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美籍华裔

女作家、翻译家聂华苓逝世

根据相关消息显示,著名美籍华裔女作家、翻译家,聂华苓女士于2024年10月21日在美国逝世,享年99岁。

 聂华苓,1925年生于武汉,1949年与家人到台湾,因编辑《自由中国》受白色恐怖牵连,后赴美与丈夫Paul Engle创办影响力庞大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通过他们的“国际写作计划”,世界各地作家越过意识形态聚集一堂,1979年,大陆、台湾和香港的作家隔绝三十载,首次相见于爱荷华。白先勇、林怀民、莫言、李都等曾是她家客厅的座上客。而她本人也被称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是20世纪华人文学界最重要的推手之一。

聂华苓:三生三世在水边

从此流浪

聂华苓在她的自传《三生影像》里回顾:这辈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陆,台湾,爱荷华,几乎都是在水边度过的。

她生于1925年,曾经家境优裕。11岁那年春节,父亲去世,孤儿寡母因此与阴风惨雨相伴。

聂华苓的母亲在私塾读过《论语》《女儿经》《三字经》等。1923年20岁时,经媒人说合,嫁给一位仪表堂堂的团长。待到华苓已七八个月,母亲偶然发现,丈夫以前竟然另有一房妻、子,頓时绝望得天旋地转。父亲聂怒夫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吴佩孚控制武汉时,他担任湖北第一师参谋长;后来桂系控制武汉,他又任卫戍司令部参谋长;此后随着桂系的失势而东躲西逃,赋闲8年。

聂怒夫在平越地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任上去世,母亲于1936年大年初三得到死讯。父亲死后抛下两房妻子、八个儿女,聂华苓最小的弟弟还是婴儿。聂家天塌地陷,也陷入比以前更为复杂的家庭纷争。

1938年8月,日寇逼近武汉,亲友们纷纷逃难,母亲带着聂华苓和弟妹逆长江而上,先坐轮船到宜昌,再换木船,涉激流险滩,危船在惊涛骇浪里如枯叶般旋转沉浮,命悬一线,终于回到三斗坪,母亲儿时常去的她外婆家。此地亲戚已经不多,但山水清秀明丽,人情单纯自然,滋养了苦涩已久、一路凄惶的孤儿寡母,“家庭的恩怨,战争的灾难,都远在大江之外了。”

幼年的聂华苓

三斗坪没有中学,但母亲有主见有决断,坚持要女儿继续念书。分别时两人洒泪江边,“母亲擦干眼泪,对我斩钉截铁地说:你舍不得妈,妈又何尝舍得你?不舍也要舍!我就靠你们以后为我扬眉吐气了。”聂华苓写道,“那最后一句话,决定了我的一生。”那年她14岁,从三斗坪搭小火轮去巴东,然后乘汽车到恩施,再坐滑竿翻山越岭,抵达抗战时期设于屯堡山里的湖北省立联合女子中学。她说:“从此我就流浪下去了。”

15岁那年初中毕业,聂华苓和两个同学搭上木炭车前往陪都重庆,想考国立高中。盘缠不够,路途惊险,幸而巧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陈诚也是湖北省联中的校长,她们得以搭车。而陈诚身边一位参谋长竟然是聂华苓父亲在保定陆军大学的同学,“绝路逢贵人”,得到意外照顾,她们顺利抵达重庆。

通过考试后,聂华苓被分发到长寿栀子湾的国立十二中。高中毕业后,她进入抗战期间迁到重庆的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一年后转入外文系。当时学生间流行一句话:“华西坝是天堂,沙坪坝是人间,古楼坝是地狱。”中央大学就位于沙坪坝,聂华苓在这里跟大学同学王正路相恋,抗战胜利后他们随学校返迁南京。

这一次是从重庆顺流而下,“万县以下,山山水水都是画,画里人,神,历史,各有其位。”多年后,聂华苓写作小说《桑青与桃红》,往事一帧帧浮现,第一部的背景就是瞿塘峡,壁立千仞,天光狭窄,江流汹涌,漩涡险恶,浪碎小舟……

