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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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佳木

关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成果,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概括了八条,其中第二条是:“全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表明,自从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来,“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已经结束。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人们讨论最多的问题除了关于历史遗留问题、个别中央领导同志的错误问题、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外,就是中央人事安排,包括意识形态工作部门人事调整。在中央意识形态工作部门的人事调整问题上,与会代表的强烈呼声是,调整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恢复胡乔木在办公室的领导地位,并担任中宣部部长。会后,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部长,胡乔木为中央副秘书长兼“毛著”办主任。同时,决定将政研室由国务院系统划入中央直属机关序列,改称中央办公厅研究室,胡乔木仍兼主任。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共中央书记处,胡耀邦当选总书记,胡乔木当选书记处书记,中办研究室改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从这时起,胡乔木不再兼政研室主任,改由邓力群兼任。但在协助邓小平工作方面,胡乔木仍依托政研室。自从政研室在邓小平恢复工作后被保留以来,机构几经变动,人员也有扩充,但主要领导和基本任务都没有变,都是为中央收集信息、起草文件,尤其是协助邓小平工作。从那时起直到1983年,邓小平所有事先有讲稿的讲话,仍然经由政研室尤其是胡乔木起草或修改。1984年之后,《邓小平文选》中收入的讲话几乎都是即席的了,除有时根据要求对已讲过的话进行整理外,政研室基本不再为邓小平起草讲话。

从《邓小平文选》中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至1983年,邓小平事先有讲稿的讲话大约有十来篇,包括1979年3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1979年6月15日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1979年10月4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10月30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1979年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1980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80年2月29日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2年9月1日在中共十二大上的开幕词,1983年10月12日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另外一些重要讲话和中央文件,包括党章、宪法,虽然不以邓小平署名,但也是在他指导下由胡乔木或政研室其他领导参与起草的。

从以上列举的那些讲话看,邓小平那段时间关注的重点大体有四个:一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是改革开放,三是国民经济调整,四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反对“左”右两种倾向的斗争。下面仅介绍其中几篇胡乔木主持起草的讲话。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讲话中提到在真理标准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说叶帅当时在中央常委会上曾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学国务院务虚会的办法,开个理论务虚会,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大家都赞成,但因小平等同志出访,务虚会在这次工作会议之前没有来得及开。政治局同志的意见,还是按照叶帅的提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专门开一次理论务虚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会议以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义,于1979年1月18日正式召开,思想界、理论界、新闻界、文艺界、科学界的代表约160多人参加了会议。胡耀邦在会议开始时的口头报告中说,会议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二是研究工作重心转移后理论宣传战线的根本任务。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将近一个月,与会者进一步批评了三中全会前一些意识形态部门负责人坚持“两个凡是”方针、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错误,同时,就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了不少新看法,对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具有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也有人对毛主席的评价问题发表了片面、偏颇的言论,出现了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倾向。尤其这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以“西单墙”为代表的,攻击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西方民主和自由的反动思潮和言论。理论务虚会内外的这一动向,引起邓小平的高度警觉。2月16日,党中央召开在京党、政、军副部长级、副军级以上干部大会,宣布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同日,理论务虚会被叫停。

3月16日,对越自卫反击战按原计划结束,邓小平在党中央召开的反击战情况报告会上作报告,除了讲要总结作战经验、按照三中全会精神把工作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之外,重点讲现在有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做。他说:“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是总的情况。但是仔细地看,还存在很多不安定团结的因素。我们必须坚决地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这是我们安定团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影响问题……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整个这一段历史。”当天,他即托胡耀邦转告胡乔木,说他要在理论务虚会上讲话,请乔木同志起草。胡乔木连续写了两天,于20日脱稿。22日,邓小平亲自约他当面谈讲话稿的事。事后胡乔木对我说,邓小平十分注意理论务虚会的情况,自从出访美、日回国后,每期会议简报他都看,越看越看不下去,表示自己要讲一讲。27日,邓小平再次约胡耀邦、胡乔木等人去谈讲话稿,就他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又谈了几点想法。大意是:四个坚持,现在该讲了。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克服官僚主义、长官意志。但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就不能做到这些,也不可能有效率。理论工作的主导思想、中心任务,是要引导人们向前看。国内最大的政治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心一意奔向四个现代化。“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理论界去研究,去回答,现在缺少这样的理论家。”

