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中)

朱佳木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政研室毫无悬念地成为集矢之的。运动刚开始时,中央打招呼会只点了教育部周荣鑫和科学院胡耀邦、李昌的名,没有提胡乔木的问题。这可能与当时政研室做的大多是幕后工作、不大为外界所知有关。即便如此,胡乔木想到刘冰的信是教育部副部长李琦交给他,他交给邓小平秘书的,所以,1975年11月15日在和邓小平谈话时,胡乔木主动提出自己要对党、对中央讲清楚为刘冰转信的经过。邓小平要他不必提转信的事,以免事情复杂化。这件事虽然被压下了,但政研室在运动中毕竟处于风口浪尖,不可能幸免一劫。果然,1976年初,政研室里贴出了批判胡乔木的大字报。接着,有人通过姚文元,向毛主席送去了揭发胡乔木的信,说他积极鼓吹“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来按兵不动,要求中央派人来领导运动。这封信被毛主席批示印发政治局,变成文件,在机关里进行传达。这一下不得了了,政研室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虽然胡乔木在其中做挂名的组长,但写告状信的那位被任命为副组长和机关党支部书记,成了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贴第一张大字报的和另一位运动积极分子成为领导政研室运动的骨干。那几个人天天主持揭发批判大会,拿着毛主席的批示当“令箭”,逼迫政研室除李鑫之外的几位负责人揭发胡乔木,逼迫胡乔木交代问题。尽管胡乔木和那几位负责人并没有讲出邓小平和政研室反对“四人帮”的要害问题,但在政治高压的气氛下,也难免不涉及诸如参与修改《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和起草《论总纲》这样的事。于是,被“四人帮”控制的报刊给政研室戴了两顶大帽子:一为“邓记谣言公司”,说邓小平是总经理,胡乔木是副总经理;一为“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尤其那三份文件,更被说是“三株大毒草”,印成批判材料,发动全党全国人民批判。不过,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原本大家还没看过那三份文件,这一下反倒让大家看到了,使大多数人在内心里产生了共鸣,认为这些文件是正确的,不是“毒草”,而是香花。

由于“四人帮”实在太不得人心,所以,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后,社会上自发产生了把矛头对准“四人帮”的悼念活动,直至发生“四五”事件;9月毛主席逝世后,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全国上下开展了“揭批查”(即揭发、批判“四人帮”罪行和清查其帮派体系)运动,政研室也毫无例外地罢免了那位临时领导小组副组长的职务,成立了“揭批查”办公室,清查室内与“四人帮”有关系的人和事。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原本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打压的政研室,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仅没有恢复工作,相反,被勒令限期撤销。好在当时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李先念支持政研室在撤销之前要完成对“四人帮”有关系的人和事的清查清理工作,并要参观大庆大寨的诉求,使政研室的撤销得以拖到了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工作。

记得十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五天,即1977年7月26日,刚巧我在机关值班,接到邓小平秘书王瑞林的电话,说小平同志当天下午约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去他家里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表示,政研室的摊子不要散,并让胡乔木先去主持阐释毛主席“三个世界理论问题”理论的写作班子。组织上随后决定,要我担任胡乔木的秘书。再后来,党中央、国务院任命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担任在学部基础上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和副院长。此前,有人建议将政研室与社科院合并,邓小平主张政研室还是单独保留下来为好,负责人可以兼两个单位的职,“名称就叫国务院研究室。还是你们这个班子。写文章,出资料”。于是,政研室改名为国务院研究室,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被任命为研究室正副主任(此前,李鑫已被任命为中办副主任,并和吴冷西、熊复、胡绳一起被任命为中央新成立的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的副主任)。从那时起,政研室再次成为邓小平的得力助手,协助他进行了同“两个凡是”方针的斗争。