大学岁月,聂华苓既品尝过不知国家是存是亡的忧患,也享受过抗战胜利时普天同庆的狂欢,还目睹过内战爆发后校园里激烈的学生运动。毕业后,王正路暑期便回到北平,她在南京的一个中学教书。1948年11月底平津战役打响,北平与南京之间还有飞机往还,聂华苓孤身北上。那是南京飞往北平的最后一个航班,她是机上唯一的乘客。1948年12月中旬,北平围城开始,她在密集的炮声中当了新娘。聂华苓学着嫂子,循规蹈矩地在三世同堂的北方大家庭当媳妇,当得颇为压抑。有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她问好、敬烟、奉茶之后,顺势在椅子边沿坐下。王正路却脸色突变,示意她回房间,质问她为何不守规矩,居然在长辈面前坐下——男人可以坐,女人却必须站着。那一刻,她的回家之念特别强烈,虽然与母亲和弟弟妹妹已经断绝消息几个月。

聂华苓与丈夫王正路

1949年3月初,她与丈夫装扮成一对生意人,将两张大学毕业文凭夹在镜子背面,辗转天津、济南,返回武汉,再带着母亲弟妹经广州到达台北。

因为父亲的经历,聂华苓虽然对政治舞台上的人物有观察的兴趣,却对政治有本能的疏离。然而,他们那一代中国人身上,特别凸显了历史悲情与个人命运的不可剥离。时代的巨浪激流,会笼罩、摇撼所有人:战乱、流离;恐惧、忧愤;大江大海、骨肉分离……个体显得多么渺小。武汉,三斗坪,长寿,重庆,南京,台北,每一个渐行渐远的地点,都留有聂华苓百感交集的回忆,也踩下了一代人背井离乡的仓皇足迹。

聂华苓远走台北,最后停驻爱荷华河边,但青少年时代在长江、嘉陵江边的岁月,江流雄浑,峡谷险绝,流光碎影,喜怒哀乐,都最难淡忘。聂华苓为读者熟知的《桑青与桃红》《失去的金铃子》《千山外,水长流》等小说,都有密密匝匝的往事萦回。自然风物,世态万象,国难家仇,人情冷暖,全部从笔底纷至沓来——三斗坪、瞿塘峡、重庆……家族恩怨,异乡往事,激越少年,迷惘青春,还有在战乱中挣扎求生的人们,他们残酷的处境,荒谬的经历,分裂的性情,都镌刻着国土苦难和时代苍凉。聂华苓将她的小说《桑青与桃红》称为“浪子的悲歌”,它以川江、北平、台北、美国为背景的几个篇章,既是写实,又有象征意味。狂澜惊魂,大宅门压抑,阁楼阴森,异国飘零,对应着聂华苓的一些履迹,更浓缩了那一代知识分子颠簸无奈的遭际与漂泊无根的惆怅。

聂华苓与王正路少有的全家福

流年似水,往日的苦涩、颠沛,叶落成泥,化为作家的养分;沿着记忆之流回溯往昔并诉诸文字,也让聂华苓部分释放了身为异乡人的故园之思。

1949年,到达台北后的聂华苓正在找工作养家。听说胡适任发行人的杂志即将出版,主持人雷震需要人管理文稿。聂华苓在南京时就以笔名发表过文章,她被朋友推荐去工作。进入杂志社不久,她开始以本名发表散文和短篇小说,雷震读后很赞赏,让聂华苓做文艺编辑,后来又吸纳她加入编辑委员会。当时台湾文坛充满“八股”,其他风味的文字很难问世。杂志的文艺版却自成一格,发表了梁实秋的《雅舍小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陈之藩的《旅美小简》等隽永、雅正的纯文学作品。那十来年,雷震给了聂华苓足够的信任与自由度,她编发的300多篇小说、剧本、散文、诗歌,求真求美,拒绝标语口号式写作,在当年的台湾文坛呈现出别样风貌。

