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4年第2期

谢无量与蜀地的缘法

杨 韬

谢无量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是中国近现代百年变迁的见证者。他生于蜀地,耕耘于蜀地,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转折关头,他以世界之眼光,大同之理想,探索用现代哲学、历史学、伦理学观念对传统文化进行阐释,以文字启发民众觉悟,提高国民素质,激发国人爱国心。他在继承传统儒学的基础上,对“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新的诠释,让传统儒学日日新、又日新,让中华文脉长歌不辍。他在蜀地进行的社会革命活动、文教活动及蜀学研究等,便是一部近现代蜀地乃至近现代中国的发展变革史。

投身社会革命活动

(一)参与革命活动

1900年,少年谢无量第一次远游,数月间行程数千里,沿途目睹国事骚乱及民生疾苦,“第一次启发我革命意识,是为我少年时代的一件大事。”次年,身在上海求学的谢无量曾回四川,与四川学者杨玉詹、廖世襄等密谋进行革命活动,意图推翻四川总督的专横统治。1909年10月,四川成立谘议局,谢无量与张澜等一起参加立宪运动。他受托撰写《国会请愿书》,指出:“天下情势危急未有如今日之亟者,内则有盗贼水旱之警,外则有强邻逼处之忧”“当局宜博咨天下之贤士,群策群力,急起直追,以救危亡于万一……亟盼速定大计而开国会以顺人心。宗社安危,在此一举。”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并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出卖铁路主权,激起全国人民愤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以四川尤为激烈。谢无量同张澜等人加强联系,积极参加保路运动。

1917年,谢无量经川籍革命者熊克武、杨庶堪等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先生,成为“他一生中的转折点”,谢无量自述道“综计我之一生……,得见孙中山先生,相与谈论,受其影响最大”“见到孙中山后,在崎岖的征途中他找到了燃犀之照。从此投身革命,前进的步伐更坚定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谢无量积极参加各种救国组织,期间两次回川,传达由宋庆龄、蔡元培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反迫害呼声,要求四川设立分会。

(二)建议四川建设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滞留在北京的谢无量辗转返川,忧怀天下苦思救国之方。在谢无量看来,四川无疑是“复兴中国”的理想之地。他立足四川纵观全国形势,写成《建设四川意见书》,认为当时的中国有两个致命弱点:一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中心都集中在沿海一带,一旦变生不测,沿海将不可保,敌人在短期内即可从海空轰毁,置我国于死地;二是中国没有大陆上的交通干线,国际交通全靠上海、天津等几个重要商埠,对外作战期间,易为敌人封锁,使中国坐困以毙。

谢无量认为,要排除这两个弱点,中国必须以四川为中心,在西陲贯通铁路、公路及水上交通干线;建设水电站,促进西陲电气化;开发煤铁等重要矿产,建设大规模之重工业及轻工业;改良农业生产技术等,全面建设西陲。如此,西陲进可以为全国经济发展之基础,退可以为民族复兴之根据,成为一条民族生命线。谢无量还超前的提及大成都市的建设问题——使成都渐成为政治、经济、交通、军事之中心,以及普及平民教育、集中民间财力、设立银行网点、推行金融信用制度等问题。

谢无量关于四川的建设建议涉及政治、军事、经济、交通等与国计民生相关的社会现实问题,颇为详尽,如何解决这些社会现实问题是从不同维度通达修齐治平的途径。对四川的建设建议可以说是谢无量经世思想的具体体现,表现出他高度的社会实用性及忧思天下的家国情怀和入世担当,其关于开发西南、建立强大后方的见解更是非凡卓越。

投身文教活动

(一) 存古学堂之缘

1909年,四川提学使赵启霖效仿张之洞在成都开办存古学堂,旨在“保存国学,尊重蜀贤”,作为当时国学最高学府,谢无量回川即任存古学堂监督(即校长),设理学、经学、史学、词章各科;又增设地理、算学、医学、英语等,聘吴之英等名家执教。学堂初办,购书资金短缺、图书资料缺乏,吴之英曾任锦江、尊经书院襄校,知道两院古籍多,于是向谢无量建议将已停办的两院古籍移至存古学堂,并代笔撰写《王护院许将尊经锦江书刻移存古书院启》。谢无量为此多次与四川都督尹昌衡和四川提学使赵启霖协商,并经两署批准,存古学堂接收了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均已停办)的刻板近四万片、约300种,并在卧龙桥(后移青石桥)设“存古书局”,整理刊印,以广流通。