粉碎“四人帮”初期,政研室顶着被勒令解散的压力,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战斗,以“向群”为笔名,陆续写出并发表《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等文章,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据《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一书披露,在“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1977年2月7日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后,邓力群便向王震反映了这一提法的错误,引起王震重视,遂在国防工办的一个会议上公开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提法,并向邓小平作了反映。据《邓小平年谱》记载,邓小平在这之后同王震谈话时,“对‘两个凡是’的提法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他在同汪东兴、李鑫的谈话中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从那之后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讲话的一个中心内容,便是反对“两个凡是”;政研室工作的一个中心内容,则是协助和配合他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就在1977年7月26日邓小平明确指出政研室的摊子不要散,并让胡乔木先去主持“三个世界理论问题”文章写作之后,邓于8月3日又约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去他住地,商议为他起草党的十一大的讲话稿。他再次强调:“‘两个凡是’不行。形而上学多了,害死人。有一种风气,不采取老实态度,就是吹。这不行。要讲老实,吹只能骗自己。你不讲多少产量,但外国人一算就算出来了。这个稿子要写得生动些,要从实际出发。我讲过,不能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损害毛泽东思想体系。讲毛泽东思想,不在引用很多毛主席的话,而在发挥他的根本思想。”8月18日,他在党的十一大闭幕会上致闭幕词,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

8月3日邓小平同政研室三位领导的那次谈话,还谈到按劳分配问题。他说:“应该有适当的物质鼓励,少劳少得,多劳多得,说得清楚。现在有人把不是毛主席的东西,强加给毛主席,说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这根本不行。50元工资加到100元,加到200元,也变不了资产阶级。”之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仍然有人借口遵循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讲话,反对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所以,政研室打算就这个问题写文章。1978年4月,政研室将写好的文章送给邓小平审阅。4月30日,邓小平约政研室三位领导谈话,就《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文章的修改发表意见,指出:“资产阶级权利问题(资产阶级法权一词当时已被改译成资产阶级权利—笔者注),要好好研究一下,从理论上讲清楚,澄清‘四人帮’制造的混乱。工资级别一定要有,而且定级一定要以技术为主。工人的工资不一定是八级,还可以考虑多几级。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作些改革。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问题。奖金一定要搞,问题是怎么搞得更合理。”5月5日,该文署名特约评论员,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篇文章比《光明日报》那篇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还早了六天。这两篇文章都是射向“两个凡是”方针的利箭,都在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思想牢笼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故可看作为姊妹篇。

政研室在协助邓小平反对“两个凡是”方针中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为邓小平起草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了起草这篇讲话,邓小平于1978年5月30日约胡乔木等人谈话,指出:有的同志对这次政治工作会议的提法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工作,要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提法,同毛主席讲的人民军队的革命本质不一致。总而言之,只要你讲话和毛主席讲的不一样,就不行。毛主席没有讲的,你讲了,也不行。怎么样才行呢?照抄毛主席讲的,全部照抄才行。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一种思潮的反映。这些同志讲这些话的时候,讲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是不讲要实事求是,就是不讲要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它同各种机会主义思想都是完全对立的,包括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左”的右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要把这个意思写进讲话稿中。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道理,也是他讲得最多的道理,列宁也讲得很多。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归根到底,这是涉及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 ……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他还指出:“我放了一炮,提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后来又加了一句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有人说我这个提法是同华主席唱对台戏,结果华主席用了我这个话,这些人不吭气了。还有知识分子的问题,也有人说我的讲话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些事都不是孤立的。”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第二天,《解放军报》在发表这篇讲话时,特意加了一个标题,说讲话“精辟阐述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光辉思想”。这篇讲话的发表,对赞成和支持真理标准的广大干部群众,无疑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任何一种社会思潮都有其惯性。新中国党的工作重点自从20世纪60年代逐步由经济建设转移到阶级斗争,直到70年代中后期“四人帮”被粉碎后,在事实上已逐步转了回来。但在形式上,在党中央对工作的部署上,仍然延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那时提出的“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所谓“天下大治”的八项要求中,“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排到了第四位。因此,人们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经济以及各项业务工作中,依然颇多顾虑,不能放开手脚,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对这种现象,第一个提出疑问提出要改变的是邓小平。

