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上)

朱佳木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邓小平在1975年抓全面整顿时,为了从“四人帮”手中夺取意识形态话语权而在国务院设立的一个咨询机构和写作班子。该机构在1976年掀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被点名为“右倾翻案风”的“黑风口”和“邓记谣言公司”;在粉碎“四人帮”后,又一度被勒令限期撤销,直到邓小平在1977年5月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再次复出,才被保留下来,并更名为国务院研究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从国务院系统划入党中央直属机关序列,更名为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央设立书记处,又改作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直到1987年被撤销。在那段时间里,它的名称、归属尽管变来变去,但主要领导人和骨干基本没变。所以,为了行文方便,无论它的名称怎么改,本文称其为政研室。

我是1975年由一个野战部队的宣传处调入政研室的。商调函于9月发出,因所在单位不想放人,压了两个月,拖到11月份我才赴京报到。后来听说,政研室调我去原打算给主要负责人胡乔木做秘书,但由于11月份的政治风向已变,政研室地位动摇,胡乔木不便再设秘书,故分配我去了理论组。自从我报到后,政研室就“关门”不再进人了,所以,算上我,那时的政研室刚好是41个人。我成了政研室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后停止工作到1977年5月恢复工作之前进去的最后一个人,自我解嘲称作“第四十一个”(这是当时苏联一部受批判的电影名字)。

1977年5月,邓小平再次复出,提出政研室的班子不要散,并要胡乔木先去主持已经设立的“三个世界”理论问题写作组的工作。从那时起,组织决定我担任胡乔木秘书。同年底,胡乔木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任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国务院研究室变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后,胡乔木不再兼主任职务,改由邓力群兼任。我本人的工作岗位虽变了几次,但人事关系一直在政研室。而邓小平与政研室关系比较密切的时间,恰恰是1975年以及1977年至1984年那段。所以,本文说的邓小平与政研室,主要是讲那段时间里我所知道的事。

政研室在邓小平关注下的酝酿与成立

说到政研室的酝酿与成立,不能不从邓小平的复出说起。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给毛泽东以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72年,他因病发生一次休克。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密切配合下,加快了解放老干部的步伐。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重新起用邓小平。同年8月,毛泽东在邓小平要求工作的信上批示:邓“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同年12月,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关于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建议。1973年2月,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3月,中共中央即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通知。12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又发出通知,邓小平从即日起担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1974年,毛泽东一方面多次批评以江青为核心的“四人帮”,挫败了江青一伙在四届人大“组阁”的图谋;一方面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表示赞成他同江青作斗争,还接连发出“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等指示。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经毛泽东圈阅的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

就在文件发出的第二天,邓小平约胡乔木去他那里谈话,说:“现正在考虑你和吴冷西、胡绳、李鑫等人当国务院的顾问。由你多找一些人,多带一些徒弟,组织一个写作班子。像过去钓鱼台的班子那样写一批反修反帝的文章。现在的一般文章,只有结论,没有论证,不能说服人。可以提出一些研究和写作的题目,如:三个世界的划分、战争与和平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问题等,和毛主席不久前谈到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这些都是国内外广大群众迫切需要系统解答的问题。”在胡乔木表示他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由他做这些工作不合适时,邓小平说:“你的问题实际上已做了结论嘛!”那时,邓小平的这个想法只和李先念商量过,还没有提交党中央、国务院讨论。

自从1975年1月那次见面后,直到近半年后的6月8日,邓小平才约胡乔木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这时,邓小平已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被追认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当选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在谈话中,邓小平先谈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工作,接着说:“上次谈的事要着手办,不过不要叫顾问了,打算成立一个政治研究室,由你们几个人负责。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主要任务是撰写反修文章,像过去钓鱼台写作班子那样。领导人选,就是一月初谈到的担任国务院顾问的几个人。”胡乔木提议,负责人中还可加上于光远,邓小平表示同意。

随后,邓小平于6月15日和康生联名致信中央政治局各同志,说经请示毛主席同意,《毛选》五卷的编辑整理工作应继续进行;还提出除胡乔木和五卷整理小组的几位同志外,还可考虑吴冷西、胡绳、熊复参加。同日,邓小平又就成立政研室一事致信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王洪文,说先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等组成,“以后再吸收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一点的,培养做理论工作”。此信经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报毛泽东圈阅同意。

同月29日,邓小平在和胡乔木谈话中特别提出,政研室一定要把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以下简称学部)管起来,学部要办个刊物。此后,邓小平还对胡乔木说:“学部适当的时候要考虑从学术界人士中安排副主任。学部可以出好多刊物,每个所都可以出,现在先集中力量出一个综合性的。”