1912年6月,由四川军政府枢密院改组的国学院与存古学堂改名的国学馆合并,称“四川国学院”,吴之英任院正,谢无量任院副,院内学者人才济济,如刘师培、曾培、廖平、释圆乘等,几乎揽尽蜀中名流。彼时的谢无量,不仅承担行政事务工作,还兼授词章,担任讲席,与各名家宿儒切磋砥砺,学问日益精进,时任院长吴之英对谢无量倍加推崇。吴之英在《答张培爵(四川副都督)书》中,荐贤举能“院中人士美尽西南……至于谢(无量)、刘(申叔)、曾(笃斋)、廖(平)脱颖出囊,尤堪宗主关西……”又在《辞国学院院正致尹昌衡张培爵书》中,再次呈报“院中群材济济,譬入瑶林。最著者,谢无量硕学通敏……”观其呈词,首提谢无量,其后方提刘师培、曾培、廖平等,吴之英对谢无量的才华给予充分肯定。

经过存古学堂、四川国学馆、四川国学院的沉淀与积累,1912年离开蜀地辗转至上海的谢无量厚积薄发,接连推出专著。1916年,年仅32岁的谢无量相继推出引领民国学术潮流的先锋之作——《佛学大纲》《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六大文豪》等。

谢无量倾心耕耘的存古学堂,以及由它演变而来的四川国学院,为学术界和新文化界培养了郭沫若、李劼人、蒙文通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为后来成立四川大学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复性书院之缘

1938年8月,(马一浮)友人有创办书院的建议,由寿毅成、刘百闵电告。(马一浮)先生复书刘百闵、寿毅成,认为书院之事不易成,姑且草草写就《书院之名称、旨趣与简要办法》。同时复电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此为马一浮创办复性书院之始。1939年3月,马一浮抵达抗战大后方四川乐山筹备书院事务。书院最终选址于乐山岷江东岸乌尤山。

马一浮与谢无量可谓总角之交,抗战爆发后,二人失去联系。马一浮抵乐后,得知谢无量其时身在香港,于1939年6月19日致书谢无量,并附《复性书院缘起》一文告知书院事宜。同年10月15日,马一浮再次致书在香港的谢无量,邀其至乐山讲学。

1940年,谢无量回川后,马一浮致书谢无量,欲请谢无量加入复性书院董事会。在举荐谢无量为书院董事一事上,马一浮有言:“(马一)浮与谢君四十年交旧,知之甚深。谢君风度玄远,有时近于玩世,恒情莫知其涯。”马一浮频繁致书谢无量,望其来院之意甚切,谢无量于1940年12月18日由成都至乐山,在乐十数日,于1941年1月3日返程,居乐期间,书院学生可向其请益。3月4日,马一浮草定《延聘自由讲座关约》,向赵尧生、张真如、谢无量等发出自由讲座聘书。1941年6月,谢无量再至复性书院,“由学生自由提问,随机讲学”。

然而此时,书院维系已然十分艰难。除经济方面及学生数量减少、教学效果未达预期的原因,早在1940年6月,教育部欲将书院纳入政府体制,马一浮认为政府违背了“以宾礼相待,一切不加干涉”的承诺,已起罢讲念头。至1941年,学生反对刻《答问》,成为马一浮罢讲求去的主因。马一浮虽竭力维系,但在与谢无量的往来书信中已谈及书院善后的相关事项。

1942年1月22日,谢无量至濠上,停留一周,于1月29日返回成都,马一浮送其上车。此时书院于讲学方面已名存实亡,改为专事刻书。谢无量对刻书也极为支持,曾与沈尹默合捐六万元。1944年1月24日,马一浮致书谢无量,谢其与沈尹默合捐之事,并将作为专刻经籍费用。谢无量不仅直接捐助刻资,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影响加以襄助。1943年6月4日,刘自乾经谢无量向书院捐刻书款两万元。书院欲刻《春秋胡氏传》,苦于无佳本,马一浮托谢无量代为寻书。曾就读于存古学堂的蒙文通时任四川图书馆馆长,与谢无量有师生之谊,谢无量自蒙文通处借得该书商务印书馆石印《四部丛刊续编》本供复性书院缮写。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马一浮开始做还杭准备。1946年春,马一浮返杭时寄诗奉别谢无量:“辞君一棹下渝州,未见江南已白头。二月春风吹锦水,岸花樯燕送行舟。”谢无量和韵送别:“闻携书卷下杭州,二月春风百草头。我亦江南未归客,云端空望李膺舟。”