前文说到,早在1975年全面整顿时期,政研室根据邓小平提出以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的思想,撰写了《论总纲》一文。文章虽未发表,但在“批邓”运动中被揭发出来,遭到“四人帮”的猛烈抨击,《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说“以三项指示为纲”完全是为了对抗“以阶级斗争为纲”。姚文元在《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上旁批,说它是“歪曲马列,回到唯生产力论”。其实,“四人帮”把“以三项指示为纲”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才是“歪曲马列”;但说“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核心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实质是以经济建设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倒是确实的。邓小平是这个思想,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是这个思想,而且,自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这个思想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就没有变过。正因为如此,他们经常会和“左”的思潮发生碰撞。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提出批判极左思潮,把政治挂帅挂在业务上,是一例;1975年全面整顿中,邓小平提出“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思想,又是一例。

1978年9月,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后,路过东北,一路走一路讲要重视发展经济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帮’也好,怎样才叫搞好了,要有几条标准。”“对搞运动,你们可以研究,什么叫底?永远没有彻底的事。”“运动不能搞得时间过长,过长就厌倦了。 ……究竟搞多久,你们研究。有的单位,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结束”。这些话放到今天,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很自然很平常的道理,但在当时却是需要解放思想、需要理论勇气的。因为,自从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以来,把政治运动放在首位,用政治运动来带动和促进经济建设与各项工作,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式。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提出这个想法,很大程度上带有试探性、启发性,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点火”。他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

邓小平视察吉林时接见党政军干部代表

回到北京,邓小平于10月3日找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请他们帮助修改由其他人为他准备的代表党中央在工会九大上的致词稿。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把他在东北讲的话讲得更清楚更明白了,他说:“现在到了这么个时候,‘四人帮’当然要批,但不能老是说什么都是‘四人帮’搞的。外国人有个议论说,你们什么都归罪于‘四人帮’。归罪于‘四人帮’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以后一直都归罪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想从这个讲话开始,讲一下这个道理。这次我在沈阳军区讲揭批‘四人帮’的问题,我说揭批‘四人帮’运动总有个底,总不能还搞三年五年吧!要区别一下哪些单位可以结束,有百分之十就算百分之十,这个百分之十结束了,就转入正常工作,否则你搞到什么时候。我们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那么就要问‘底’在哪里?现在可以暂时不说。”

后来,胡乔木等人把邓小平的这个意思写进了工会九大致词。这篇文稿已收入《邓小平文选》,其中就有这么一句:“很明显 ……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这里没有用工作重点转移这个词,因为要改变党的工作重点,需要党中央正式作出决定,但看得出,所谓“开始新的战斗任务”,就是工作重点转移的意思。

10月中旬,胡乔木为了修改他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发言,到天津、上海搞调研,中途接到邓力群的电话,说小平同志从日本访问回来后要找乔木同志谈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起草问题,请他29日赶回北京。胡回京后,即到邓小平家中谈话,接着便着手起草这篇讲话稿。那时,邓力群已经组织国务院政研室写作组的林涧青、苏沛、滕文生等几位同志,按邓小平的意思搞了个初稿。胡乔木看后,向他们进一步交代了思路,自己写一部分,让他们起草另外两个部分。开始,由于邓小平11月5日又要到东南亚访问,胡乔木很是着急。后来,邓决定从国外回来后再谈讲话稿的事,胡乔木这才松了口气。11月8日,也就是工作会议前两天,讲话稿的初稿全部搞完,发给了邓办。邓小平是11月14日晚上出访回国的,16日即约胡乔木去他家谈讲话稿的事。那时,中央工作会议已经进行了六天。19日,胡乔木按邓小平的意思把稿子改好,交我誊写,再次发给了邓办。

