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厚量

《光明日报》( 2024年11月06日 11版)

近年来,随着国内学界对古典学研究在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学术体系中重要地位的认识不断深入,以及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早期特征、古代丝绸之路与中西古史比较等与古典学联系密切的史学研究领域日益成为我国学术界与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不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将植根于西方学术传统的古希腊罗马史、古埃及史与古代两河流域史,南亚佛教传播史与中国古代史整合起来,建设“世界古典学”或“大古典学”的设想。然而,国内相关学界尚未就这一倡议达成统一意见,质疑乃至明确反对的声音并不罕见。

国内世界古代史与中国古代史等专业的史学工作者之所以对旨在贯通中西的“世界古典学”敬而远之,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跨界”研究的客观难度密切相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者们在本专业领域积累了一定成果与心得之后,往往已经错过了深入钻研古希腊文、拉丁文等西方古典学研究所必备的语言工具,进而通过直接阅读古希腊罗马原始文献开展学术研究的黄金年龄。同样,从事地中海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的国内学者也很难在接受系统的西方古典学学术训练之余对同样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史史料典籍与历代研究成果进行广泛涉猎。

部分西方古典学研究者认为,古希腊罗马史、埃及学与亚述学等西方传统人文学科,已在漫长的学术史发展历程中各自建立了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任何一位学者即便穷尽毕生精力,也根本不可能完全掌握上述三个学科分支中的任何一门学问。在如此艰巨的学术使命重压之下,古典学的研究者们再难分出一部分精力去深入钻研中文古籍。

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古代史学者怀疑,“古典”这个源自西方历史经验的术语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由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并无明确对应于西欧“中世纪”的某个阶段,华夏地区文明史的分期中自然也难以找到跟西欧文明史中同样典型的“古典”与“文艺复兴”等概念。而如果我们宽泛地将先秦诸子作品、“前四史”、魏晋玄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元素全部纳入中国“古典”文化史的范畴之内的话,那么这种“古典”的概念对于研究者们解读中国古代史的价值恐怕是有限的。

笔者认为,上述种种顾虑确有各自的道理,但尚不充分。如果我们调整思路,以积极开放的心态充分利用西方古典学知识为中国学者所提供的丰富研究视角,便有机会在古代欧亚大陆东西两端之间文化交流史这一重要领域作出属于中国学者的独特贡献。

不容置疑的是,在前工业时代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交通手段不够便利、语言隔阂与社会习俗差异仍构成各族群间交往严重障碍的客观条件下,欧亚大陆东西两端之间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交流是偶然发生的、时断时续的和集中于少数几个方面的。然而,这种交往并不因为其体量小、缺乏连续性、广泛性与全面性而丧失其重要历史意义,甚至是长时段的持久影响力。此外,对古典文明元素在外部世界流传历史的关注,事实上也有助于古典学家们更加全面地把握西方古典文化自身的本质特征。除早已成为学界常识的大量案例,如佛教典籍的东传与汉译、犍陀罗艺术对魏晋造像的深刻影响,以及丝绸之路开通后华夏地区丝织品的对外输出与西域农作物的引入之外,近年来中国学者们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发掘、古叙利亚语文书研究、张骞“凿空”之前中亚地区的历史背景研究等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突破性成果也在暗示我们,西方古典学的相关知识很可能即将在帮助中国学者复原、重构一部异彩纷呈的古代华夏世界对外文化交流史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地中海古典艺术形象在罗马帝国鼎盛期及帝国衰亡之后的持续东传,构成了西方古典历史与古典文明接受史上十分精彩、不容忽视的一页。自20世纪初以来,中外考古学家们相继在新疆吐鲁番盆地、甘肃河西走廊、藏南地区乃至山西省北魏旧都平城遗址周边等地,发现了可能反映希腊酒神狄奥尼索斯崇拜等文化元素的浮雕作品,以及刻有或具备一定含义或单纯起到装饰作用的希腊字母的钱币。这些实物无声地诉说着晚期古典时代的罗马帝国与早期拜占庭帝国通过中亚商人等媒介,克服空间距离的巨大障碍,同华夏地区的汉族、少数民族政权之间进行的贸易往来与文化互动。

