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客家移民的商贸活动

四川客家志编辑部

在四川,流动商贸活动按远近途程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场镇间的短途贸易,另一种是省内或省际的中长途贸易。清代中叶,随着四川经济的复苏,本土所产的米粮、盐、烟、糖、布匹、山货等物产内销和外销的需求逐步提升,带有批发性质的中长距离贸易随之兴盛,不少客家移民都参与其中。根据销售范围的不同,中长途贸易可以分为省内贸易和跨省贸易。

清代重庆府巴县朝天门码头(《渝城图》)

短途商贸

短途贸易主要围绕场镇进行。清代时,四川的大部分场镇依据产品类型划分有专门市场。场期来临时,周边乡村的农民会汇集于此,出售自产的农产品。如广东长乐移民李敏葵,清雍正四年(1726)迁入重庆巴县,“每于农隙,日常购市米二斗。鸡初鸣,即挑渝出售”(民国巴县《陇西李氏族谱》)。同县移民邓振江,清乾隆中入川,“耕种之暇,即策骡贩米,略有微资”(民国郫县《邓氏蜀谱》)。

广东龙川移民钟亮生,定居于郫县乡村。乾隆年间“(比)[ 北 ] 人之贸省者恒嗜繁邑花豭(广东客家话对公猪的称谓),每支可得子钱数百”,钟亮生遂“率诸子荷笼贩售,朝去晚归,颇获利”(民国郫县《钟氏族谱》)。雍正二年(1724),中江县一带“适逢秋雨淋漓,新谷无日晒,米价腾贵,每斗可卖银一钱”,广东平远移民萧曰兴一家“妙计做成坑床,男、妇昼夜坑谷振米,运上中江速卖,恐送米肚饿,各煨饭团两个,随带身充饥,并不敢枉使一文也。数载之后,积得银两,遂上三台西路涧漕河,买得赵姓地方而落业焉”(清同治三台《萧氏族谱》)。广东兴宁的范君会于雍正丁未(1727)入川,在荣昌佃种而居,后“贩布、耕田十六载”,积有钱财,又迁至川北罗江购田置地(清光绪罗江《范氏族谱》)。

清末的乐至县石佛场(甘博 摄)

流动性商贩也是场镇间短途贸易的主力。如简阳莲花堰人谢复英,原籍广东,“与老母幼弟同居。初以小本贸易,旋贩针线于建昌,资渐充裕”(民国《简阳县志》)。江西雩都人钟凤鸣于清乾隆年间来川营生,曾受雇于刘姓,挑木梳到达州,在“达州卖糖度日”(《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

又有长乐移民陈乃瑺,乾隆初入川,在“简州地杨(养)马河镇、周家场、五凤溪买卖承当,卖汤圆轮流赶几场”(简阳《春分会祭乃瑺公祝文》)。同县移民钟文相,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随父入川,迁居威远金圣寺,“家计窘迫,鬻饴糖度日”(民国内江《钟复周祠族谱》)。

广东长乐移民钟宏予,定居于简州踏水桥场,贸易米谷粮食。因踏水桥无行无市,遂挑米至土桥沟场,卖与安岳、乐至盐商、盐贩,再置办黑盐挑回。钟氏在两个场镇间的贸易行为,符合流动性贸易的基本特征。民国《成都钟氏族谱》记载广东龙川县钟氏入川四世钟慕贤,“奔走市廛,遇事即做,触类旁通。有因此事而了解彼事者,有因彼事而了解数事者至理财,有一日而赶数场者,有一场而兼做数生理而人尚不觉者。故算无遗失,获利颇多……尝运蒲草赴温(江县)之大坟坝”贩卖,可见其也是一个流动于场镇间的商贩。