前些年,香港出了一本内地人写的书,上面讲11月5日,胡耀邦找冯文彬、阮铭和这本书的作者去,说邓小平的讲话由胡乔木起草,着重讲工作重点转移;叶剑英的讲话让作者和阮铭起草,着重讲分清是非问题,都要在三天内写出初稿。过了几天,听说他们起草的讲稿基本被通过了,而胡乔木起草的讲稿却被否定了,并且获得了一个“看来他不行了”的评语,讲稿改由别人另拟云云。作者还说他看过那份讲稿的复印件,稿子是胡乔木向秘书口授,秘书记录,然后胡乔木亲笔修改而成的(可能是指我誊写的那份)。这些说法只要同我亲身经历的过程对照一下便可看出,它们不仅违背事实,而且带有很大的演义成分。关于他们起草的叶剑英同志的讲稿是否被通过的事,我在《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书中有详细披露,这里不说,只说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稿。

前文讲到,这个稿子在10月下旬就按邓小平交代开始写了,11月16日,邓小平约胡乔木谈话,是谈已写出的初稿。初稿的定稿是19日发给邓办的。但过了没几天,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25日全体会议上已代表政治局宣布了一系列平反决定,加上天安门事件公开平反后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的巨大反响,使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原来的讲话稿按照邓小平的意思,中心讲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胡乔木的构思是先讲重点转移的意义,然后讲怎样才能实现这个转移,其中讲要解放思想,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要改革不适应发展生产力需要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等。但会场内外形势的变化,使重点转移已经不成为问题了,突出的问题变成了真理标准讨论、发扬民主、团结一致向前看和经济管理体制等等。这样一来,胡乔木为邓小平准备的讲话稿便显得不适用了。于是,12月2日,当中央工作会议进入后期时,邓小平再次约见胡乔木等人,谈讲话稿问题。那时,胡乔木按中央决定,正在集中力量修改《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稿,而邓力群又随国家经委的代表团去日本访问,不在国内。按照政研室起草文件的工作程序,一般是胡乔木为第一层次,邓力群为第二层次,以林涧青为首的写作组为第三层次。任务来了,先由胡乔木谈个想法,然后通过邓力群交给林涧青,待写作组拿出初稿后,交邓力群先改一道,最后送胡乔木。邓小平此前的几个重要讲话稿,包括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准备的第一个讲话稿的起草,都是这么运作的。所以,胡乔木在12月2日去邓小平家谈话之前,叫上了代替邓力群作为政研室代表参加会议的于光远(邓力群那时刚好去国外访问),准备让他作为第二层次,组织林涧青等人先搞出个初稿。

1997年夏天,《百年潮》上发表的《一份邓小平珍贵手稿的发现》上说,邓小平在谈话时拿出了自己写的讲话提纲,共七条,手稿仍在于光远家里。文中还说:“小平同志的讲话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写成的。最初请另外的同志起草了一个稿子,小平看了不满意。他就自己亲拟了这份提纲,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的这个提纲,我估计是在12月2日那天,由于胡乔木要让于光远先组织人写初稿,所以交给他拿走了。不过,当起草的写作组按八个问题写出第一稿后,邓小平在12月5日又找胡乔木等人去谈话,说他考虑只讲四个问题。胡乔木事后对我说过大意,我记得的是:“这次别的问题都不讲了,只讲四个问题:第一,解放思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问题。第二,发扬民主。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民主选举的范围要逐步扩大。第三,向前看。对过去搞错了的要纠正,也要给犯错误的同志认识和改正错误的时间。对毛泽东同志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要从国际国内的大局出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四,研究和解决新问题。要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要用先使10%—20%的人富裕起来的办法,扩大国内市场,促进生产发展。”后来,邓小平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的就是这四个问题。

1978年12月5日邓小平谈话时胡乔木的记录稿

胡乔木如何向起草同志作交代,我不在场,不清楚,但他们每写出一稿都送到胡乔木手里则是确实的。仅我记录,胡乔木就改过两次。一次是12月6日,林涧青他们按照邓小平12月5日的谈话,把稿子分四个问题写完后送来。记得那天晚上,胡乔木并没有动笔,但第二天早饭后,他却把改过的稿子交给了我。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弄的,他说是半夜2点爬起来,用了两个多小时改好的。邓小平看后,于12月9日再次约胡乔木等去,说这回稿子差不多了,并提了一些小的修改意见。另一次修改是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当天,邓小平下午4点就要讲话了,午饭后,胡乔木还在对讲话稿进行最后的文字润色,直到下午2点才脱手。由于距离开会时间很紧迫,他要我坐他的车,将讲话稿直接送到邓小平住地,亲手交给了王瑞林秘书。