理论务虚会在停顿一个多月后,于3月28日复会,主办方由中宣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改为中共中央,会议名称也加了“全国”二字,改为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30日,邓小平到会,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讲话针对当时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的“两个凡是”、怀疑和反对社会主义的“左”右两种错误思潮进行了批驳,重点阐述了为什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性的思想政治问题。他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这就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讲话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四项基本原则,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论证,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

邓小平在讲话中还具体谈到对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他指出,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好,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从20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关于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他指出,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都要犯严重的错误。

邓小平讲话发表后,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绝大多数人表示坚决拥护,但在理论界,包括在理论务虚会上,也出现了不同声音,认为四项原则是“四根棍子”,三中全会是“放”,讲四项原则是“收”。胡乔木对我说,邓小平在看过理论务虚会分组讨论他的讲话的简报后讲,以前,理论界、思想界在反对“四人帮”、批评“两个凡是”的问题上都是一致的,到了理论务虚会上,有些人就和我们分道扬镳了。这个话,如实反映了客观情况。正因为如此,自从理论务虚会后,邓小平在意识形态领域反倾向的斗争中,由过去重点反对“两个凡是”转向了重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政研室和胡乔木在协助邓小平工作的过程中,自然也把重点转移到了这方面。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和全国上下都有一种要把“‘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补上去”的心情。在那种氛围下,出现了基本建设规模过大、对外引进设备规模过大的现象,使“文化大革命”中农业与工业、积累与消费等已经失调的比例关系进一步失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提出要大量进口粮食,先把农民这一头安稳下来;工业引进项目,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对生产和基建项目的安排不能有材料缺口。三中全会后,陈云、李先念向中央正式提出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的主张。在邓小平支持下,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从1979年起用三年时间完成经济调整的任务。然而,由于一些干部对“新八字方针”没有想通,存在抵触情绪,这个方针在一段时间未能得到认真贯彻,致使1979年、1980年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财政赤字,基建投资不仅没减少反而分别增长4.5%和6.8%,零售物价和职工基本生活用品价格1980年比1979年分别上涨了6%和7.5%。1980年11月28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书记会议,陈云发言主张三年之内不增长基建开支,搞“铁公鸡,一毛不拔”。邓小平表示,赞成陈云对基本建设投资问题的意见,并指出:要考虑国务院的调整方案退得够不够,不退够要延长时间。真正大的调整从明年开始。随后,他请政研室为他在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准备一个讲稿。

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除了进一步强调调整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调整”在八字方针中的关键地位外,还重申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强调了宣传工作必须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必须加强,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他在讲话中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他表示赞成陈云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他强调,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方法要细密,步骤要稳妥。他指出,今后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要在革命化的前提下,使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他还表示赞成陈云讲的,经济工作、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政治形势的稳定发展关系很大。所谓宣传工作,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应当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进行有力斗争。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我们首先要自己坚定信心,然后才能教育和团结群众提高信心。在当前条件下使用国家的镇压力量,打击和瓦解各种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完全符合人民群众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篇讲话是邓力群带领政研室写作班子的人起草的,最后经过胡乔木修改。胡乔木改动比较多的是有关思想工作的内容,其中增加了发扬“五个精神”的文字。他写道:我们要“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许多高级干部提出,对于“文化大革命”应当作一个结论。对此,邓小平在闭幕会的讲话中作出了回应。他说:“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他的这个意思,后来写入了全会公报。

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闭幕的,过了年就是1979年,也即新中国成立30周年。年初,中央政治局决定,以叶剑英委员长代表中央在庆祝大会讲话的形式,先对新中国成立30周年的历史作一个初步总结。6月份,在中央常委直接领导下,成立了以胡乔木为主,由邓力群主持的15人起草小组。起草工作从一开始就是邓小平指导的,他对胡乔木说:“这个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对起草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难题,最后也都是由他作出决断的。

讲话初稿在8月中旬写好,先提交中央各部门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征求意见,作了大幅度修改后,于9月初拿出了第一次修改稿,送给邓小平审阅。他提出意见后,又改出一稿,于9月中旬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原则通过,然后又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并召开党外民主人士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在讨论中碰到的问题有:这个讲话究竟应当是一般的庆祝性的讲话,还是对过去30年最基本的总结,抑或是全面的总结?讲话对过去30年的成就要不要讲,怎么讲?要不要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文化大革命”应当作一个怎样的基本评价,如何分析林彪、“四人帮”在其中的作用?对党的事业的发展,国家政局的稳定,防止“四人帮”卷土重来,要不要树立信心?等等。对这些问题,邓小平都给予了明确回答。他在9月4日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强调:“还是要讲在三十年的历史上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我们的一切成就是在毛泽东思想照耀下取得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三十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

