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赛

《光明日报》( 2024年11月09日 11版)

先秦礼乐文明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黄帝制作《云门》《大卷》《咸池》,为中华礼乐文明奠基。喾制作《五英》,将礼乐与行政联系起来,依时节进行常态化、规范化祭祀。周公集历代先王礼乐之大成,制作大型宗庙乐《大武》,表现周初的武功与文治。周的诗乐文化十分发达,以诗乐化性化俗,取得了显著成效。先秦时期制作和保存了大量乐舞,到西周时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礼乐体系。秦、汉以来,历代统治者都没有放弃复兴礼乐的努力,礼乐文明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渗透到中国每一片乡土中,持续影响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中华文明独特的标识。

黄帝创建中华礼乐文明

礼乐的起源与意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礼记·乐记》:“圣人作乐以应天。”早期礼乐表现人类对天神的敬畏、崇拜与感恩。礼乐由天神崇拜进而发展到揭示天道与天理。《礼记·乐记》说:“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礼乐内化为人的德性,变成人类内在的自觉要求,疏导情感、提升认识,强化族群间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礼记·乐记》:“礼乐偩天地之情,达神明之德,降兴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体,领父子、君臣之节。”礼乐思想和礼乐体系,最终成为中国核心的价值和制度,是中国社会长期维持稳定的基础。《礼记·乐记》:“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最早的音乐,是表现天神崇拜的。《礼记·乐记》说:“乐由天作。”“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通典》传说伏羲作《扶来》或《立本》、神农作《扶持》或《下谋》、少皞作《大渊》。这些乐舞,与当时人们的劳动、生活、宗教、巫术关系密切。

黄帝集上古乐舞之大成,制作《云门》《大卷》《咸池》三种乐舞。《云门》为文乐,表现黄帝出生时天上有祥云,黄帝有很好的福气,能够统治诸部落,并依云分类治理。《大卷》为武乐,表现黄帝战功赫赫,战时用来鼓舞士气和震慑敌方。《咸池》为文乐,表现黄帝仁慈,安排百姓食用,深得民心。据传,黄帝还发明律吕,铸造乐钟,初创了以听觉图腾为基础的礼乐体系,是中华礼乐文明的奠基人。

颛顼效法黄帝乐理制作《承云》乐舞,大大丰富了器乐表现力。喾将先王之乐的精神提炼为“中”,运用宫商角征羽五声音高理论,标志着乐理论体系逐渐独立。

尧初制《大章》乐舞,彰显黄帝、颛顼、喾的治道和自身的合理性。尧将农业生产、社会治理、礼乐祭祀三者紧密结合,努力构建礼、乐、刑、政四位一体的体系。后来,尧增修《大章》,宣扬尧平章百姓的政绩。《大章》不断丰富和发展,反映了礼乐从崇天德到崇地德到崇人德、从敬先王到敬人王,不断完善。

舜的音乐活动贯穿其政治生涯全过程。舜摄政之初,请质制作了《九招》《六英》《六列》,践行先王之道,学习先王之乐,团结先王之臣,最终保住继位权。舜即位后,命禹制作《韶》,仿效先王之乐,以延续先王之政、统率先王之臣。《韶》的表演者头上插着鸟毛,身上披着兽皮,边走边敲击石磬,用人声模拟鸟兽的叫声,绕着辟雍学宫表演。舜又命禹制作《九招》,共有九个乐章,向历代先王汇报政绩。舜还制作了《南风歌》,宣扬自己的孝道和政绩,开创了弦歌治国的模式。舜命禹摄政时,制作了君臣相和的《卿云歌》,明确了元首充分授权、臣工各担其责的治理模式。舜健全了音乐制度,设立掌管音乐的机构乐正,任命音乐官员夔,将乐广泛用于祭祀神明、封赏诸侯、教育士子、镇服蛮夷等领域。舜通过礼乐实现了垂拱而治。周武王封舜之后于陈,《韶》乐得以传承。孔子到齐国时,还听到了《韶》乐。

