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与困

——聂华苓女士访谈录

廖玉蕙

聂华苓,1925年生于武汉,1949年与家人到台湾,因编辑《自由中国》受白色恐怖牵连,后赴美与丈夫Paul Engle创办影响力庞大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通过他们的“国际写作计划”,世界各地作家越过意识形态聚集一堂,1979年,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作家隔绝三十载,首次相见于爱荷华。白先勇、林怀民、莫言、李都等曾是她家客厅的座上客。而她本人也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是20世纪华人文学界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聂华苓

访谈人:廖玉蕙,台湾当代作家

离开爱荷华时,竟然有一点不舍。前夜的咖啡和酒香,宛然仍在空气中浮动;而蔡琴婉转低沉的歌声,也依然盘旋在脑际。依恋的,彷彿是这些,细加寻思,却又不然。那样的夜,那样的主人,让人举步离去之际,不自觉地迟疑。

藏身丛林中的小说家,怀抱着对过世丈夫的爱,听着台湾的老歌,写着题为《三生三世》的回忆录。屋后草坪过去是高耸的树丛,白日里,不时的,有鹿群们从绿树中走出来觅食,小说家依着几十年来的习惯,拿食物喂养他们,就像是父母为从书房里出来的儿女准备晚餐。黑森森的夜里,也许有朋友自家里携来好吃的东西,和小说家分享,并谈文说艺。音乐绕缭的屋内,最显眼的,是男主人离去前种下的那株鸟萝,在屋子最显眼的一个角落,兀自生机勃发地怒长着。

屋子的几面墙上,挂了各式各样的面具。面具里,有些牵系着一段段来自各地的友情,有些则说明着主人曾经经历的足迹。另外的一面墙上,聂华苓和 Paul Engle(编者按:即聂华苓的丈夫、美国诗人保罗·安格尔) 的照片,仍旧以光灿的笑容面对来访的客人。聂华苓女士——解说着,从面具到照片,口齿清晰、语言软脆、情感浓稠,我未语先醉。

那夜,我们在河边的餐厅用餐后,扶醉回到聂女士的家。一边聆听着蔡琴低沉的歌声,一边喝着香醇的咖啡,一边开怀畅谈。访谈已然结束,真正的友情却才开始。没了录像机,谈话更是海阔天空。小说家真情毕露,招得我失态地泪眼婆娑。蔡琴的歌唱得真好!一曲《不了情》,让人荡气回肠。可回到台北的家居,特意上街买了 CD回来,却再也听不出那晚的美丽来!

廖:访问聂华苓女士非得从《桑青与桃红》开始不可啰!这本引起诸多议论的小说是什么时候问世的?

聂:1970年在《联合报》副刊连载时被腰斩,出书大概是1972年,后来在香港《明报》连载。那时候香港是我们这样的人写作的出口,因为大陆根本就隔离了。在台湾,又这样一下子被腰斩,甚至于还很怕连累编辑。当然,从那以后台湾的报纸就根本也不登我的东西了。所以,作为一位作家,我在台湾等于沉默了一二十年啦!

《桑青与桃红》

廖:我记得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正热中于看它的连载,记得有一天报上突然说“来稿未到”之类的,从此这个小说就在报纸上绝迹了!

聂:主要就是一般右倾的作家们骂啦,再加上警备司令部、党部也去干涉。怎么那么严重啊!好像我要推翻政权的样子。我就是写,根本就没有想到那些问题。其实像写北平围城,也是写一种人的困境,一堆人被围在那里,旧有的文化崩溃了,新的文化还没有来,是那种人的精神崩溃。后来写台湾的阁楼也是一种人的困境嘛!经过了当代中国某些大的事件……总之,我们有种逃亡的心情。我是在抗战时期长大的流亡学生,总是逃。十几岁就逃离家乡,十四岁日本人来到武汉,我们就逃、逃、逃!到了抗战胜利以后,我去了北平,共产党来了,又逃。到了台湾,以为可以不逃了吧!结果在台湾这个岛上,也在逃。我就是写人的一种困境——总是逃,总是困。就说你在自己家里吧,可能也在逃,我们也可能是被困在家里面的。所以我就是写人,尤其是现代人。我说的这个“困”是多方面的,精神的、心理的、政治的或个人的处境。

廖:可能是因为身处戒严没有解除的年代,大家心里害怕,于是产生种种揣测、比附,或者对号入座,说你是在讽刺一些什么东西啊!