7月5日,国务院办公室发出关于设立政治研究室,政研室由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等组成的通知。不过,这七个人直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停止工作,也没有正式职务,只称负责人。据老同志解释,这主要是从当时的政治环境出发,省去任免手续,可以防止节外生枝,便于立即开展工作。

邓小平在约胡乔木第一次谈话后,之所以过了近半年才第二次约他谈话,并将原来设想的请他和另外几位同志担任国务院顾问,改为设立国务院政研室,由他们担任这一机构的负责人,原因有三。

一是在近半年时间里,邓小平正集中精力抓整顿,解决“文化大革命”中派性和武斗造成的铁路堵塞、煤矿停产等问题,并打算从6月份以后进行全面整顿,把整顿从工交战线引向农业、财贸、科技、文教卫生战线,从军队引向地方和党的各级组织,暂时顾不上别的事。

二是在抓整顿的过程中,邓小平越来越感到要使整顿顺利进行,必须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起码不能让“四人帮”的声音一统天下。那时,宣传舆论大权仍然掌握在“四人帮”手里,他们利用报纸、电台、理论刊物和文艺形式等宣传手段,不仅对抗邓小平倾力抓的整顿,而且与毛主席作出的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一些正确指示大唱反调。记得那年8月,我在《解放日报》头版上看到一篇题为《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学校工作首位》的评论员文章,指责有的老师“满足于学生上课安静、下课太平”,说什么“决不能离开反修防修的斗争片面追求所谓的‘安静’和‘太平’”,还说“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上课时下课后就不可能‘安静’‘太平’”。这段话乍一看,可能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上课安静、下课太平乃是关系课堂秩序和学生安全的问题,阶级斗争再激烈,上课也要安静,下课也要太平,根本扯不到什么反修防修、阶级斗争。但若把其中的“安静”“太平”换成“安定”“团结”,再读这段话,它的真实意思就清楚了。其实,它是在用批判满足“安静”“太平”,影射抓安定团结的工作,是在警告人们,只要有阶级斗争存在,就不可能有安定团结,不能离开反修防修去追求安定团结。这个例子说明,当时邓小平要往东走,而宣传舆论却是朝西走;邓小平要抓整顿,抓安定团结,抓国民经济,而宣传舆论却别着腿、拧着劲,可见工作开展之艰难。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抓了近半年整顿,将要推进全面整顿之际,改变了原先让胡乔木等人担任国务院顾问的想法,决定在国务院成立一个由胡乔木等人组成的机构,以便同“四人帮”唱对台戏,争话语权。

三是1975年上半年,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乘开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之机鼓吹“反经验主义”、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同志的行径,给予了多次批评,并指示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对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开展批评。邓小平于6月3日将会议情况书面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6月7日会见外宾时即对邓小平讲:会议“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你要把工作干起来!”这表明,党中央的政治氛围与年初相比,发生了进一步变化,使得国务院设立一个由“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为“走资派”“黑秀才”们组成的新机构,具备了在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可能性。

政研室成立之前,《毛选》工作小组已经由胡乔木主持,在中南海的一处叫作“西四院”的院落开始工作,并确定先把《论十大关系》整理好。政研室成立后,机关也设在中南海,在武成殿东北侧的工字楼办公(这个办公地点直到1987年被撤销,一直没有变过)。那时,政研室设有五个部门,即王子野、陈道任正、副组长的理论组,丁树奇、林涧清任正、副组长的国内组,王飞任组长的国际组,以及李之敬任主任的办公室,高兴国任主任的图书资料室(这个图资室最初是田家英办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图书馆)。由于《毛选》工作小组没有设机构,而且,这个小组与政研室的领导班子基本重叠,所以,它的人事、行政工作都由政研室承担,可以说是两块牌子,一个机构。政研室的七位负责人中,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李鑫五人,两边工作兼顾,于光远和邓力群两人,只做政研室的工作。

1977年6月,胡乔木(左)与本文作者朱佳木合影。

政研室在协助邓小平抓全面整顿中的主要工作和成效

从1975年7月初起,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抓全面整顿,到他11月10日因转刘冰的信受到严厉批评,最终导致“四人帮”抓住机会反攻,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迫使全面整顿停止,中间长达四个月,高潮是后来人们津津乐道的七、八、九三个月。在此期间,邓小平和胡乔木一共谈了18次话,对政研室任务作了许多具体指示,也对政研室工作给予了明确指导和有力支持,使政研室得以在那段时间,为减轻“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事业造成的破坏、促进国民经济和科学事业的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对“四人帮”真面目的认识,做了大量有效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工作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前面已经说过,《毛选》五卷的编辑工作在政研室成立前已经开始,但由于在1975年的工作班子成员主要是政研室的负责人和干部,所以,这项工作也是政研室的工作,而且是政研室几位兼职负责人的主要工作。

