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生推动文学国际交流

半生漂泊用笑声淡却

据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官方账号消息,华裔女作家、翻译家,聂华苓女士于2024年10月21日在美国爱荷华家中安详逝世,享年99岁。

聂华苓1925年1月11日出生于武汉,1948年以笔名远方发表第一篇文章《变形虫》。1949年赴台湾地区从事文学创作。1964年,聂华苓旅居美国,在爱荷华大学教书,同时从事写作和绘画。1971年,与作家、诗人保罗·安格尔结婚。她为读者熟知的作品有《桑青与桃红》《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等小说,其中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的英译本,在1990年获得“美国书卷奖”。《桑青与桃红》里,一个人分裂出桑青与桃红两个分身,桑青代表了传统中国女子的道德观念,而桃红则表达身在异乡的华人女性追求自由的意志。

1967年,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创办了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希望借助这个从创意写作延伸出来的写作项目可以“融合了不同种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形形色色的作家、形形色色的人”。

此前,保罗·安格尔在1943年已开始主持“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招揽优秀作家去爱荷华大学授课、翻译、创作,将此地发展成美国的文学重镇。保罗曾不无得意地说,“猎狗闻得出肉骨头,我闻得出才华。”小说家弗兰纳里·奥康纳、“桂冠诗人”马克·斯特兰德等,年轻时都曾置身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

而通过“国际写作计划”这一项目,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尔罕·帕慕克、切斯瓦夫·米沃什、谢默斯·希尼等作家,以及来自中国的萧乾、艾青、丁玲、王蒙、茹志鹃、陈白尘,汪曾祺、余光中、冯骥才、王安忆、北岛、苏童、刘恒、李锐、迟子建、莫言、白先勇、郑愁予、余光中、杨牧、林怀民、蒋勋、张大春等作家,都曾先后来到爱荷华,与各国作家交流。

前排左起:孟京辉、迟子建、邵燕祥、聂华苓、董秀玉、莫言、姜杰,后排左起:胡旭东、娄烨、聂华苓女儿蓝蓝、毕飞宇、苏童、李锐、刘恒、蒋韵、廖一梅、西川。

从“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到“国际写作计划”,在创意写作历史上都是无法绕过去的重要成果,《创意写作的兴起:战后美国文学的系统时代》一书便评价“国际写作计划”,“它对于当时的文化版图起到了复杂的重写作用,但并未想要去掩盖别的支流,它不仅成为当时混乱的各类地方主义者、国家主义者与国际主义者之间的调和指导,也因此而共同建立起了机制化的声誉。”

在1976年的诺贝尔奖提名典礼上,来自世界各国的300多名文学作家纷纷推荐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妻二人为此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称他们是“实现国际合作梦想的一个独特的文学组织的建筑师”。正如作家莫言在纪录片里对聂华苓的评价:“她尽管后期长期生活在美国,但她的根基还是在中国的,因为她是中国的土地培养起来的女儿。她的内核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身上有一种英雄的气概,甚至有一种侠义的情节。”

聂华苓曾自喻为“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香港导演陈安琪花三年时间、往来两岸三地与美国,拍摄纪录片《三生三世聂华苓》。聂华苓的一生,恍如一段三生三世的飘泊旅行,交织出了当代海外杰出华人作家的清晰身影与美丽,也刻划了她和诗人伴侣保罗·安格尔至死不渝的坚定情感。

聂华苓在《三生影像》里讲述过这段圆满的“红楼情事”。同保罗相处的27年里,聂华苓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他们无比庆幸彼此能够相遇;相守27年,有妙不可言的心神相通,“每一刻都很满足”,从来不觉得沉闷,“有谈不完的话,有共同做不完的事”,从一起致力于“国际写作计划,到一起买菜买花、喂鹿喂浣熊”。

作家蒋勋曾这样回忆聂华苓:“华苓的大笑让我觉得是了不起的,因为她一生所经历的遭遇,可以用笑声淡掉。”作家迟子建在《一个人和三个时代》里写聂华苓80多岁依然能够“笑声朗朗”“轻盈秀丽”“眼睛顾盼生辉”。还有众多作家写过与聂华苓的交往,今天在丁玲、汪曾祺、王安忆、苏童的文字中,纪念这位推动文学国际交流、众人眼中可爱的作家。

丁玲/选自《丁玲传》

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为期三个月,鼓励获邀的作家参与大学的课程,安排各种座谈会、阅读会等。丁玲的日程满满当当、赶场马不停蹄。她参观游览了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等城市;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做了演讲;会见了物理学家杨振宁、细菌学家李振翩、数学家陈省身、语言学家赵浩生、文论家夏志清、美国剧作家阿瑟·米勒等知名人士。休闲的时候,丁玲逛超市购物、看美国橄榄球职业联赛,很快融入了美国的生活。