聂:对!那就是说,他们的心思太多了……也可能因为我跟《自由中国》的关系密切的缘故,我在《自由中国》十一年,对我的影响很大。1949年我一到台湾,就进了《自由中国》,一直到1960年雷震、傅正、马之熽、刘子英四位先生被捕,《自由中国》被封,一共11年。《自由中国》的殷海光、戴杜衡、夏道平、毛子水、宋文明,都是非常好的头脑。我刚进《自由中国》时很年轻,才二十几岁,刚刚离开大学,做了一年多编辑,后来作编辑委员。我是编辑委员会上唯一的女性,也是最年轻的。编辑委员会主要是讨论社论,讨论有问题的文章。他们的讨论、言谈、风格对我的影响很大,二十几岁还没有完全成型,思想、为人都还在摸索阶段。现在就算是在海外,我也应该是属于比较开明的,对吧?

廖:后来,您的书又在怎样的机缘下重新在台湾问世呢?

聂:1988年,因为余纪忠先生四处奔走,我才能回台湾。说起来真是不容易呢!去了以后,对我而言,当然就等于开禁了。《中国时报》《汉艺色研》还有其他的出版社如《林白》都开始出我的书了。所以,1989年,《桑青与桃红》才又在台湾重新出版。

廖:有关《桑青与桃红》的讨论文章好多,不知道您自己看过没有?很多论述都非常有趣,有人解读说“青”指国民党、“红”指共产党,真的是“各说各话”。有一位郭淑雅女士写了篇《丧青与逃红》(编者按:即郭淑雅《<“丧”青与“逃”红>?——试论聂华玲《桑青与桃红》/国族认同》一文)的评论,您看过吗?

年轻时的聂华苓

聂:喔!是在《台湾文学》登的,这篇文章我看过。

廖:您觉得这篇文章对您小说的解读合适吗?您当初为何将主角命名为“桑青”及“桃红”的?有什么象征意义吗?

聂:我的想法倒没有像郭女士那么样的细。说老实话,我没有那么想。我取了“桑青”,主要是因为中国以农为本,桑叶是很重要的,生长在中国土地上,桑有蚕吐丝的意象。青呢?当然桑叶是青色的。桃是桃红,我本人很喜欢桃红的颜色。在我想来,桑青可以象征一种传统的文化,桃红是鲜艳的、奔放的,象征的是迸发的生命力,就是这么一个对照。而且,我喜欢听人的名字,比如说我自己的名字——聂华苓,就是一种扬音。“桑青”与“桃红”都是扬音,我之所以取“桑青”和“桃红”的名字,除了象征的意思,也要求音调的好听。其实,没想到批评家所说的那么多。

廖:我是研究《桃花扇》的,曾研究过桃花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约定俗成的意涵。它有两种非常截然不同的意象——一个往上飞升,就是悟道,如桃花源;另外一个就是堕落沉沦的,如“轻薄桃花逐水流”的意象。正好可以拿来印证你书里桃红这个角色,“桑青”和“桃红”的区别,就是天真与堕落。天真浪漫的桑青变成桃红以后,那种放浪形骸,沉迷于肉欲,其实很符合中国传统对于桃红的解说。

聂:你解释得很好,我没有那么深奥!我就是喜欢那两个名字的发音和隐含的象征。

廖:所以好的作品就是说它有多方解读的空间?

聂:现在甚至有评论者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其实我写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女性主义。可是,现在我自己回头看,尤其在70年代,哪有人那么写啊!一个女人写成那么的放荡!可是我觉得那是叛逆,就是经历过各种困境之后,压抑出来的一种叛逆。恐怕我潜意识里面是有女性主义的。因为我自己发现,我写小说不论短篇、长篇,男性总是弱一点,女性强一点,这彷彿是很自然的。我在台湾的时候,就有人这样讲过。这不是政治性的女性主义,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心灵上的、意识上的,我从小就不是那种很顺、乖乖的孩子。

廖:因为有点叛逆,所以,没有刻意的想要表现女性主义,但是不自觉的就流露出来了。另外,《桑青与桃红》里面,有一段情节提到:桃红画了一张逃亡的地图。我记得李欧梵先生曾在一篇论文中解说这是一种国籍的认同!可是郭小姐却刚好认为是相反的,她认为这是一种逃离,是去国界的,去边境的,无国族主义的,是您受到在《自由中国》时的自由思想所启迪的证据。您自己以为呢?