《毛选》五卷编辑最初由周恩来、康生总负责,1975年加了邓小平,后来又加了胡乔木。周恩来、康生那时都已病倒,实际负责的是邓小平和胡乔木,由胡乔木具体主持。邓小平对五卷编辑工作抓得很紧,只要有一篇或两篇文稿编辑完成了,便召集编辑班子成员和没有参加编辑班子的政研室负责人在一起,边通读边讨论,没有问题就定稿。从政研室成立到停止工作,一共召开了七次通读会,通过了十来篇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是《论十大关系》。

据老同志回忆,邓小平对胡乔木整理加工的《论十大关系》十分满意,考虑送给毛主席看后提前发表。为此,他于7月13日致信毛泽东,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现连同原记录两份,以及乔木写的几点说明,一并送上。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当天,毛泽东圈阅同意,随后又批示:“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后来,这篇重要文献在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诞辰纪念日,即1976年12月26日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上册记载,“毛泽东回顾这段历史时多次说过,前几年经济建设主要学外国经验,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自己的建设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列举集中体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重要思想的主要著作时,将《论十大关系》放在五篇被列举的文章之中。《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论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时,也提到正确处理十大关系,说“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二,参与修改和起草三个重要文件。

成立政研室的初衷之一,是协助国务院尤其邓小平本人起草和修改一些重要文件、文章。在1975年7月至10月的四个月里,政研室参与修改的重要文件有《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胡乔木后将题目改为《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和“工业二十条”,起草的文章主要有《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全体人员合影。一排右二为陈道,右四为林涧青,右五为王子野,右六为邓力群,右七为胡乔木,右八为于光远,右九为丁树奇;三排左六为滕文生;二排右一为作者,右二为苏沛,右三为郑惠。

《科学工作汇报提纲》中国科学院原有106个研究所,经过“文化大革命”,只剩下40多个;在北京的170多位著名科学家,“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有130多人。邓小平抓整顿时明确指示:“要抓紧对科学院进行整顿,尽快把科研工作搞上去,不要拖国民经济的后腿。”1975年7月中旬,胡耀邦被派到科学院,国务院分管副总理华国锋向他转达了中央的决定和邓小平的指示,而且要他经过调查研究,尽快向中央和国务院作出汇报,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

胡耀邦到任后,经过20多天的调查研究,形成了对科技工作长远规划的初步设想,并组织起草了题为《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报送邓小平。邓小平看后不很满意,于8月26日找胡乔木谈修改问题,指出:“这个文件很重要,要加强思想性,多说道理。但不要太尖锐,道理要站得住,攻不倒。你同耀邦他们一起议论一下,要亲自动手修改。科学院是个有争论的单位,所以每一句话都不能轻易去说,无论说什么都要好好考虑,要慎重。”

胡乔木与邓小平谈话后,即约胡耀邦等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讨论《汇报提纲》的修改问题,谈了他对修改方案的设想,其中主要是增加一部分,把《汇报提纲》稿中引用的毛泽东关于发展科学技术工作的指示重新编排,并补充几条,使之成为较有系统的十条,作为科学院和科技工作的指导方针;另外,把肯定过去的26年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以肯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成绩,明确今后的发展方向与任务。