1979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

叶剑英的讲话充分体现了邓小平提出的指导思想,用明确的语言阐述了新中国成立30年历史的一些主要问题。例如,关于对30年的总体评价,讲话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十年是光荣伟大的三十年,是中国人民同国内外敌对势力进行复杂斗争的三十年,是经历了曲折道路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巨大胜利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中,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革命变化,并且巩固了革命变化的胜利成果。”

关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讲话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马列主义是在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的,无论是谁都不能用任何形式加以垄断和固定化。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

关于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评价,讲话指出:“我国现在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还不完善,经济和文化还不发达。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一定能够继续战胜一切困难而向前发展,逐步趋向完善,并将最终创造出高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我们过去遭到过的挫折,现在工作中仍然存在的缺点,今后还会遇到的困难,都丝毫动摇不了我们的钢铁一般的科学信念。”

关于对我国30年来成就的评价,讲话指出:“我们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我国高等学校、中等学校和小学的在校学生已达到二亿一千万人,超过了解放前最高年份的七倍。我国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但是毕竟从无到有地初步建立了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部门。原子弹、氢弹、导弹的试验成功,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和回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集中地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的成就。我们开展了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和体育活动,实行了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制度,消灭了或者基本上消灭了烈性传染病,人口死亡率大大下降,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我们战胜了外国侵略势力先后对我国进行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巩固了国家的独立。我们的伟大祖国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和友好国家首创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一贯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正义,支持各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我们遵循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共同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打开了国际斗争的新局面,推动国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发展。”

关于对我国30年中的挫折应当采取的态度,讲话指出:“三十年来我们取得的成就是伟大的,看不到这个伟大成就是完全错误的。当然,大家知道,我们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既有过比较顺利的发展,也有过严重的挫折。同全国人民作出的艰苦努力相比,同社会主义制度应当发挥的优越性相比,我们的成就很不够。我们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努力取得更大的成就。中共中央认为,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但是,在庆祝建国三十周年的时候,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总起来看,在过去三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战胜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纠正了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经受住了严峻考验,重新走上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作用,讲话指出:“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场革命和反革命的大搏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个错误,把它推向极端,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他们进行的长达十年的反革命大破坏,使我国人民遭到一场大灾难,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受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

关于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讲话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同世界上的任何其他事物一样,有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同已经有了三四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特别长,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旧社会的许多痕迹。”“我们应当加倍地爱护它,加倍地努力工作,使它能在继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出自己固有的优越性和无限的潜力。社会主义制度不是无缘无故地在中国出现的,它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亿万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所作出的决定性选择。它已经不止是一种理论,而是亿万人民正在日夜辛勤建设的现实生活。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有伟大的前途,我们坚信我国亿万人民有伟大的前途。”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讲话发表后,党内外、国内外反映都很好,但围绕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也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议论,使本来还打算过几年再写的历史总结,不能不提到日程上来。1979年10月下旬,中央决定着手起草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认为,“有了叶帅的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可以以讲话为纲,加以具体化、深化”。起草工作由邓小平主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胡乔木主要负责,起草组在讲话起草班子的基础上扩大到了二十几人。

至1980年2月,起草组拟出了一份《决议》的提纲草稿,报送邓小平。邓小平看后,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提出关于《决议》中心意思的三条要求,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说到这里,他提到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后在一部分人中造成的思想混乱,有的反对平反,认为这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平反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他指出,这两种看法都不对,必须加以澄清。“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宜粗不宜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接着,他对过去常说的十次路线斗争,分别作了分析,提出了原则性看法,要求起草组尽快拿出稿子来。这次谈话后不久,他又约以上三位领导同志去,补充了上次谈话的内容,用具体例子说明1957年之后毛主席有错误也有好文章、好思想,错误也不能归结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最后,他重申了上次谈话中讲的三条中的第一条,即“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6月9日,胡乔木在邓小平约他和胡耀邦去谈《决议》起草问题时,商定将“‘毛泽东晚年思想’改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随后,起草组写出了初稿。邓小平看过后,于6月27日把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找去,直截了当地说,这个稿子不行,要重新来。因为,它没有很好地体现要确立毛泽东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设想。他指出:“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谈话中,胡乔木提出“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在思想、理论、路线上的错误不好写。邓小平讲:“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他在这里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