丁玲与诗人W·S·默温(左)、思想家苏珊·桑塔格(右) 1981年

被誉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著名左翼作家、文艺评论家、反文化思想家苏珊·桑塔格也和丁玲一道受邀参加了1981年度的“国际写作计划”。大家都在想两位“文艺女神”会碰出怎样的火花,果不其然,这两位来自不同国度、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思想立场的女性很快打成了一片,像邂逅的旧友一样无话不谈,大家一起聊天、吃饭、玩闹,都为中国作家走出去、中国走向开放而感到由衷地高兴。她们俩和美国新超现实主义诗人W·S·默温的手紧紧握到了一起,聂华苓拍下了这珍贵的一幕。

同是1981年度“国际写作计划”的受邀作家,来自台湾的画家、诗人蒋勋当年只有34岁,算是小字辈,却是77岁高龄丁玲的超级粉丝,一天到晚想着给偶像各种买东西。丁玲用不好浴缸,摔了一跤,蒋勋不声不响地买了一个胶垫粘在地上。“其实她一辈子受了那么多苦,哪里怕跌这一个跤,但是我仍然特别心疼。”蒋勋后来接受采访说。蒋勋出版诗集《少年中国》的时候,丁玲特地为之作序,回忆当年和他在爱荷华度过的快乐时光。蒋勋说,“我就像她的儿子,每天跟她瞎闹。”

丁玲(右二)、陈明(左二)夫妇与聂华苓(左一)、保罗·安格尔(右一)

短短三个月的相处,丁玲与聂华苓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五月花公寓”与聂华苓家山上山下,丁玲夫妇常晚饭后散步拜访,四个人坐在小院的台阶上,把酒畅叙。多年后丁玲在信中回味:“爱荷华今年冷吗?我常常想到你在冰天雪地中驾着你们那部大车下山,真为你担心。但一想到你们两个人可以独自占领那所小楼,凭窗观赏,奋笔直书,偎在炉边,喁喁私语,真也够使人羡慕。最好是客人少点,只来好朋友,谈谈文学,艺术,翻翻好诗,吃点苞米花,喝点好茶。真舒服呵!”

汪曾祺/选自《遥寄爱荷华》

我三天两头就要上聂华苓家里去,有时甚至天天去。有两天没有去,聂华苓估计我大概一个人在屋里,就会打电话来。我们住在五月花公寓,离聂华苓家很近,五分钟就到了。

聂华苓家在爱荷华河边的一座小山半麓。门口有一块铜牌,竖写了两个隶书:“安寓”。是一座两层的房子。楼下是聂华苓的书房,有几张中国字画。我给她带去一个我自己画的小条幅,画的是一丛秋海棠,一个草虫,题了两句朱自清先生的诗:'解得夕阳无限好,不须怅惆近黄昏'。第二天她就挂在书桌的左侧,以示对我的尊重。

楼上是卧室、厨房、客厅。一上楼梯,对面的墙上在一块很大的印第安人的壁衣上挂满了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色各样的面具,是安格尔搜集来的。安格尔特别喜爱这些玩意。他的书架上、壁炉上,到处都是这一类东西(包括一个黄铜敲成的狗头鸟脚的非洲神像,一些东南亚的皮影戏人形……)。

“国际写作计划”会期三个月,聂华苓星期六大都要举行晚宴,招待各国作家。分拨邀请。这一拨请哪些位,那一拨请哪些位,是用心安排的。她邀请中国作家次数最多。有些外国作家(主要是说西班牙语的南美作家)有点吃醋,说聂华苓对中国作家偏心。聂华苓听到了,说“那是!”我跟她说:“我们是你的娘家人。”——“没错!”

聂华苓在美国二十多年了,但从里到外,都还是一个中国人。

她有个弟弟也在美国,我听到她和弟弟打电话,说的是地地道道的湖北话!

有一次中国作家聚会,合唱了一支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聂华苓是抗战后到台湾的,她会唱相当多这样的救亡歌曲。台湾小说家陈映真、诗人蒋勋,包括年轻的小说家李昂也会唱这支歌。唱得大家心里酸酸的。聂华苓热泪盈眶。

中国人在客厅里高谈阔论,安格尔是不参加的,他不会汉语。他会说的中国话大概只有一句:“够了!太够了!”一有机会,在给他分菜或倒酒时,他就爱露一露这一句。但我们在聊天时,他有时也在一边听着,而且好像很有兴趣。我跟他不能交谈,但彼此似乎很能交流感情,能够互相欣赏。有一天我去得稍早,用英语跟他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问候的话:“你今天看上去气色很好。”他大叫:“华苓!他能说完整的英语!”