按照胡乔木的设想,《汇报提纲》将原来的六个部分改为了三个部分,即:(一)中国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方向任务,包括今后十年积极承担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若干综合性的重大科研任务,开辟一批新型的科技领域,大力发展基础研究。(二)坚决全面贯彻毛主席的革命科技路线,从十个方面引用毛主席关于科学技术工作的指示,包括“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三)关于科学院的整顿,列举关于认真学习、落实政策、增强党性、消除派性、调整和健全领导班子,整顿机构等五项内容。9月3日,胡乔木将修改后的稿子当面交给邓小平,邓看后表示满意,说:“这个文件很重要,不单管科学,而且可以适用于文化教育各部门。教育方面存在不少问题,现在老师积极性不高,学生也不用心学,教学质量低,这样下去怎么能实现四个现代化?”随后,邓小平将修改稿批印国务院各位领导,并主持召开国务院会议讨论。会后,胡乔木根据讨论中的意见,又改出一稿。9月30日,邓小平将《汇报提纲》稿报送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看过科学院《汇报提纲》后表示,他不记得自己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邓小平在10月14日告诉胡乔木,毛主席“对科学院《汇报提纲》有一些不赞成的意见”。邓小平请毛泽东把稿子退回修改,毛泽东到24日才退回。这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即将掀起。在运动中,《汇报提纲》被批判为“三株大毒草”之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作为毛主席的话这件事,被说成是制造“政治谣言”。运动过后,大家才弄清楚,这句话出自1969年一本题为《毛主席论科学技术革命》的书中,科学院为起草《汇报提纲》而编辑的语录,在这个引文下注明:“毛泽东:《在听取科学技术规划汇报时的谈话》,1963年12月。”胡乔木接手修改《汇报提纲》后,曾查对过这个话的出处,一时没查清楚,故决定暂时保留,请毛泽东审定。当胡乔木听说毛泽东不记得说过这句话后,又作了进一步核对工作,查出1963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聂荣臻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时,在场一些干部的笔记中记有毛泽东讲“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但确实没有“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句话。邓小平在10月24日收到毛主席退回的《汇报提纲》后,约胡乔木谈话,要他照毛主席的意见再改一次。当天下午,胡乔木即与胡耀邦研究修改问题,并于27日将删去“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那句话的修改稿送给邓小平。不过,那时邓小平即将受到批判,所以没有把这个改稿再报送毛泽东。

“工业二十条”早在政研室成立前,邓小平为了通过抓整顿摸索出经济持续迅速发展的路子,于1975年6月提议国务院召开一个计划工作务虚会,通盘研究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规划。会议开了近两个月,认为经济中的主要问题是管理上的散和乱,决定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指导思想,由李先念主持搞一个关于工业整顿的文件,为编制第五个五年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做准备。文件由国家计委起草,名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一共14条。8月18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这个稿子,邀请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参加。会上,邓小平讲了很多很重要的意见,包括确立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加强企业的科研工作,整顿企业管理秩序,抓好产品质量,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等等。会议决定,由政研室对此稿作进一步修改。

会后,由胡乔木主持,于光远、邓力群参加(吴冷西后也加入),立即投入修改。他们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将原稿由14条增加到20条,所以又称“工业二十条”。8月底,李先念主持讨论,胡乔木等人又于9月2日拿出一个18条的稿子,送国务院有关领导审阅;然后根据他们的意见,于10月8日再度拿出一个20条的稿子,送给在北京出席农村工作会议的省市委书记征求意见,得到普遍赞同。然后,胡乔木又先后同国务院领导商量,在政研室和国家计委内讨论,终于完成了送审稿,提交10月底的国务院会议。由于张春桥从中作梗,文件未能通过。胡乔木等人只好再改,砍掉一半文字,于11月3日形成了修改稿。然而,这时已经开始“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文件未再讨论,当然也未能通过下发。

胡乔木在修改“工业二十条”过程中,讲了不少意见。比如,说这个文件要像《汇报提纲》那样,讲清楚毛主席的工业路线,要把毛主席的语录排列成章,作为加快工业发展的思想理论基础;对毛主席过去早已解决的问题要坚持下去,现在发生的问题是离开了毛主席的工业路线而产生的。再如,说要把“工业二十条”搞成带思想性理论性的文件,整个文件要拿今后25年实现现代化(即1975年至2000年)这条“红线”贯穿起来。又如,指出把加快资金积累同加快速度联系起来,不是利润挂帅;指出讲整顿企业,要批判无政府主义。

《论总纲》政研室在那段时间里搞的第三个文件是《论总纲》。这个文件是政研室根据邓小平关于毛主席三项指示为纲的思想,自行提出和撰写,并得到邓小平支持的一篇文章。1975年9月18日,胡乔木在和政研室几位负责同志一起整理《毛选》五卷文稿时说:现在报刊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安定团结为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项指示中的前一项宣传得多,后两项宣传太少,很需要写一篇全面宣传三项指示不可分割的文章,并布置邓力群负责,然后交代了文章的大体布局,让邓力群先把邓小平有关这方面的讲话记录找来好好研究一下。第二天,胡乔木在和邓小平谈话时说,政研室准备写一篇关于全面宣传毛主席三项指示的文章,邓表示很赞成,指出:“文章很重要,要抓紧写出来。如果写得好,我可以约几个副总理研究一下,再送主席审阅。主席同意了,就交政治局议,政治局批准了,就可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他还要求“政研室再写两篇文章,一篇是关于党的作风,一篇是关于‘双百’方针。以后每月写一篇,使政研室工作逐渐走上正轨。”