根据邓小平几次谈话的精神,胡乔木提出一个方法,就是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他的这一思路,既符合维护毛主席历史地位和坚持、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要求,又有利于实事求是地分析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比较好地解决了决议稿写作中的难题。9月上旬决议稿拿出了第二稿。稿子共有五部分,即建国31年的主要成就和曲折,建国以来历史发展的四个阶段,“文化大革命”发生和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伟大作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基本原则。中央决定,先印发正在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经过较大修改后,邓小平于10月10日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商定,将决议稿提供四千名高级干部讨论。

四千人的讨论畅所欲言,众说纷纭。多数同志赞成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但也有人贬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对写毛泽东思想。针对这种言论,邓小平在10月25日同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指出:“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他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谈话中他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他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

决议稿除了在四千人范围内讨论外,还提交政治局、书记处和部分老干部讨论。为了实现《决议》要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宗旨,陈云于1981年3月26日向邓小平建议,专门加一篇话,讲解放前的党史,写党的60年。60年一写,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根据。对这个建议,邓小平非常赞成,在和陈云谈话后的第三天,便向起草组负责人转述了,说“这个意见很好”。5月,起草组经过修改,又提交政治局扩大会70多人讨论。5月19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开幕时讲话,指出这个文件已起草了一年多,经过不晓得多少稿,现在的稿子,合乎一开始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中间也吸收了讨论中很多很好的意见,比如,陈云同志提出前面加建国前的28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当然,也有些意见没有接受。接着,他指出:决议的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6月27日,《决议》终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一致通过。《决议》共有8个部分,即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回顾;建国32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文化大革命”的10年;历史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写道:《决议》“既对多年来的‘左’倾错误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作了科学分析和深刻批评,又坚决维护了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从而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为维护全党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决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总结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新道路的主要点所作的初步概括,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长的时间内,就能产生这个《决议》,正确解决了既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又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这样两个互相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远见卓识和政治上的成熟。《决议》对推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党制定《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邓小平从头至尾对《决议》的起草给予了从大的原则到一些具体问题分析判断的悉心指导,胡乔木、邓力群为主的起草组认真领会、坚决贯彻邓小平的指示,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堪称政研室在邓小平领导下的又一个精彩篇章。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邓小平1979年3月在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尖锐批评了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起到了给全党及时敲响警钟的作用。但这股思潮并没有收敛,而是以社会思潮自身的逻辑,由政治领域逐步向文化、学术等意识形态领域蔓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在反对一种主要倾向时,往往另一种被掩盖着的倾向就会逐渐冒出来。1981年,部队作家白桦创作的电影剧本《苦恋》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改名为《太阳和人》后搬上荧幕,围绕《苦恋》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对《苦恋》的批评,也成为当时思想领域的一个焦点事件。邓小平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在1981年3月听取部队政治工作部门领导韦国清、梁必业、华楠汇报解放军学习1980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时,提到了《苦恋》问题。他指出: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他强调:“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后来,这篇谈话被收入《邓小平文选》,题为《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

同年7月,邓小平又约中央宣传部门的领导王任重、朱穆之、周扬、曾涛、胡绩伟去谈话,专门谈《苦恋》和由《苦恋》引出的问题。他指出:“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继续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但是绝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篇谈话也被收入《邓小平文选》,题为《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邓小平讲话后,思想领域的风浪并未因此平静下来,相反,有愈演愈烈之势。1983年8月底,他约胡乔木谈话,说:“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觉得思想界的问题不少,有的问题相当突出。我准备在这次二中全会上讲讲这个问题,请帮助搞个讲话稿。讲话的题目是灵魂工程师的责任。”在征求胡乔木意见后,他将题目改为《党在思想战线的任务或思想战线的形势和任务》。接着,邓小平谈到“社会主义异化”问题,指出:“有的人说‘文化大革命’是异化,其实这是个特殊情况,不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有‘文化大革命’……如果社会主义自身不断产生敌对的东西,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还有人说五四运动不是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的,而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领导的。实际上这是在批评《新民主主义论》,只是没有点出名来。”过了一个多星期,他又约邓力群等人去谈十二届二中全会讲话稿的起草,问讲话稿准备得怎么样了,当得知胡乔木正在外地,讲话稿已有了提纲后,他说:要讲两个问题,一是整党不要走过场,一是思想战线不要搞污染。当讲到1957年反右斗争时,他重申反是对的,错在扩大化的观点,指出:那时“讲的那些内容同现在很相像。人道主义、异化,那时这些意思也有了,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这些思潮就是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对党的领导丧失信心,认为我比党正确,我怎么样做都是合法的。”他提醒起草他的讲话,要同他以前的讲话衔接起来,说:哪方面的意思讲得多一些,要看当时的情况。“文化大革命”中,“那时‘四人帮’什么都不让搞。针对那种情况,那一方面讲得多,另一方面的意思也有。现在倒是要强调另一面了。”