聂:我觉得是我野心太大了,我是写人!因为那时,我已经接触到很多从东欧出来的作家们,从非洲、南美来的,还有亚洲其他国家的。我所感觉到的人的困境,和各种形式的逃亡,对他们来说也是一样。尤其那时候中欧、东欧的作家,像匈牙利、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罗马利亚作家,我觉得我跟他们有共同的语言,他们也觉得跟我有共同的语言,因为我们都经历了很多相像的境遇嘛!都是一种困境。我写《桑青与桃红》的时候,“国际写作计划”已经有好几年了,我已经接触很多其他地区的作家。我觉得我写的是一种“人”的困境,而不仅仅是中国人,在台湾的人,或者香港的人,或者是我自己。当然我自己也深受过这种困境。所以,她说这是“去国境,去边界”,基本上是对的。

廖:您也曾经说过:“作家离开母语国的时候,那种生活经验跟语言的储蓄是很重要的。”那您是如何来储蓄您的经验跟语言?

聂: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已经39岁,不是那么年轻了。所以,我的母语有39年的储蓄在那里了。但语言一直都在变的,台湾、大陆都一样,每去一次,我都发觉新的语汇,有的语汇我都不懂了!尤其是年轻人的语汇。在海外的人多半有语言这种困扰,尽可能用中文就好。我一到美国就决定用中文写作,我翻译的东西其实还不少,中译英、英译中都有,但我觉得到了美国以后有一种漂泊、流浪的感觉。你什么都抓不住,就只有语言稍稍能够抓得住,就好像能够抓住你的根,而这根不断地长出枝干、叶子、花朵,你又不容易抓住。所以,在海外,我们制造了自己的语言,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大陆的,不过我们写的别人也看得懂。本来作家就是在创造自己的语言,自己有独特的语言,我们也只好这样自我安慰,不断地创造自己的语言。我一直在接触中文的报章书籍,当然也看英文的,我也一直在用中文写作。我的两个女孩子中文都没有断过,她们甚至可以写中文,说中文。我的丈夫 Paul Engle 真的很好,有的美国人不一定这样的。他跟我一结婚,就跟我提两个女儿应该保持她们的语言。他说:“你们在一起尽可能地说中文,我喜欢听。”所以,甚至于我们四个人在一起都是讲中文,他就在旁边做他自己的事。有时候他也听,可能抓住几个字,他知道主题是什么。他可以说德文,法文也可以说一点,后来他跟我说他非常遗憾没有学中文。

廖:他能不能说一点中文?

聂:所有作家在这儿的时候,吃饭时间到了,他会敲壁炉上那个铜钟说:“吃饭吧!”他在吃饭的时候别人给他菜,他会说:“够了!够了!”

廖:文艺界提起 Paul Engle 先生跟你之间的伉俪情深,以及您们对于台湾来的作家的照顾,真的是非常感动。您在1967年提出“国际写作计划”( 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可不可以谈谈当初怎会想到做这样的计划?

聂:当初我来的时候,这儿有白先勇、王文兴和杨牧。杨牧那时候叫叶珊,叶珊好像跟我是同一年来的,白先勇、王文兴跟叶维廉是前一年——1963就来了,我是1964年来的。那时候的中国作家已经有好几位了,同时也有印度、衣索匹亚、菲律宾及其他国家的一些作家。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在台湾大学、东海大学教小说创作,也已经出了几本书。但即使是这样,还是跟他们有些隔膜。所以,作为一个作家,来的时候虽然也觉得这里很自在,但实际上我们是外国人。有一天我和 Paul Engle 去 Iowa 河的珊瑚坝,我等 Paul Engle 游泳上来,就跟他说:“你怎么不办一个特别的机构,完全是外国的作家,而且可以扩大,并不是只有我们这几个人。”他说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有点疯狂,但钱打哪来呢?他主持“作家工作坊”已经很不容易了,二十几年来费了很多心血,到处募款。而且学校欢不欢迎还不一定!已经有这么多疯疯癫癫的作家在校园里,再来些外国疯疯癫癫的疯子,那怎么受得了?我说:“这个地方就是疯子感到最舒服的地方、最适合的地方。”后来他就开始跟学校谈。那时候的校长 Howard Bowen 很有国际头脑,他说只要你办得起来就办吧!一开始,我们只有一个小办公室、一个半天的秘书。第一年,1967年,痖弦和香港的戴天来了,还来了十几个其他国家的作家。逐渐地,大家都知道了,募款在美国是这样的,不论你是哪一行,只要你有成就,就容易募到款。你要是毫无成就,他不一定理你。他不是真的觉得你这个事业很有理想就来资助你,他是看你这个理想已经很有成绩,或是你这个人很有名气。他们信任 Paul Engle,他已经很有名了嘛!所以募款就比较容易。有关部门看“国际写作计划”的成绩愈来愈好,就在各国大使馆的文化处,直接给作家们研究金到这儿来。