资本充足,设店经营的坐商,往往以批发或零售业务为生,也是场镇短途贸易不可或缺的一环。内江《邱氏家乘》记载 :汀州府武平县人邱奇玉,清乾隆初由闽入川,居内江汉安,“见邑东三十里许便民场土沃风淳,人熙物阜,谓‘是爱得我所也,公具货殖才,权子母计,买山贩木,数载经营。继与黄姓伙贸杂货,稍获微利,遂鼓刀于市,复赚多金”。江津《黄氏族谱》载:广东兴宁移民黄东凤、黄东仪两兄弟,乾隆三十一年(1766)入蜀,至江津县李市场街上,“弟兄同心协力,贸易兴家,买业二处”,又有其族侄黄习仁,于清嘉庆辛酉(1801)来川,在白沙镇贸易兴家。郫县《邓氏蜀谱》载:邓振滉,广东长乐人,乾隆初随父入川,先佃耕乡间,积有微资,后“寓省垣为坐贾焉”。其弟邓振淐则“侨寓汉州之甘家碾,便通商也”。成都《戴氏族谱》载:戴廷彩,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自粤入川,“同父与兄弟六人至金堂县古桥,赁屋而居,经营货殖之事”。民国《简阳县志》载:巫锡俊,广东长乐人,“清雍正时贸易至简州镇子场,遂家焉”,其侄巫作江与他一起从事贸易。民国《新都县志》也记载:魏国乔,福建南靖县人,在闽时即“善贸易,好施济”,乾隆戊寅年(1758)入蜀,居新都县城内南街天后宫侧,每日“贸易如常”。

随着经营的逐步积累,一些客家坐商的规模会越发扩大。广东长乐移民江朝珍,清雍正中“贸迁来蜀,卜居于川南高县老王场,其时川南一带甫经向化,公善货殖术,数年即致巨金”(民国《江穗彬致书五华江氏宗祠书信》)。同县移民蓝良俊,清乾隆二年(1737)入川,在成都北门外簸箕中街贸易,至乾隆十二年(1747)“已积银一千余两”(民国郫县《蓝氏族谱》)。

广东兴宁移民余汝彰,清雍正五年(1727)入川,“驰至隆昌南街客寓,营小贸易,渐次顺畅,乃即寓作棺材铺,获利更丰”(民国隆昌《余氏族谱》)。

黄宜祥,广东嘉应州平远县人,于清乾隆年间迁内邑茂市(今内江市白马镇),最初仅为“小贸清贫”,与人合伙经营数十年后,逐渐发展壮大,“开设‘恒足合’漏棚、‘积成’醩房、‘成合’山货以及运糖帮等”(民国内江《黄氏族谱》),已成为资本雄厚的工商业主。

刘盛芳,广东嘉应州人,清道光年间迁居南川县,初为劳佣,白手起家,后“设店南街,号‘广兴馆’”,迎父母至受养。“后虽别建居室,自贸业儒,人咸以‘广兴馆’称之。当咸、同、光时,广兴馆刘氏为邑士族之一”(清光绪《南川县志》卷11《列传》)。刘氏因开“广兴馆”而跃升为南川县的士族,其店房经营规模必然不小。

张正安,原籍广东,“业商贾”,清光绪时移居绵西城内,“始改作丝帮生理,经纪颇为驰名,亦财源涌进,家有数千金”,其后代也是“操商务”,如张国桂“稍长即弃读业耕并从事商贾,挑卖黄糖,获利甚微,始改作布匹生理,赚数百金……于永兴场集伙开杂货商号……继扩张农业,宏开米房。次君与四君为之经营,三、六两君于本场续开绸铺”(民国绵阳《绵西张氏族谱》)。

福建龙岩州移民陈润周,在成都以农起家,又入郫县经营商业,“凡金钱之交易,茶酒之零杂,米谷之籴贩,靡不操奇计赢,遂什一而市三倍”(民国郫县《新修陈氏润周公派下支谱》)。

福建南靖县移民魏厚堂在新都“以茶食生理起家”并以“魏隆顺”作为铺店的招牌,一直到民国年间,“魏隆顺”招牌仍十分受人欢迎。魏厚堂的“弟德瑞起生理于本邑,曰‘庆顺’,一时驰名”(民国新都《魏氏祠族谱》)。

省内贸易

省内贸易主要是指四川省各州县间的中长途贸易。清代四川本身已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市场统一体,农村的场市、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相互依存与彼此衔接,就是这个统一体的基本模式。

清代成都府城图

中等城市介于大城市和农村场市之间,交通相当便捷,在整个市场结构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大城市是整个省内贸易的终端,也是连接省内和省外贸易的节点。在川西首推成都,川东则是重庆。若以经济为标准,清代的重庆则比成都显得更为重要。