民国期间,谢无量于成都执教存古学堂,马一浮在乐山创办复性书院。二人先后在蜀地不遗余力地弘扬国学,于家国沉浮间,谋学问之纵横。

(三)蜀地人才之缘

1.谢无量和林思进

谢无量居蜀期间,与巴蜀诗坛代表人物、近代蜀地“五老七贤”之一的林思进过从甚密。

1911年,林思进与友人修禊于南河泊,林纡为作《南河修禊图》。谢无量于次年4月得见此图,题《山腴先生辛亥之载,薄游燕郊,援以上巳,修禊南河泊,宾从萃止。畏庐林翁为之作图,咸出题咏。壬子四月始获敬观,遂亦踵赋云尔》于其上,刘师培、吴之英等亦为画题诗。同年,林思进还与刘师培、谢无量游成都花市,作《壬子二月,申叔、无量同游花市,时并有买园少城之约》。

1935年,林思进赠诗《无量航空归蜀,行将南返,送以两诗》为谢无量饯别,诗中并题“君壬子(1912年)出蜀,去年(1934年)海上得晤,扶摇今偶然”。同年9月,谢无量母亲去世,次日,谢无量即写信告知林思进此事,请其挽联,并请林思进代求周岸登挽联一并还邮,可见二人私交密切。1938年,林思进汇辑友人往来信札、诗笺集为《鱼雁集》,其中即收录了谢无量这封私人信函。函件内容如下:

山腴老兄先生有道:蜀中别后,忽二百日,人事多,久阙笺奏。顷不幸有母之丧,欲求大贤赐题数语,缀于赴告之耑,此未能免俗,然君子或亦矜而许之也。并希于三四日内见寄,则衔感无已。兼欲得癸叔先生数语,亦恳代求并寄。新丧悲恸,不能远及,伫盼还邮。敬颂道履。弟无量泣叩。九月廿二日。先母唐氏殁于九月廿一日,年七十有五。又及。

(林思进题:无量书惟简牍尤隽妙,前曾装褫一册,此零幅,亦不忍弃耶。)

林思进曾说:“近代书法,以康南海为第一;南海之后,断推无量。”从上文“此零幅亦不忍弃”也可看出林思进对谢无量笔墨的珍爱。

1944年正月,张大千在成都举办《张大千临摹壁画展览》并出版《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第一集》,即由林思进作序、谢无量题签。

2. 谢无量和郭沫若

郭沫若曾在成都存古学堂受教于谢无量,二者有师承关系。1916年,谢无量所著《中国六大文豪》初版,首推屈原,突出屈原的爱国之志和济世之才,以其为“古今爱国诗人之宗”。谢无量认为,屈原以一人之词,而能表一国天下之志,其“爱国心甚热”;他为屈原像题诗:“行忧坐叹国无人,被发狂吟泽畔身。要识风骚真力量,楚声三户足亡秦。”

廖平与胡适对历史上是否有屈原其人表示怀疑。胡适曾就楚辞发表自己的意见,认为“《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谢无量为此专门作《楚词新论》对屈原及其作品进行介绍,并对廖平与胡适的质疑作出批驳,论证《史记》是可信的,并且“我们可以确信屈原这人是决有的了”。鲁迅对谢无量的观点是予以肯定的。鲁迅曾赞楚辞“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并在《汉文学史纲要》篇末开列的“参考书”中开列了谢无量的《楚词新论》。参与到“屈原否定论”相关学术讨论的学者还包括刘师培、王国维、陆侃如等,由此也引发了二十世纪楚辞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在其后研究屈原的学者中,郭沫若也极认同谢无量的观点,他态度鲜明的表明“中国自有历史以来的第一个伟大的诗人要推数屈原”,他在批驳“屈原否定论”的基础上,考订了屈原的生卒年、家世、故乡等问题,确凿证明了屈原的存在,成为二十世纪楚辞研究第二个高潮的领袖人物。