聂华苓与各国作家交流

廖:这些作家来了以后,都做些什么?

聂: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学年,8个月。后来没那么多钱,何况人太多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当然我们的工作人员是越来越多,帮助也多了,可是钱得来不易。我们是学校里的教授,可是作家的钱是从外面来的,所以愈来愈难,要维持一个学年很不容易,我们精神上也受不了。后来就6个月、4个月、3个半月,现在是两个半月。两个半月后,他们到美国国内旅行差不多两星期,共3个月。这两个半月里,你愿意参加活动就参加,不参加也可以。活动安排得很多,讨论会、朗诵会,还有派对,喝酒呀!疯呀!还有别的人要请客,Iowa City 附近的其他城市也邀请全体作家。他们要写就写,不写也可以。

廖:曾经来过此地的作家都非常思念这个地方,知道我要来,还再三交代代为向您问候。你们对这些朋友的照顾,让他们真的很难忘怀。

聂:大陆剧作家陈白尘就说:“聂华苓比中国人还中国。”那个时候像痖弦、吴晟、陈映真、柏杨、林怀民、姚一苇、王祯和、商禽、郑愁予,还有其他国家很多作家,他们都是第一次出国。而且很多作家我们都是坚持一请再请。当然,他们的钱是由本地的大使馆文化处出的,但是,我们推荐邀请的人,他们多半都会尊重并接受,因为我们了解当地的文学情况。

廖:要对当地有一定的了解,才知道要邀请哪些人。

聂:对,我和 Paul Engle 去过很多国家,亚洲、南美洲,欧洲,就是非洲还没有去过。

廖: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计划,到现在还一直维持着吗?

聂:我退休后,有一个时期不太好,因为有些问题。不过,过去两年,我们又请了一位新的主持人 Christopher Merrill,是位诗人,也是非小说类的作家。他写了一本书,有关巴尔干战争的书,被人评论是非小说类的美国经典,只有四十几岁,很有亲和力,头脑非常好。要主持这个计划,就要有远见,看得远一点,他有这个特点,所以很好。

廖:现在有没有台湾人在这个计划里?

聂:没有,现在主要是没有钱啊!有一段时间是《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一家报社出一个人的钱,李昂、萧飒、季季、黄凡都是这么来的。可是后来我退休后,他们就不出钱了。我真是希望台湾有人来。大陆有作家来,因为美国有些基金会出钱,但他们限定是要从大陆来的。我们这里学校的“亚太研究中心”,最近申请到两百万,这个基金会给你钱是有规定的,一定要大陆来的作家。每年有一位中国作家从大陆来。他们觉得台湾一直都很开放,跟外面接触机会很多;大陆那么大,又在变,人才又多,所以他们就是有钱要捐的话,都是限制要给大陆作家。今年从大陆来的5位作家,都是这样的情况。小说家李锐,诗人西川,小说家蒋韵,导演和剧作家孟京辉,电影剧作家廖一梅。

廖:我听说在1977年,您曾经被三百多名世界各地的作家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聂:我和Paul Engle两个人。当时,他们发起的时候,三百多个作家就都写信给“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美国也有一二十位写信给他们,比方说前驻苏联大使哈里曼,还有世界银行的副总裁这样的人。可是那年根本就没有给奖,我们没得到。大概是他们觉得没有人够资格吧!

廖:可不可以趁这个机会谈谈您平常的阅读经验呢?

聂:我什么都读!你看我这里中文书也有,英文书也有,反正抓着什么读什么。我的书很多,我们已经捐了三千多册的书到图书馆。书多到已经泛滥了,都放不下了。在美国,当然美国的东西得接触,如报纸、杂志、书籍。我一直没有中断中文报纸,很谢谢《联合报》和《中国时报》,他们一直送我。许多是作家朋友送的,另外,我自己也找些文学、历史方面的书来读。床头放的《红楼梦》《聊斋》是百读不厌的,还有唐诗宋词。我也看欧美当代的文学作品。当然,当代的中文作品,是非读不可的。

廖:能不能以您这么多年的写作经验,给喜欢写作的朋友一些建议?