清雍正年间起,已有客家人从事相关贸易。如广东永安移民陈上梅,雍正四年(1726)入川,定居于泸州会文乡,“路费用尽,只剩钱八十文”,幸遇“原乡盟兄张大哥出资本,贩烟过富顺。两月长钱数串……又贩油、贩烟二年,衣食富饶。用资本银三十两,贩猪过南溪,长钱亦一二十两”(清末泸县《陈氏族谱》)。祖籍江西崇义的方肇春,清道光时“麻价突昂”,奉父命由简州“贩纻赴彭城”,“及归果得厚利”(清光绪简州《方氏启瑛堂谱》)。粤东人谢振栋,入川在合州居住,曾贩运杂粮,装至巴县龙隐场镇(今重庆市磁器口)河边发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据《巴县档案》记载:有的客家移民还积极参与省内的靛青贩运生意,如道光八年(1828)十一月,黄有成挪借客民银钱赴合江县新场买靛青到重庆发售,其中有成在新场买靛青草簿二本,“托福建省人周仰春等、黄帮首人徐兆兰等,将买贮新场靛青装渝变卖”,到重庆销售后,“仍有五十八包……经邱发源等阻存福建馆”。

清乾隆年间,四川省内经济的发展,一批实力雄厚,专门从事长途贸易的客家行商得以产生。

广东兴宁移民张有元于乾隆年间入川,在隆昌县开设“开源号”麻布庄,“省城、五通桥、泸州俱有伙计买卖”,其又合伙“下重庆,买棉花上泸州发售,约有十年,分银钱数千两”(民国隆昌《张氏族谱·元公自叙家传》)。资州廖德泰,祖籍福建龙岩州,清嘉庆年间开设糖局,“往来赵镇、渝城间”(民国《资中续修廖氏族谱》)。民国荣昌《陈氏族谱》记载:陈永祥,原籍广东兴宁,“迁往嘉定复布商业,缺乏资本”,其堂兄永守“不惜多金助其营业,于荣(昌)、隆(昌)间代购布匹运嘉”。另据清光绪宜宾《赖氏族谱》记载:福建武平人赖学陞在宜宾经营靛业,生意扩张至重庆,其子赖天洪年仅十三岁,就已遵父命“运靛渝城”。

跨省贸易

客家人在清代四川的城镇经济中,由于其具有较大的经济能量,因而在竞争中往往占有明显的优势,而最能体现这种优势的,则是省际长距离贸易。

四川作为一个特定的经济区域,在清代已成为国内统一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贵州、西藏的许多土特产要假道四川,经川江顺流而下,运往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东南沿海地区的手工业产品和其他商品也多逆江而上,经四川再转输到西南各地。清嘉庆《成都县志》卷11《风俗》记载,在“商贾辐辏,阓喧嚣,称极盛焉”的成都,“土著者惮于远出,其来贸易者皆外省之人”。大量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输出和输入,使四川与其他省区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商品供求关系,为四川客家人充分发挥其商业禀赋提供了有利条件。

清代的峡江水运图(国璋《峡江图考》)

清光绪《隆昌县乡土志》称:“猪毛、鸭毛、羊皮、白豕、牛角牛骨,均由陆运贩出境,在叙、泸、渝三郡地方销行,并由水运至广东等省销售,频年愈广……药材、山货自叙州府来,闽粤之货自渝郡来”,这是清末隆昌县的长途贸易状况。隆昌县是清代闽粤客家移民较集中的地区之一,在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中,客家人应该占了不小的比重。

民国《华阳县志》记载:陈天葆,字申之,“先世自福建永春州来蜀,占籍华阳,历数世,常往来闽蜀间,成都之有福建乡馆则实自陈氏始”。从陈氏经常往来闽、蜀两地,且倡修福建乡馆来看,都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据此可推定他从事的或许正是长距离商贸活动。

《兴宁东门罗氏族谱》记载:由广东兴宁入川的罗氏,其后代中致力于四川与他省贸易者也不少,如罗庆宗即“善治生,尝于四川渝、泸、资中等处设‘鸿兴庄’商肆,使其子维桢公主持肆务,次子奕桢公往来楚蜀,专任运输。久之商业蒸蒸,赀累巨万,见内江风俗淳厚,乃于城内建巨宅而置孥焉”。

由广东兴宁入居四川荣昌的陈氏,也由经商起家,并以省际贸易而著称。其民国《荣昌陈氏族谱》称:陈国乔,清乾隆元年(1736)因“四川商业发展”率子入川,居荣昌县。入川四世奕榜于清嘉庆、道光年间在重庆经商,“商业极盛,名誉亦甚隆”,奕榜孙永守更是来往于湘、鄂间经商贸易。

( 节选自《四川客家志》经济篇,新华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

《四川客家志》书影

来源: 巴蜀客家研究微刊

撰稿:陈伟平 温涛 郭广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