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一波与“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

论战趣事

陈添媛

毛一波(1901—1996),四川富顺县上西路沿滩场保(今自贡市沿滩区)人。他早年曾从事新闻工作、文学创作和革命活动,撰写出版过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著作,与巴金等著名作家是毕生好友。20世纪40年代到台湾后,他开始深耕方志文化,先后参与修订《台湾通志纲目》,校订光绪《台湾通志》,参与编纂《高雄市志》,另编著有论文集《方志新论》,是自贡旅居台湾地区的著名作家、方志学家。

毛一波

鲜为人知的是,毛一波在校订光绪《台湾通志》的过程中,曾发生过一段论战“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的小插曲,从中可一窥他认真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广博精深的专业水平。

校订通志起风波

1949年7月,“台湾省通志馆”改组为“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在台湾地区全面开展修志和校订工作,由毛一波任编纂组长。为充分开展好光绪《台湾通志》校订工作,毛一波以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甘于奉献的工作态度投入到此项工作中。他研读了我国历代以来的大量方志,先后在台湾地区《文献专刊》《台湾风物》《台北文物》《方志通讯》等刊物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文,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

1956年,“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决定出版“台湾丛书”,毛一波将作为其中一个项目的光绪《台湾通志》采取“影印”方式分订四册予以发行。1962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以下简称“台银”)又以“标点+排印”方式对光绪《台湾通志》进行了印刷发行,业内称之为“台银刊本”,毛一波认为“台银”此次印刷发行“流通之功,诚不可欺”。1967年,“台湾国防研究院”提出启动校订光绪《台湾通志》。毛一波作为“台湾丛书”的编纂委员之一,自愿担任了此次校订工作。随后,他主要依据“台银刊本”,另加《台湾通志》原稿本(包括影印本)对光绪《台湾通志》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校订。为纪念此次校订的缘由和经历,毛一波详细撰写了一篇《〈台湾通志〉校后记》并发表在1968年8月5日的台北《中央日报》副刊上。而正是这篇秉笔直书、辑录其学术观点的文章,却引发了一场与“台银”关于志书校订的学术论战。

“台银”不满发“声讨”

在这篇《〈台湾通志〉校后记》中,毛一波先是详细介绍了清光绪时期《台湾通志》编修的曲折历程,如两易总纂、收集基础资料艰辛漫长等,特别提到1907年至1908年(日据时期),该通志稿本曾流失到福建,后又被“日本驻福州领事馆”寻获送回台湾并收藏于“台湾总督府”图书馆(简称“北图”)。为更好地保存稿本,“北图”派人另行抄缮了一部“与原稿本共存”。

“台湾总督府”图书馆(摄于1915年)

前文提到,毛一波在1967年校订光绪《台湾通志》时,所依据的是“台银刊本”、原稿本(即“北图”所收藏)及其影印本。根据《〈台湾通志〉校后记》所述,校订具体流程是“依据‘台银刊本’的分类和标点付排,以其中颇有错落,故又以‘北图’所藏原稿本加以对校。如‘季麒光’作‘李麟光’、‘商’作‘啇’、‘汛’作‘汎’之类,均予改正。尚有难明者,加注括弧,如‘之类,并加人名、地名、书名等索引’”。同时,在校订过程中,他还仔细对照了《旧府县志》《福建通志列传》等典籍。可见,毛一波在校订光绪《台湾通志》时作了多方比对和悉心考证,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而出版“台银刊本”的“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不仅仅局限于研究经济和经济史,还在研究台湾地区明清以来的殖民史,以及文献史料、旧志资源整理出版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先后编纂出版有《台湾文献丛刊》《台湾研究丛刊》《台湾志略》等颇有影响力的读物,在台湾地区文史研究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近代“台湾银行”大楼外观

对于毛一波的质疑,以权威自居的“台银”自然不买账。待《〈台湾通志〉校后记》一文在《中央日报》发表一周后,“台银”遂致函毛一波,言辞犀利地予以“声讨”,原文如下:

一波先生:

在八月五日《中央日报》副刊拜读大作《〈台湾通志〉校后记》,毋任钦佩,同时得知先生不据(主要依据)原稿本而用本室刊本,同仁与有荣焉。但大文却又谓“以其中颇有错落,故又以‘北图’所藏原稿本加以校对……”既然,何不径用原稿本?按本书弁言(前言)最后四节,曾详述其整理经过,此即本书与原稿本实有不同之处(不论内容、次序与标题,其不同之处,均经逐一交待清楚)。大著对此略而不提,是否会引起读者误解以为本书与原稿本完全相同,致有“错落”(非指先生所称之错落而言)之感。再则,(“台银刊本”)弁言曾谓“原稿本错字之类特别多。像这本‘错字百出’的书,我们明知道不可能拿这些错字一一校正,甚而至于我们明知道本身的标点也可能会有错误的地方……(这话应该是很谦虚的了)。至于负责本书标点的,是新竹中学的赵制阳先生,我们对他的艰苦工作,表示谢意”。这些,不仅关系史实,而且关系人(赵先生)劳绩,不知先生亦愿加以说明而存事实否?赵先生费了许多心力,改了许多错字,未见其功,反受其责,先生亦有未忍否?总之,读大文,原书一无是处,先生犯不着提起它;有原稿在,先生更犯不着根据它。高明以为如何?

以上敬供参考而已,先生当不以为忤也。耑此,顺颂撰安。

从致函可以看出,“台银”除了宣泄不满的情绪,对“颇有错落”的解释是在前言已声明原稿本即“错字百出”且不可能一一校订,侧面反映出“台银”在出版此刊本时从学术上去伪存真做得并不够好。

论辩有理显精神

俗话说“理越辩越明”,对于“台银”气势汹汹的“声讨”,毛一波则亲自撰文复函,不卑不亢、冷静力辩,理性客观地陈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

他在复函中首先解释了为何要以“台银刊本”为主要依据进行校订,即“根据原稿本付排,必须先行抄录一番,费时费力,又易抄错,不如就贵室刊本加以校改为便。”又肯定了“台银刊本”的价值所在“贵室刊本,流传久远,事实岂容抹杀?过略又有何妨?”

对于核心问题,即“台银刊本”存在的“颇有错落”的问题,毛一波举出了几个例子,以此证明他的评价“并不过分”,摘取部分原文如下:

第一、台银本的《台湾通志》正文第一页第一行第一字上(脱)落一“大”字,即在“清会典”三字上原稿本实有这个“大”字存在的(即“大清会典”)。

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大清会典》(嘉庆朝)

第二、第八页第七行“台湾府:当全台适中之地环水抱中开平原。”这是原标点如此,实则其中“地”字下脱一“山”字,如对照原稿本,“地”字则是加添了一个小小“山”字的,可惜标点者并未注意,以致原文欠通,且标点有误了。兹代更正如下:“台湾府:当全台适中之地,山环水抱,中开平原。”

第三、标点亦偶有未恰处。如第四三〇页第七行“首拔之,不以越俎,自引嫌”。实应为“首拔之,不以越俎自引嫌”。又如第四五〇页第五、六行“士绅知巡道,私谋赂万金,以免。”应更正为“士绅知巡道私,谋赂万金以免。”又如五二八页第十三行“受上知遇;属立功军,事悉,主浙抚。阮元福建忌之;”应更正为“受上知遇,屡立功,军事悉主浙抚阮元,福建忌之。”

至于“書锦萱荣”之误为“畫”而不知改(原稿本印错为“畫”),“季麒光”之误为“李麟光”,而漠然置之,尤其余事了(还只是小事了)。

最后,毛一波申明“我的态度是光明的,没有成见”,表明了自己对于学术研究的态度始终光明磊落、严谨求实。

这起小小的论战风波展现的是以毛一波为代表的广大方志人深厚功底和术业求精的缩影,正是他们一丝不苟、秉笔直书、追求极致的治学精神,才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史料,赓续了绵延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文脉。方志人应继续秉持和发扬这种“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专业精神,以为民族文化续脉为己任,编修开发出更多堪存堪鉴的史志精品。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陈添媛

供稿:自贡市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