聂:因为小说是写人,所以关于人事、世事、阅读都很重要。我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刚开始写作的时候也许不容易,要靠慢慢累积,除非是天才。大半都不是天才!天才没有几个,一般就是慢慢地自己写出自己的路子来,不断地写、不断地写,就能够把握了。把握你的语言、把握你的题材、把握你的主题,就是不断地在那练功夫。不过,一般写小说的人好像就自然对世事、人事很有兴趣,对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有兴趣,连闲言闲语也不放过!

廖:从前您提到说:“报纸是创作小说素材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现在依然是这样的吗?

聂:对啊!到现在依然喜欢。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新闻有专门一版。这些社会新闻可以让你了解这个社会、了解人。比方说:《桑青与桃红》里面提到的报纸资料,就是我从台湾带来的。我另外有一本长篇小说就是根据《华侨日报》上的一小则消息,加以铺陈改编而来。1964年我从台湾出来时很困难。所有的信根本就不能带!报纸比较没有关系,因为是当地出的,到现在我还留了一大堆。其实,不只是报纸上的,对现实生活里面的人,我也是蛮有兴趣的。比方说我去台湾,就是去看朋友,去大陆也是。大陆最近这些年来改变很多。在大陆和台湾,有人要我去看风景,我就说:“我不要看风景,我要看人景。”

廖:谈谈您到美国这么多年来的生活状况吧。

聂:自从到了Iowa之后,精神上就整个的解放了,生活上非常丰富,接触面也很广,知识、文学、人文各方面,对我当然都很有影响。我跟Paul Engle的生活,除了我们都是摇笔杆、敲打字机的人,也一同主持“国际写作计划”。以前我们在旧办公大楼里是邻居,上午在家里做自己的事情,写作什么的。我们下午一同开车去学校,五分钟就到了。我们的办公室对着河,下午回来也是一起回来。回来时,也许想买点菜,就一起去买菜;家里需要钉东西,没有钉槌,就到五金店去买个钉槌,生活上点点滴滴都是在一起。出去旅行固然在一起,甚至于接受荣誉博士,也是两个人同时接受的。当然个人有个人的另外一套,但是像本州州长给的“文学成就”就是一起接受的,美国五十州的州长给的奖,也是我们俩一起接受的。就是说我们的私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常常就是我说上半句,他接下半句,正是我要讲的;或是他说上半句,我接下半句,也正是他要说的。

聂华苓与丈夫保罗·安格尔

我们走过很多地方,去过很多国家。1991年,我们计划去欧洲两个月,两个人一起去波兰接受瓦勒沙新政府的“文化奉献奖”。然后,再去捷克会见哈威尔总统及南斯拉夫、芬兰、波兰等地的老朋友,也要去波罗地海的那些小国家及德国,因为Paul Engle的祖先是从德国黑森林来的。那时,我的女婿、女儿、外孙都在德国,女婿是德国外交官,他们刚好从北京调回德国,我们准备去看他们,结果在机场Paul Engle突然倒了。他没有毛病的!我们预备上飞机,他说:“我到那个角落去帮你买一本Newsweek在飞机上看。”我说:“你去吧!”他就把他的东西都交给我,等到别人都上飞机了,我想他怎么还不来?就去找他。找到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倒在地上了。有人在给他急救、抢救,我一看到他就知道完了。送去急救中心不到五分钟,医生跟一位神父一起出来,我就知道了。那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差不多两三年恢复不过来,生活简直是……

廖:非常意外?

聂:非常意外!高高兴兴上路,上路的那天早上,他还在种鸟萝,他很会种花。我看见地上摊着一些土,就对他说:“我们要走了。赶快种上去呀!我们还得两个月才回来。”他就把它种在盆里了,到现在长成这么浓密的样子。我一定要好好把它保存下去,已经11年了,他过世已经11年了。

廖:长得很好!

聂:剪过一次了,它曾经长到这边来。他过世两三年之间,我也像是死了。不只是因为我们在生活上各方面那么样融洽,感情那么好,尤其是他突然倒了,完了。几分钟之内,整个天翻地覆,你怎么受得了!