翌日,胡乔木向邓力群和政研室其他领导传达了邓小平的指示,邓力群立即找了四位同志开始研究材料、讨论提纲,并召开了一次座谈会,然后写作组的人按照分工分头起草。由于邓力群感到有人先拿出的一段稿子不行,于是改变方法,他先口授,苏沛、滕文生笔录、整理,大家再一起讨论,由他最后修改定稿。初稿10月7日形成,以《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为题,印发政研室各位负责人。胡乔木看后不满意,认为用批判的语调写不好。邓力群领着写作组改出了第二稿,题目为《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胡乔木还是不满意,认为批判的语调没有完全改掉。于是,邓力群等人改出了第三稿,题目改为《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前进》,打算在《思想战线》的创刊号上发表,没再送胡乔木看。然而,这时已到了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已起,所以,文章未拿出去,只有参加工作的几个人知道。运动中,文章起草的事被揭发出来,“四人帮”如获至宝,把它列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加以批判。不过印成批判材料的是文章第一稿,所以,全国上下只知道《论总纲》这一稿,不知道还有其他几稿。

第三,积极进行同“四人帮”在文艺战线的斗争。

“四人帮”在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极端的各种表现中,最为突出的是宣传文化方面。他们的极左思想和行为,严重阻碍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妨碍人民群众对丰富精神生活的追求。所以,政研室同“四人帮”的斗争,很自然地集中在宣传文化领域。

自从1974年初以来,毛主席对江青等人的“形而上学”和宗派活动给予了多次严厉批评。消息传出,“四人帮”过去那种不可一世的神话被打破。尤其1975年6月下旬,毛主席对王洪文深感失望,让他去上海、浙江“帮助工作”,同意由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就是说,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邓小平已经事实上主持了党、政、军三方面的日常工作,使人们看到了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希望。毛主席在那年5月3日政治局会上说:“教育界、科学界、文艺界、新闻界、医务界,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其中也有好的,有点马列的。”他还针对那时把知识分子贬为“臭老九”的情况,借用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的一句台词说:“老九不能走。”7月初,他同邓小平谈话时又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7月14日,他同江青、张春桥谈话时进一步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处分人要注意,动不动就要撤职,动不动就要关起来,表现是神经衰弱症。”这些话传出去,使人们对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文化政策增添了信心。特别是当人们看到一些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将反映问题的信通过政研室负责人转递邓小平,又经邓小平转呈毛主席,往往能得到毛主席批示,更受到鼓舞和启发。因此,那段时间里,政研室同“四人帮”的斗争方式,主要采用的就是组织文化界人士向邓小平反映情况,再通过邓小平把情况转达给毛主席的办法。

向邓小平递交有关文化方面材料的最早一次,是7月9日邓小平与政研室负责人谈话之后。在那次谈话中,邓小平传达了毛主席7月初关于“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批评,然后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现在的文章千篇一律,是新八股。”他还说,对毛主席的指示准备在政治局会上讨论一次,要政研室搞一些调查研究,收集近些年来文化、科学、教育、出版系统不执行“百花齐放”方针的材料,供政治局讨论时用。第二天,胡乔木即召集政研室负责人会议,研究落实邓小平交付的任务,并分工由于光远、邓力群为主执行。于、邓交代王子野,先整理一个关于“三突出”创作原则的材料。王通过查阅1969年以来京沪两地的主要报刊,发现样板戏演出单位和以“初澜”署名的文章中,毛主席关于文化工作方针的四句话,只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不引“百花齐放”,正好印证了毛主席7月初关于“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批评。胡乔木把这个材料送给了邓小平,使邓在10月4日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时派上了用场。他在讲话中说,有人宣传毛泽东思想断章取义,举的例子就是:“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

政研室和邓小平为文艺界人士向毛主席递的第一封信,是电影《创业》的编剧、长春电影制片厂张天民的信。7月上旬,胡乔木看到一份反映《创业》如何受到观众欢迎却遭受江青等人打压的材料,把问题反映给了邓小平,得到邓的认同,于是让人转告张天民,把意见写成给毛主席和邓小平的信。张在7月18日把信写好,给毛主席的信通过人送交王海容,给邓小平的信送给了胡乔木,由胡转交。邓小平及时送给了毛主席,毛主席于7月25日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和来信人所在单位。”