抗战期间,郭沫若以10天时间创作完成话剧剧作《屈原》,借屈原发出激情澎湃的民族呼声,呼唤光明与变革,成为郭沫若影响最大、最震撼人心的剧作。郭沫若在为傅抱石画作《屈原画像》题跋时题道:“屈子是吾师,惜哉憔悴死。三户可亡秦,奈何不奋起?”在如何认识“屈原”这一问题上,郭沫若与谢无量的思想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投身蜀学研究

1898年3月,在京蜀人杨锐联合寓京川籍同乡刘光第等在北京四川会馆成立“蜀学会”,传播救亡维新思想,发动组织维新力量。4月,康有为联合蜀学会等在京各学会有志之士成立“保国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惜保国会瓦解,变法失败,在京蜀学会骨干杨锐、刘光第被诛杀。“戊戌六君子”蜀人居其二。

杨锐在京倡立北京“蜀学会”的同时,宋育仁受聘任成都尊经书院山长,并邀集吴之英、廖平等蜀中名流在川创建成都“蜀学会”,创办《蜀学报》。学会以孔子经训为主,每月定期会讲,意在扶圣教济时艰,以有用西学昌明蜀学,开通蜀中风气。宋育仁的《时务论》、吴之英的《人伦说》《救弱当用法家论》、廖平的《改文从质说》等皆刊发于《蜀学报》,颇具影响。蜀学会成立以来,西学开始浸润蜀地士人意识,蜀地学术交流开始出现新局面。1898年8月,受维新变法失败的牵连,《蜀学报》停刊,共计发刊13期。

1907年,谢无量在上海与川籍进步人士周紫庭等恢复“蜀学会”,撰《蜀学会叙》,提出“天下有学,盖由蜀”“蜀之学,先于中国”“不自蜀出,得蜀人始大”,从儒、道、释、文章四方面对“蜀学”进行阐释,“蜀学所由称,何独尧尧然”的自豪感溢于言表。但是,谢无量也难掩“蜀学自秦灭国而衰,……承学之士,欲何以明”的困惑,是以提出“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乃徇同人,以创斯会”,欲振兴蜀学。谢无量认识到,“光绪庚子以后,始废八股试士之法,此为近数百年文学上之一大变。甫及十年,遂革命。故文学复兴之功,正所望于继今以往耳。”恢复蜀学会之举正是他推进“文学复兴”的切实行动。在《蜀学会叙》中,谢无量提出重设《蜀学报》、渐次刊行蜀乡先辈遗书集为《蜀藏》,从学理层面梳理与总结蜀学。在他出任存古学堂监督和四川国学院院副期间,除行政教学工作外,还致力于国学研究,与刘师培、廖平、吴虞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创办《四川国学杂志》。1913年2月,谢无量在《四川国学杂志》第6号刊载《蜀学原始论》等,以此为阵地大倡蜀学,以期“蜀之兴乎,学之成乎”。

相较于1898年宋育仁成立的蜀学会,谢无量恢复的蜀学会视野更加开阔博大,在《蜀学会叙》的《叙通》部分,谢无量还对当时的西学进行了分类介绍,提出“虽难遍明,要当习其文字。最重要者,古文则希腊、拉丁,今文则英、法、德、俄、意。达乎斯数者,可以言学矣(任通今文一二种,即可致力于学)”,认为语言学习是学术学习的基础,主张将“形而上”的理论性学科与“形而下”的实用性学科相结合,“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并称”,不可偏废,如此可以西学助力蜀学复兴。谢无量在蜀地执教期间,增设医学、英语等学科,也是这一思想的实践。

结语

1952年,谢无量被任命为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后从四川调至北京。离川赴京时,谢无量作诗《饯席留别成都诸友》:“余生尚有观周日,远别难为去鲁心。”引孔子“去鲁”典故,表达了对蜀地诸人诸事的深切眷念。此后,谢无量再未回蜀地。

陈雪湄言:“(谢无量)的诗歌、文章和书法都贯串着一条爱国主义的红线。……他少年时代,即有经世之志,身在江湖,而心存社稷。既不见用,退而发愤有作。”在传统与现代交替的时代洪流中,谢无量笔耕不辍,体现了大家入世的忧患意识和经世思想。他的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由其思想映射的他在蜀地的社会活动、文教活动及学术研究,不仅在当时颇具前瞻性,在当下更凸显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这些无量的精神财富与文化遗产,值得今人进一步研究并传承。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杨 韬(乐山大佛石窟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