廖:对他来讲是幸福的,没受苦。

聂:对,但对我而言打击太大!后来,我就开始整理他的回忆录。他有很多文章在那里,我收集起来,经过选择,编辑出版了。然后另外一本是关于“作家工作坊”的,对他很重要,那个我就比较吃力,有一部分是他自己写的,有一部分请他以前的学生写。可是40年代、50年代我不在爱荷华,有的作家我不认识,我就请当时在这里的一位诗人叫Robert Dana来接手。当时已经完成五分之四了,他就接手过去,又添了一些作家的文章。完成之后,我就对他说:“放你的名字吧!”这也花了好多年时间。

整理这些回忆录时,很不舒服。看到这些文章就等于听到他的声音一样。工作一阵子,我就要出去开车跑一跑,做点别的事,这样也耽误了点时间。把他这两部书整理出版之后,就开始写我自己的回忆录。活了这么一大辈子,经历了很多事情。回忆录的题目是“三生三世”,从大陆到台湾,后来又到美国,三个不同的世界。现在再不写的话,就写不出来了!老啦!

《三生三世》

廖:进度如何?

聂:已经写了五分之三。

廖:在您写的《苓子是我吗?》这篇文章里,您曾经说过:“写作是为了摆脱寂寞。”您现在还是同样的心情吗?

聂:写作一定要寂寞,你必须要忍受寂寞,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也不一定是摆脱,是要忍受得了寂寞。我现在虽然是一个人,但是也有很多事情。最近两年,因为Merrill要我参与“国际写作计划”的顾问工作,我就又“顾”又“问”起来了。不过,主要还是写回忆录,在寂寞中回想前尘。

廖:除了写回忆录之外呢?近况如何?台湾的文友都很挂记您哪!

聂:Paul Engle过世以后,生活很孤独,也很丰富,说起来很矛盾。我朋友不少,而且对我都非常好,美国朋友、中国朋友都是,常常有人找我去吃饭。朋友里面有一个很好的韩裔美籍的艺术家,是我在美国最好的一个朋友,名字叫朱晶嬉。我常常跟她在一起玩,不是玩就是吃啊,到处跑啊。她也疯疯癫癫的,我们可以开车两个多钟头,就为了吃一顿墨西哥饭,是交往31年的老朋友了。还有一些中国朋友和美国朋友,在Paul Engle过世以后,这些朋友对我特别的好,有的是Paul Engle跟我一起认识的,有的是我后来认识的。也有一些比我年轻的,昨晚就有两位美国年轻朋友带了自己做的点心,到我家里来喝酒、聊天,一聊聊到12点多,舍不得走。

就像刚才说的,我好像比较接近现代。我也比较接近美国,大概因为是我跟Paul Engle结婚的关系,所以比很多中国作家、中国人,更投入美国社会。比方说选举吧!我就是关心得不得了!他们的选举,譬如议员的选举、总统选举,我不只是喜欢看选举的竞争、辩论,也把它当戏看。选举把人的优点、弱点,美的、丑的都暴露出来了,也展现了人世变迁、权力更迭、人生无常。这都是戏!我目前的生活可以说:随兴、随意、随缘。我当然非常非常想念Paul Engle,真的是无时无刻不想他。

廖:您这儿的居住环境真美!我记得您称呼这个地方叫“鹿园”,平常有鹿出入吗?

聂:有!每天下午我会出去喂鹿,现在还不会出来,有十几只鹿。

廖:那些鹿会不会伤人?

聂:不会伤人,它怕人,你一出来它就会跑掉。那些本来都是野鹿,后来都被我们喂成家鹿了,有公鹿、母鹿、小鹿,我们喂了二十几年了。它们吃一种玉米跟鸟食混合的饲料,以前都是Paul Engle喂,他过世后,我就延续了这个传统。冰天雪地我也去喂,就洒在那山坡顶上,他闻到了就会自己出来吃。现在是五、六只,冬天山谷里没东西吃,就会有十几只跑出来。鹿昂头走出树林的姿态特别好看。鹿是六亲不认的,公鹿来了就把母鹿赶走,母鹿来了就把小鹿赶走,公鹿母鹿一起来,小鹿就会自己走开。有时候我忘记撒鹿食,他们就在那个坡上,朝这里望着,非常有趣。

廖:谢谢您抽空接受采访!我们期待您的回忆录《三生三世》早日完成。

来源:现当代文学研究动态

作者:廖玉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