毛主席在《创业》作者信上作批示,给人们一个启示,意识到用给毛主席写信的办法,是解决“四人帮”打压“百花齐放”方针问题的一种最快捷、最有效的路径。接着,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就电影《海霞》受江青一伙打压,请求通过放行一事致信毛主席,交邓力群转胡乔木,由胡送给邓小平。这部电影是北影根据周总理1973年提出希望三年之内把故事片这个空白填上的指示而摄制的,1975年春节时,周总理看后予以肯定。但江青一伙却说此片基调很坏,予以查封,并进行批判。他们的信于7月26日交到邓小平手上,毛主席于7月29日即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受到毛主席关于《创业》问题批示的鼓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即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理论系的青年教师李春光,在学习讨论会上作了三次发言,然后把发言整理成文,于8月8日写成大字报张贴,矛头直指“四人帮”,引起很大震动。邓力群知道后,让人抄写,并拟了300字的简报,连同大字报抄件一起交胡乔木转送邓小平。毛主席看后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

通过政研室给邓小平递信,反映“四人帮”控制舆论的问题,不仅有文化界人士,也有部队的老干部。197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安排超编干部问题,规定退役干部一般转到地方工作后,基层干部可当职工,也可回原籍当干部,工资待遇一律按地方同等级别对待。这个方案完全符合中国实际情况,却遭到时任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的反对,认为这是特权思想的反映。他的意见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于是授意《解放日报》和《学习与批判》杂志发表文章,题为《刁小三的逻辑》和《八路军的“样子”》,指桑骂槐,攻击解放军“把革命功劳当作伸手要特权的政治资本”,“跟《沙家浜》中抢劫群众包袱的伪军刁小三一样。”文章出笼后,在军队广大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向这两家报刊提出抗议。事情反映到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大将那里,他于8月20日就此事致信邓小平,请胡乔木转交,指出这两篇文章以批判资产阶级法权为名,以刁小三影射解放军,用意十分恶毒。胡乔木对此高度重视,为此专程到邓小平家,当面把信交给邓,指出这个问题十分严重。

9月3日,中华书局一位叫周妙中的女干部给邓小平写信,就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和社会科学研究、出版、图书馆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建议,邓小平将信转送毛主席,并附言:“主席:知你向来关心这些方面的问题,故送上一阅。拟交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乔木同志等研究处理。”毛主席圈阅后,邓小平将信批给在京政治局委员传阅。胡乔木根据邓小平指示,通知出版局准备开会商谈,但终因情况变化而未成。

那一时期,通过政研室和邓小平致信毛主席的,还有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作家姚雪垠、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他们提出举办冼星海、聂耳的纪念音乐会,支持小说《李自成》的写作和出版,解决鲁迅书信和著作出版等问题的请求,都得到了毛主席肯定的批示。为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政研室还在1975年国庆节前向党中央、国务院开列了邀请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科技教育界、文化艺术界、新闻出版界人士名单。招待会后,胡乔木将载有《学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招待会的反映》的学部《政工简报》送给邓小平,邓于10月15日送毛主席。第二天,毛主席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

政研室采取通过邓小平向毛主席反映情况的办法同“四人帮”进行斗争,大部分得到了积极回应,并且流传到社会上,起到了揭露“四人帮”、鼓舞人们斗争的作用,为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革命行动,以及10月6日将“四人帮”一举粉碎的正义之举,做了必要的思想舆论准备。

在政研室同“四人帮”的斗争中还有一件事,就是写同“四人帮”唱反调的评《水浒》文章。这篇文章尽管后来也胎死腹中,但从邓小平和胡乔木等负责人的有关谈话中,同样可以看出他们与“四人帮”之间对立的原则差异。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75年因患白内障而近乎失明的毛主席听陪读人员读了三个月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于8月13日发表了对《水浒》的看法。姚文元当天得知消息,立即致信毛主席,提出要将这个谈话印发政治局和有关宣传、出版部门,组织评论文章,得到毛主席同意。随后,江青等人召集“四人帮”一伙开会,说毛主席对《水浒》的谈话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8月21日,邓小平在政研室参加《毛选》五卷讨论时,胡乔木问,毛主席评《水浒》的指示针对什么。邓小平回答: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绝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随后,胡乔木召集会议,提出政研室也要写评《水浒》的文章,要从与众不同的角度评论,要着重写农民战争的规律性,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对农民战争的局限性、皇权主义做出分析,并指定吴冷西负责,要北京图书馆选编马恩列斯论农民战争的语录和解放以来关于评价《水浒》的观点摘录等资料。