禹在舜朝即主持制作《韶》乐,积累了威望。即位之初,禹延续了舜禘、郊、祖、宗四种祭祀制度,努力实现道统与血统的统一,有利于统治权的稳定交接。禹命皋陶制作《大夏》,弘扬历代先王的功德,团结各大宗族势力,巩固了执政地位。禹取得较好的政绩后,命皋陶增修《大夏》,扩充至九个乐章,也称《九夏》,宣扬禹治水的功绩,并实施礼乐教化,树立个人权威。周武王封夏之后于杞地,夏乐得以传承。

商自契以来,就形成了祭祀祖先的传统。汤集历代祭祖礼乐之大成,制作祭祀契和配祀相土的礼乐。这些礼乐仍有很少一部分保存于《玄鸟》《长发》。汤建国伊始,初修武乐《大获》,展现汤的赫赫武功。《大获》亡佚,《长发》祀汤享神初献、亚献、终献乐章部分遗存。汤的统治巩固后,增修文乐《大护》,以宣扬德政,笼络百姓,吸引方国归附。《大护》亡佚,汤孙太甲祀汤,作《那》乐章。《那》可分为迎神、享神、送神三部分。商祀太戊作《烈祖》乐章,也可分为迎神、享神、送神三部分。商祀武丁作《玄鸟》《殷武》乐章。商纣坏礼乐,兴淫乐,遂成亡国之音。周武王灭商,商族在宋地用《桑林》奉商祀。孔子七世祖正考甫从宋地采得《商颂》十二篇献给周太师。《商颂》后来失佚七篇,孔子编订《诗经》时,只录入《商颂》五篇。《商颂》主要颂扬契、相土、汤、太戊、武丁等的功德。

周集礼乐文明大成

周公在还政于周成王之际,集黄帝、尧、舜、禹、商等历代先王礼乐之大成,主持制作了大型宗庙乐《大武》,表现周建国初期的武功与文治。《大武》有舞队、鼓队和歌队,舞场坐北朝南,为长方形,纵向置五个舞表。《大武》的舞义、舞位、舞容与舞诗较完整地记录在《礼记·乐记·宾牟贾》中。《大武》为武乐,表现周的赫赫武功,盛威于中国,取得了良好的教化效果,确立了后世宗庙礼乐的规范。

周构建了颂、雅、风诗乐体系。周传承了《夏颂》和《商颂》,制作了《周颂》和部分《大雅》,歌颂周历代先王、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德。周在继承尧、舜燕乐的基础上,制作了《小雅》和部分《大雅》。周收集尧、舜以来各宗族老百姓的古老民歌以及周各地遗民的新民歌,辑成《风》。周将诗乐与礼制相配合,实践与理论相配合,创立新的乐制,制造新的乐器。周诗乐表演,以器乐开场,由起鼓开始,以铙乐收场,整齐划一,声音雅正;声乐继之,以拊开始,以雅结束,歌者唱颂《颂》与《大雅》,歌颂先王的功德和训辞。声乐与器乐密切配合,以声歌、丝弦、吹管为主,有工歌、笙奏、间歌、合乐四种形式。周诗乐体制包含乐教、乐音、乐器、乐舞等职部。周诗乐表演与礼紧密结合,寓意君臣之教、父子之教、上下之教。《风》反映各族老百姓的真实情感,周据以考察百姓意愿与官员政绩的依据。东周春秋末期衰弱,诗乐流失严重,孔子对周诗乐做了整理,形成了《诗经》乐谱。周诗乐记谱法应为声曲折谱。周诗乐在不同的礼仪场合展演,陶冶情操,教化风俗,规范行为,统一思想,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大大巩固了周的统治基础,维护了周政权的长期稳定。

