施,可从“家”入手,开启“链家”模式。一方面,张大千视成都为家,不仅体现在他的诗作中,更融入到他的艺术创作中;另一方面,旧居本身就是他具体的家。由此可以链接台湾摩耶精舍张大千最后的家,形成“家”的始点与终点的“两点一线”,凸显两岸统一意义。再就是从诗和远方角度,做好从“家”延伸“回家”的创意策划。在特色人文景点群基础上,赋予其更多的旅游属性和条件,开辟成都主城区的“大千游”或“张大千场馆体验游”旅游线路,甚至可以把青城山的道教文化、昭觉寺的佛教文化连在一起,供游客包括研究者、拍卖机构、艺术爱好者、游学者、大风堂再传弟子和一般观光者等前往打卡或沉浸式体验,使之可观、可读、可游、可研及可品,由金牛宾馆推出“家”的菜品“大千风味菜肴”。张大千既是烹饪家,又是美食家,有若干“吃”的故事,可以拓展“大千美食文化”。还可以联动内江张大千纪念馆、张大千博物馆、张大千美术馆、张大千故居和芭蕉井,开辟“成(都)内(江)”大千文化专题旅游线路。

注入大风堂元素,展示大风堂“蓝皮书”——《大风堂同门录》《大风堂同门录修订本》《大风堂再传弟子录》,讲好大风堂故事,使之成为大风堂艺脉延续的“传承基地”。据1948年《上海美术年鉴·大风堂与大风堂同门会一年来的动态》记载,1947年时,成都便是大风堂同门会总会所在地,“成都同门三十余人,随张大千居北昭觉寺,朝夕聚首,每半月作郊游一次”。1948年5月10日,成都大风堂门人为张大千举办50寿辰庆祝活动。门人巢章甫写有《记大千居士》长文,概括张大千生涯及其艺术。这些内容,均属于张大千税牛广时期的故事。如今,海内外大风堂门人尽管所剩无几,但大风堂代代赓续,再传弟子遍及寰宇中,有相当影响力。凭借张大千旧居“家”的优势,无疑是创意张大千(大风堂)家文化和进一步拓展大风堂艺术的一个思路。

(全文完)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汪 毅(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副巡视员,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