以上情节,我早在为纪念胡乔木逝世两周年而写的《胡乔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一文中就已作过披露,文章发表在《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上。那时,还没有什么人,无论内地的还是海外的,在媒体上说到邓小平讲话稿的起草问题。从这个过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第一,胡乔木在11月19日前为邓小平准备的讲话稿是根据邓本人几次谈话精神写成的,之所以重写,是因为邓小平回国那天,中央工作会议已经进行了四天,会议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不存在什么邓小平对那个稿子“不满意”的问题。第二,胡乔木从始至终参与了对第二个稿子的起草工作,并参加了在邓小平家中的几乎所有谈话,不存在“看来他不行了”“改由别人另拟”的问题。

关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问题,前文已经说到,自从“四人帮”被粉碎后,大部分地方和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转向了经济和其他领域的建设,只是在党的路线、方针层面还没有转过来。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工作会议一开始就宣布,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华国锋在讲话中解释说: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揭批“四人帮”运动是全党工作的着重点,推动了全局。现在的问题是,揭批“四人帮”运动已经达到什么火候了?恰当地估量运动的发展状况,是我们提出转移全党工作着重点的重要依据。人们现在知道,政治局的这个决定是常委的建议。从以上材料可以断定,所谓常委的建议,实际上就是邓小平的建议。不同的是,邓小平在10月3日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讲的“可以暂时不说”的“底”,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已经明确为1978年底,就是说,1978年底结束揭批“四人帮”运动,1979年1月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关于这一点,胡耀邦在1980年1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明确说过:“1978年9月份,小平同志在东北提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为三中全会的方针,为今后党的工作方针,作出了决策。”这些过程说明,工作重点的转移绝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临时动议,而是从1975年开始就在党内酝酿,并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反对“两个凡是”方针,使时机逐渐成熟后作出的决策。

华国锋在宣布中央政治局关于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时,前面还有一句“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而所谓“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要在新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指引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表述,实质是说要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引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显然变成了两个重点、两个中心,与邓小平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含义完全不同。另外,他在讲话中解释重点转移的理由时,强调这是国内国际形势的需要。这引起了胡乔木的注意。

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进入小组讨论后的第二天,即11月12日下午,午睡一醒,胡乔木就叫我到他房间,说:“把工作重点的转移讲成是形势的需要,这个理由不妥。应当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就要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建国后,我们已开始了这种转移,但是没有坚持住,这次转移是根本性的转移,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转移。不能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今天形势需要,就把工作重点转过来,明天不需要了,还可以再转回去。”他要我帮他查几条马列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说在下午的小组会上要用。下午,他在发言中引用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的话,说明“我们的一切革命斗争,终极目的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立场,是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并不是任何阶级斗争都是进步的,其是否进步的客观标准,就是看它是否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经济脱离政治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政治脱离经济也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他说:“除了发生战争,今后一定要把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作为中心,不能有其他的中心。只要我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国内的阶级斗争也不会威胁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地位。”

胡乔木的发言很快被简报全文刊用,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在他后来负责起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上,这个意思也写了进去。公报说:“毛泽东同志早在建国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该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这就在实际上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赋予了“工作重点转移”这一命题以更大的科学性、稳定性,使它有了更强的生命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至今已有40多年了。新中国成立后近75年,包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40多年实践的反复检验,证明这一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客观实际和广大人民意愿的。对此,我们应当一如既往,坚定不移。同时也要看到,说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工作的重点,不等于说其他工作,比如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反腐倡廉工作等等就不重要;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不等于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一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就过时了。更不等于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阶级斗争也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了。对这些问题,我们要全面理解,否则也会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出现另一种片面性。那同样是不符合实际的,同样会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失。

来源: 中共党史出版社

作者: 朱佳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