王安忆/选自《母女同游美利坚》

聂华苓、茹志鹃、王安忆

1983年,随母亲茹志鹃和吴祖光先生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所以叨忝受邀之列,一半出自年轻写作人的身份,另一半,则因是母亲的女儿。事实上,我可能更早于母亲知道爱荷华大学的这个计划项目。1980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文学讲习所受培,保罗·安格尔和聂华苓就曾经来到课上,向我们介绍“国际写作计划”,同行者还有李欧梵,这位年轻的华裔美国教授,风流倜傥,一身白色的西装,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开放之初,仿佛来自于未来,这个“未来”的名字就叫作“现代化”。来宾演讲完毕,请大家提问,现场顿时陷入沉默,不是我们没有问题,而是不知从何问起,那时候,我们又羞怯,又有那么点倨傲。局面多少是尴尬的,僵持一段,终于有一位学员举手提问——他来自广州,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比较有眼界,因而也自信一些,他的问题是关于“琼瑶”。天哪,我们大多数人甚至连“琼瑶”都是陌生的。

18年后的2001年秋天,我再次去到爱荷华,“计划”的行政人员比尔,一位印度教授,“计划”的工作多是兼职——比尔看见我,对聂华苓说:“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可见,当时我给人们的印象是多么幼稚,几乎无法认为我也是写作人,而只是妈妈的女儿,老是和妈妈斗气、拌嘴、独断专行的女儿。时年,母亲五十八岁,携带着她进行中的长篇《她从那条路上来》第二部,每天早晨,喝一壶咖啡,在书桌前坐下,开始写作。在她的年纪,家事世事都是纷扰的,这一段的安静实是难得。窗外爱荷华河熠熠流淌,学生们都在课堂上。我呢,郑重其事地出门去,仿佛要事在身,其实不过是乱走乱看,爱荷华,一层一层的绿过去,再绿回来,耳边是鸟的啁啾,看不见人影。

苏童/选自《小说是灵魂的逆光》

谈论聂华苓,其实可以从那座山坡上的房子谈起。楼下的工作间里放着聂华苓的书和电脑,这是聂华苓作为一个享誉华人世界的女作家的标识性的器物,但楼上的客厅是一条认识聂华苓的捷径,楼梯口的一面墙上挂满了来自中国的京剧脸谱,能够观望整个鹿园的窗很大,窗边挂满了已经去世多年的保罗·安格尔的照片,通往露台的门边放满了开着红花的花卉植物,而客厅的一个狭长的区域保持着奇异的肃静气氛,书、报纸和信随意地摆放着,这里所有东西的时间停留在1991年。

聂华苓说,那是保罗·安格尔最后一次出门前物件的原状,这么多年过去后,她仍然不想去动它,我记得她说话的语气很淡,但一种巨大的震撼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所以现在当我要为聂华苓的书写点什么时,我想到的竟然是她的房子,也许并非文不对题,我要说的是,透过那个客厅,我认识了聂华苓的心。

聂华苓在一间充满了回忆的房子里写完了这部回忆录,没有舴艋舟载不了许多愁的哀怨,是人生烟云纷至沓来长江后浪推前浪的记忆撞击。三生三世,四个字浓缩了聂华苓在内地、台湾、美国三段体的人生履历,正如聂华苓自己的描述:“我是一棵树,根在内地,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这一棵树自然会经历很多的风雨雷电,惟其如此,树的生命力也异常地强盛。

聂华苓的三生三世不寻常,每一生每一世都有传奇般的故事,传奇好看却不动人,因此聂华苓没有刻意地渲染她的传奇,她重在倾诉,似乎她也在借助一次全面的回忆,滤清她一生记忆中的点点滴滴,那些打动她的人生片断和细节,她作为一个作家的一生,作为一个跨国际写作计划的组织者的一生,还有她作为一个女人的一生。

如果你更聪明,可以看到聂华苓对自己一生中最热烈的感情生活的回忆,或者说对于保罗·安格尔的回忆是雷雨般的欲说还休,情到深处,人自然是孤独的,孤独的人习惯于寄情文字,但刻骨铭心的爱,一生一次的爱令文字脆弱,这样的文字如何担负记忆?干脆,用心去回忆了。

所以,读完聂华苓的《三生三世》,我依稀看见聂华苓坐在她的鹿园里,仍然在用心回忆。她已年逾七旬,回忆成为她最苍凉的姿势,也成为一个最动人的姿势。

来源:文学报

配图:纪录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