第四,代管学部和筹办《思想战线》。

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是1955年中国科学院建立的四个学部之一,由院长郭沫若兼任主任,1960年划归中央宣传部领导。“文化大革命”中,原有领导班子被打倒,科研工作基本停止。邓小平于1975年6月8日和胡乔木第一次谈到打算成立政研室时,就提出“政研室的任务,除了写文章、承担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具体工作外,还要代管学部。”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尽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支持整顿的宣传理论队伍,以便同“四人帮”斗争。6月29日,邓小平再次约胡乔木谈话,除了强调政研室一定要把学部管起来外,又提出学部要办个刊物。后来,他还对胡乔木说:“学部适当的时候要考虑从学术界人士中安排副主任。学部可以出好多刊物,每个所都可以出,现在先集中力量出一个综合性的。要利用各种周年纪念写文章,例如《整顿党的作风》发表多少周年纪念,这样写文章的题目就多了。”这个提议的用意也十分明显,就是政研室不仅要掌握一支宣传理论队伍,还要建立自己的思想理论阵地,以便和“四人帮”掌握的报刊相抗衡。

这次谈话之后,邓小平要中央组织部提出学部负责人的人选。胡乔木经过同当时替中央宣传部管学部的教育部领导商量,最后确定由林修德、刘仰峤、宋一平三人组成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并得到中组部同意。7月9日,胡乔木在邓小平主持《毛选》五卷文稿阅读会时,就以上情况向邓小平作了汇报;会后即送去报告,希望国务院发出通知。邓小平批示,请李先念办。胡乔木于7月11日主持政研室负责人开会,研究代管学部的工作,确定胡绳具体负责联系学部;7月17日,又主持学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开会,交代了领导小组的工作方针和林、刘、宋三人的分工,商定把下放“五七”干校的一部分科研人员调回来,指出:“不能再走老路,但对老路要有分析。”7月18日,胡乔木到邓小平住地,向他汇报了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已经就位。就在同一天,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就职,出任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为郭沫若),主持工作。这两件事表明,邓小平高度重视科研工作,所以既派胡乔木抓社会科学队伍,又派胡耀邦抓自然科学队伍。难怪“四人帮”在“批邓”时,污蔑邓小平拉“二胡”。

邓小平对学部办刊的事抓得很紧,七八月份催问了两次。9月5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起草了关于创办综合性刊物的报告稿,打算先送胡乔木审定。报告说,学部各研究所过去的杂志中除了《历史研究》《考古》《考古学报》,都已停刊,现在准备逐步复刊,先出版一个综合性杂志,刊名为《思想战线》。9月13日,胡乔木在去邓小平住地反映江青大寨讲话的问题时,谈到学部办刊的问题。邓小平说:“你们也要抓紧筹备,把《思想战线》办起来。别人写文章,你们也可以写,但不要影射,要讲道理。这个刊物的重要文章,要交政研室审定,有些文章还要送中央和国务院审查。”正因为如此,胡乔木后来多次指出,《思想战线》实际上不单单是学部的刊物,也不只是政研室的刊物,而是国务院要办的刊物。也正因为如此,当“四人帮”在上海的死党得知消息后十分紧张,说:“邓小平这个人识货,这批秀才别人不肯用,也不敢用,他一下子就抓到手里,成了他的办事班子和参谋班子。”“我们的《学习与批判》办到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什么像样的对手。……《思想战线》一出来,那可成了不可忽视的对手。”

正在这时,还遇到一件事。1975年8月,毛主席左眼视力经白内障手术后有所恢复,看了科学院《化石》杂志(科普杂志,半年刊)自1973年复刊以来的各期,要求印大字本给他。9月6日,该刊编辑部张锋致信毛主席,反映办刊困难和科学院的一些情况,毛主席于9月16日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所以,9月19日邓小平听取胡乔木工作汇报时,再次谈到学部办刊问题,说:“《化石》这样的刊物主席还这样关心,学部办的综合性理论刊物主席还会不关心?”在谈到毛泽东对张锋信的批示时又说:“这表示主席对基础理论科学的重视。”

9月19日谈话之后,学部将《思想战线》的请示报告送到了胡乔木手上。胡乔木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于10月4日以学部临时领导小组名义上报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当天,邓小平批请毛主席批示。毛主席圈阅后,于10月6日退给邓小平。邓小平又批:“请政治局同志传阅后退胡乔木。”至此,创办《思想战线》的手续已全部办完,剩下的便是组稿和出刊问题。