后来,邓力群根据邓小平谈话内容,组织人继续起草邓小平在十二届二中全会的讲话稿,写好后传给仍在外地的胡乔木。胡乔木改后,又传回北京。9月30日,邓力群将写好的稿子送给了邓小平。邓小平看后当天就找邓力群去谈话,除了对稿子提了些修改意见外,他还说,最近看了马克思主义讲异化的材料,所有这些话“都是讲的资本主义社会,讲的劳动创造的成果变成压迫自己的力量”。认为社会主义也异化,“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没信心。”异化是个生疏的名词,绝大多数同志不了解,“读点马克思的书很重要”。他还提出要搞个材料,印发给全会;要写有分量的文章,“马克思主义者要出来说话。”讲到这里,他特别提出胡乔木应当写一篇批判鼓吹异化的文章。

那次谈话后,邓力群组织写作班子对讲话稿又作了反复修改,然后送给在外地的胡乔木,由他进一步修改润色,再送中央常委审阅,最后将定稿报送邓小平。1983年10月11日,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召开。第二天,邓小平在全会作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一书在提到这篇讲话时写道:“邓小平明确指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他指出,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不能一窝蜂地盲目推崇。他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切实加强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根据这次全会精神,全国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反对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邓小平在讲话中重点批评了一些人在人道主义、异化问题上制造的混乱,说“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

关于文艺方面的问题,邓小平着重批评一些人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表示淡漠,对革命历史和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表现和歌颂的热情,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立场上提高群众认识、坚定群众信心。另外,“‘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

在学术方面,邓小平批评道:“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

关于应当如何看待精神污染的问题,邓小平指出:“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关于一些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在精神污染面前的错误态度,邓小平批评道:“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有些同志明知不对,但是不愿或不敢进行批评,怕伤了和气。这样下去不行。”

关于思想战线的不正常局面及扭转的关键,邓小平是这样讲的:“在理论界和文艺界对一些错误倾向是进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只是效果不够显著。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如果自己有错误,就要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并且切实改正。谁要是坚持错误不肯改正,就不能担负思想工作的领导责任。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

对于一些人怀疑党的方针是不是变了的疑问,邓小平回答道:首先,要正确看待贯彻“双百”方针与开展批评的关系;其次,要正确看待反错误倾向中反“左”和反右的关系。他指出:“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前文说到,自从1984年之后,邓小平基本没有再作过事先准备稿子的讲话,因此也就不再需要政研室协助他起草讲话了。就是说,政研室在邓小平领导下集中工作,从1975年开始,中间经历了因“批邓”和“两个凡是”而中断的近两年时间,到1984年底大体上就结束了。这段时间,正是我们党试图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中途遭受挫折、粉碎“四人帮”后又因为实行“两个凡是”的方针而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两个凡是”方针后又冒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时期,是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由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出现的危机因为一举粉碎“四人帮”而转危为安、又因为实行改革开放而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的时期。从这一段历史的转折关头人们可以看到,党中央和老一辈革命家,特别是邓小平是怎样在异常艰难的环境下,贯彻毛泽东思想,继承毛泽东遗志,审时度势,洞察先机,把中国带出困境,进而带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看到那段历史有多么的错综复杂、跌宕起伏,从而认识到取得后来的大好形势有多么的不容易,为什么需要人们倍加珍惜。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纪念邓小平同志,就要学习他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无比坚定的崇高品格。学习他对人民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学习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学习他不断开拓创新的政治勇气,学习他高瞻远瞩的战略思维,学习他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邓小平指导政研室工作的实践,充分体现了他的上述优秀品质。我们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牢记邓小平同志的嘱托,敢于担当,埋头苦干,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来源: 中共党史出版社

作者: 朱佳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