周诗乐要求歌者不断提升德性,歌者的学识与品行要和言者(先王、贤者)相匹配,贴切表现诗乐中的情感与精神,在感动自我的基础上感化他人。歌者要做到直己和动己。直己,是讲歌者要将言者(先王、列祖、贤臣)的德性融入自身,再自然地表现出来。动己,是讲歌者被言者的德行所感动,感动自己,然后感化他人。《周颂》歌颂历代先王,主要是周文王、周武王的功德,歌《周颂》者要宽静而柔正,有最高的德性,发出的德音,与言者的德行相匹配。《大雅》歌周文王、周武王、周宣王,周厉王、周幽王的事迹,歌颂对象都有盛德,歌《大雅》者要见识广博,思想通达,崇信周文化。《小雅》多为君王宴请群臣、使臣,兄弟、故旧等场合表演的诗乐,歌《小雅》者要努力培植周礼的核心价值,确立君臣之间、群臣之间、父子之间的相处准则。歌《国风》的德性要求比歌《周颂》《大雅》《小雅》要低一些,歌《国风》者要正直而静、廉而谦。《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对诗乐德性、特别是歌《国风》的德性做了补充和丰富。歌《国风》者要贴近当地风俗传统,对当地老百姓的生活境遇深切同情:歌《周南》《召南》者要勤劳而不埋怨;歌《邶风》《鄘风》《卫风》者要忧虑家国、不使家国陷入困境;歌《王风》者要思念故土而不惧未来;歌《郑风》者要纤细柔弱、饱含对亡国同胞的怜恤与同情;歌《齐风》者要有大国风范与信心;歌《豳风》者要愉快而不放纵;歌《秦风》者要有胸怀天下的大格局;歌《魏风》者要大气而委婉、简要而易行;歌《唐风》者要深忧远虑,深得尧的遗风;歌《陈风》者要哀婉悲切,深得舜的遗风。《商颂》保留了五代先王遗留的礼乐,歌《商颂》者要处事果断、待人仁义。周集成了黄帝以来的上古先王颂,辑录于《齐颂》中,歌《齐颂》者要温良、果断。

周实现了礼乐由崇德向治心的重大转变,通过诗乐对表演者、接受者实施教化。周实施多层次、多角度的礼乐教化,使人和敬、和顺、和亲。诗乐可以明心见性,使人感知自己情绪的变化,再实施积极的干预、调节与提升。诗乐可以培植百姓的善心,养成人们和平、中庸、稳定的德性。诗乐使人温柔敦厚。诗乐的表演者必须自觉优化情性,不断提升德性,以与诗乐相适用。《周颂》化性以中和,《商颂》《齐颂》化性以勇义,培养君子之德,提倡君子之风,引领良好的社会风气。《礼记·乐记》将以风化性分为六种情况:其一,国君昏聩,国力衰微,音乐低沉悲伤,亡国之音使人性情忧郁;其二,国君英明宽厚,国家殷富,音乐舒缓,治世之音使人性情安逸;其三,国君奋发有为,国家积极向上,音乐催人奋进,治世之音使人性情刚毅;其四,国君廉直刚正,国家风清气正,音乐庄严矜正,治世之音使人性情肃敬;其五,国君宽厚仁慈,音乐洪润流畅,治世之音使人性情慈爱温婉;其六,国君放纵淫乱,音乐萎靡不振,乱世之音使人性情淫乱。好的风教化人民养成康乐、刚毅、肃静、慈爱的德性,差的风则使人民养成忧虑、淫乱的德性。周以诗乐化性,进而化俗,构建立体的教化体系,从而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周用诗乐代替舞乐作为教化风俗的主要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效。诗乐可以引导正确的感官,引导正确的认识和行为。诗乐可以使人认识到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养成顺气与和气,培植稳定优良的德性。诗乐可以调和夫妻间的关系,实现男女的和谐;可以调整君臣间的关系,实现上下的和谐。诗乐通过从上至下的风和从下至上的谏来教化风俗,使小的风俗统合为大的风俗,旧的风俗转化为新的风俗。跟礼制、法制和行政相比,诗乐更深入人心、更稳定,是更好的教化手段,历经五千年浸润,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深沉而持久的强大动力。

(作者:杨赛,系上海音乐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