为了办好这个刊物,胡乔木于10月6日上午在政研室召开会议,专题讨论《思想战线》工作。他在讲话中指出:《思想战线》是面向全国、面向广大群众的刊物,应当办成政治性、战斗性、现实性、理论性的能代表党的路线的刊物。学部领导要把办好这个刊物当作头等重要任务来抓。文章的选题与质量,都应当与党目前在各条战线上的方针任务和要求相适应。编辑部要与党、与各个实际工作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把他们工作中的问题转换成我们的选题、文章。毛主席关于“要安定团结”的指示已两年多了,还没有一篇系统研究的文章。群众并不要求那些一窝蜂的文章,这样的文章与其写,不如不写,与其出,不如不出。在当天下午会上,胡乔木针对“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及其造成的混乱,具体谈了《思想战线》的选题。他说,在教育方面,要从理论上阐明列宁反对崇拜自发性的观点和毛主席的实践论观点,指出无政府、搞破坏绝不是反潮流,封建主义的师道尊严要反对,社会主义的师道尊严要建立;讲清楚什么是以学为主,重新阐述“五七指示”。在科学工作方面,可以拟“科学是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等选题。在经济工作方面,要区别唯生产力论、利润挂帅、技术至上的正确了解和歪曲了解,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来解释怎样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搞上去。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方面,最好不纠缠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从事实、从分析中讲明毛主席指示的精神,讲明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根据和与之作斗争的途径。在评《水浒》方面,可以讨论中国农民战争问题,分析农民战争的几种不同类型和不同时期、不同战争中的不同路线、人物和结果,批判错误观点。

此后,《思想战线》编辑部根据胡乔木讲话的精神,拟定了1976年第一季度三期的选题,编就了第一期,准备在1976年元旦出创刊号。然而,随之而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刊物尚未面世便夭折了。1976年1月17日,胡乔木鉴于中央“打招呼”会后的新形势,同政研室几位负责人商量,起草了一封给国务院领导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的信,请求国务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学部业务的责任,并建议暂缓出版《思想战线》。邓小平看后表示同意,并说:“政研室的问题要听候中央处理。”19日,信件发出。

邓小平对于政研室的指导,除了以上四个方面外,还有自身建设的方面,主要是提出有关调干部的方法和原则。从《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程中原整理)一书中可以看出,涉及这方面内容的谈话起码有六次,主要精神:一是不要调造反派;二是要老中青三结合,重在调中年人。邓小平6月8日就成立政研室一事同胡乔木第一次谈话时,胡乔木问是否要多找一些“革命造反派”(加入),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要。”7月23日谈话中,胡乔木又说到调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说:“干部主要看是否顶用,不要怕人家有意见。”8月21日谈话中,胡乔木再次说到干部问题,讲:“我们想调一些能独立工作的中年干部,可是比较困难。”邓小平答复:“中年干部在全党全国都是缺的,现在最需要的是中年干部。”8月26日,胡乔木、吴冷西一起去邓小平住地谈科学院《汇报提纲》的修改问题,吴冷西反映政研室调干部有困难,两个月时间只谈来十几个人。邓小平指出:“要抓紧调人,先调一批。选熟悉的人,以后逐步扩大。”9月13日,胡乔木、吴冷西去邓小平住地反映江青大寨讲话问题时,吴冷西再次汇报了调干部的一些考虑。邓小平听后指出:“老中青三结合,主要是要调中年干部,调来了马上顶用,还要身体较好,可以出去搞调查研究的。要从地方上调,也可以从军队方面调。”

1977年8月,邓小平 (正面右三)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讲话。

11月4日,根据毛主席指示,中央召开了有政治局委员和毛远新参加的八人会议,批评邓小平。会后,毛泽东指示:“八人会议要逐步扩大几个人。开会就是帮助小平同志及大家,互相帮助,搞好团结,搞好工作。”10月,邓小平告诉胡乔木:“我现在受批判,起因是转刘冰的信。主席作了很严厉的批评,我作了自我批评。”又说:“过去把形势看得太简单了。”胡乔木提出,今后是否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政研室领导班子,邓摇头说:“不要!只要吸收年轻一点的就行了。”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邓小平对于不用“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态度始终是十分坚定的;对于在使用老中青干部中,重点是用中年干部的态度,也始终是明确的。就在9月13日那次谈话中强调政研室主要是调中年干部后,邓小平又在9月27日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详细阐述了注重中年干部的理由和培养干部的正确方法。他指出:所谓“中”,“就是现在四十岁多一点的干部。这些人至少有一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有些还有上十年的领导工作经验。发现一个好苗子,要让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每个台阶可以快一点,比如搞个年把子再上来。这种培养方法好,是对干部真正的爱护。”

来源: 中共党史出版社

作者: 朱佳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