尘封于历史之中,有待当代史家发现、解读的还有以古叙利亚文为载体的、地中海世界古典文献的东传史。来自古典晚期文化昌盛的东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信奉景教的一批知识精英在查士丁尼时代以降的宗教迫害、族群迁徙与领土版图变更浪潮中进入了萨珊波斯帝国与日后兴起的阿拉伯帝国。他们使用的文字是属于亚兰文变体的古叙利亚文。迄今为止,体量可观、承载着大量医学、哲学知识的古叙利亚文文献已在学者们研究古典文明遗产对中古阿拉伯文化的影响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古叙利亚语文书的东传并未以阿拉伯世界为终点。根据中外学者对柏林所藏吐鲁番写本中古叙利亚语文献残篇的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发源于古典晚期的《圣乔治受难记》等希腊罗马文献曾以古叙利亚文为载体,传入了中古时代的新疆地区。这些令人兴奋的发现不断刷新着当代学者对古代欧亚大陆范围内不同文明之间文化交流的广泛、深入程度的认识,而对亚里士多德等希腊罗马作家自身文本面貌与特征的深入理解,以及对于通行于古典晚期的亚兰文、古叙利亚文阅读能力的掌握,无疑构成了中国学者在这一神秘领域取得建树所必备的两把钥匙。

相关材料主要取自希腊罗马文献的古波斯史料学等西方古典学分支,也可以在我们重构古代丝绸之路形成过程的探索中发挥关键作用。有中国学者在参与阿富汗等地实地考古发掘活动所发现的大量实物证据基础上指出,在居鲁士大帝征服中亚地区,在当地设立波斯帝国行省之后,阿黑门尼德王朝在中亚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同其中央集权统治模式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与驿道体系建设,使得这一长期地广人稀、处于原始蛮荒状态的地区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期间得到了快速发展,站在了即将进入文明阶段的门槛之上。如果没有古波斯帝国与日后希腊化时代希腊移民的长期经营,中亚地区在张骞“凿空”后迅速成为地中海世界与华夏世界之间物质文化交流枢纽的角色便无从谈起。可见,阿黑门尼德王朝的经营与希腊化移民的活动,构成了古代丝绸之路西段形成的重要历史背景。这一案例提供了西方古典学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古代欧亚大陆东西文化交流史理解的又一个有力证据。

笔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不断开阔视野、积极引入西方古典学学科为我们提供的新视角与新知识,同从原始史料出发的扎实学术研究并无根本矛盾之处。在永无止境的学术研究中,宏观视角与微观考证都只是过程中的手段,并非学术的终极目的。出色的史学研究旨在去伪存真,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它理应是反直觉的和不断力求突破创新、挑战成说的。一切有助于当代学者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都有理由、也有必要得到关注和运用。深入扎实的微观史料考证无疑能够对史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但如果从事考据研究的学者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在西方古典学足以为古代欧亚大陆东西文化交流史提供重要帮助的大量事实面前,仍旧固守自己的学术舒适区,拒绝尝试运用明确提供了反面证据的新材料、新视角去分析相关问题,这种看似严谨、但已缺失求真精神的专狭研究也就失去了大部分的学术价值。

事实上,21世纪的学术研究环境,已为中国学者提供了将西方古典学同古代欧亚大陆东西文化交流史结合起来的诸多有利条件。各种高质量学术数据库的问世,意味着同时检索、收集与某一具体问题密切相关的汉文、古希腊文、拉丁文、古叙利亚文材料的工作程序可以显著简化;交通条件的便利为学者们提供了零距离观察、比较国内外考古遗址的可能性;当今西方学界已将古典学的研究对象由狭义的希腊罗马文明,拓展到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的事实,也为中国学者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实现西方古典学与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史的结合提供了经验借鉴与学术基础。可见,加强中国自身的西方古典学学科建设,不仅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西方古典文明萌芽、发展与衰落这一历史进程的理解,也可以为国人理解华夏文明的早期历史与对外交往提供重要学术支持。

(作者:吕厚量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