聂华苓1964年去到美国后,在爱荷华大学教书的同时,依然写作、翻译不辍。她一生著述丰厚,出版过几十本小说、散文、学术专著和翻译作品。但人们更津津乐道的,是她和丈夫保罗·安格尔创办的“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还有他俩为世界文化交流做出的不寻常贡献。

聂华苓《三生影像》的序说:“我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熟悉她的作家李锐认为,后面还应该加上一句:“果实在全世界。”

聂华苓年轻的母亲,是一位温和得体的知识分子

三生有幸

1952年11月,胡适从美国抵达台北。雷震要聂华苓到机场献花,她在雷震(字儆寰)的书桌上留了个字条:

儆寰先生:

您要我去向胡适先生献花。这是件美丽的差事,也是个热闹场面。我既不美丽,也不爱凑热闹。请您饶了我吧!

那天晚上,雷震在家宴请胡适和杂志社的同仁。聂华苓带着一丝“抗命”后的忐忑前往。刚进玄关,就听雷震在客厅大声说:来了,来了!就是她!胡先生,就是她不肯给你献花!胡适“嘿嘿”笑了两声,手里拿着聂华苓写的字条。雷震跟她说:我们正在传看呢。

好友殷海光连声赞赏:聂华苓你当然不应该去献花,你以后是要当作家的呀。那年她27岁,初涉文坛。不肯去献花,并非自负,不过是有我行我素的棱角罢了。

聂华苓与丈夫结婚15年,共同生活的时间只有5年。王正路英语日语俱佳,曾在位于日本的盟军总部任翻译,1957年赴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交那些年,母亲去世,两个女儿幼小,婚姻搁浅,聂华苓的处境和情绪都陷于低谷,恐惧、寂寞、穷困,如影随形。她形容自己那时的照片,“就是笑,也是黯然”。

1963年的一天,美国文化参赞举办的酒会预计6点钟结束,到了5点半,心绪寥落的聂华苓还在犹豫是否前往。将近6点她才勉强赶去,见到保罗·安格尔。她未发一言,他却已被她静默中热辣辣的磁力击中。四目相对的瞬间,定有感应,所以,初识乍逢,她居然这么提起话头:“我站了半天,你也没理我,没礼貌。”说得不循常规,如怨似嗔。接下来的对话,两人短兵相接,张力饱满,暗埋伏笔。他俩的未来,都从此改变。

保罗·安格尔(1908—1991)是美国著名诗人,出生于养马人之家,小小年纪就开始打工。中学毕业后为节省费用而就读家乡雪松川的文理学院,后考入爱荷华大学研究院,他是美国第一个以一本诗稿而得到硕士学位的研究生。那本诗稿《旧土》获得耶鲁大学年轻诗人奖,它描绘黑土地上小人物,抒写诗人对大自然与生死的感悟。1933年,保罗·安格尔获得罗兹奖学金,前往牛津大学深造三年。1934年,双日公司出版了他的诗集《美国之歌》,《纽约时报》以整版篇幅刊发评论,称之为“美国诗坛新的里程碑”。

聂华苓说,保罗在年轻时代享受过许多好心人给予的情义,所以他始终有一股助人的冲动,对人热心得无以复加。实际上,他们俩都有同样的古道热肠,朋友们感念于他们无微不至的体贴与温暖。1968年、1979年陈映真两次被捕时,聂华苓夫妇侠骨崚嶒,多方设法营救,抗议台湾当局,并为之寻访律师、落实律师费。

保罗·安格尔1937年后在爱荷华大学教授创作课,1943年开始主持“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招揽优秀作家去爱荷华大学授课、翻译、创作,将此地发展成美国的文学重镇。保罗曾不无得意地说,“猎狗闻得出肉骨头,我闻得出才华。”著名小说家弗兰纳里·奥康纳、“美国桂冠诗人”马克·斯特兰德等,年轻时都曾置身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余光中、白先勇等台湾作家也都在20世纪60年代被保罗选拔而去。

保罗·安格尔1963年的亚洲之行,也是为作家工作坊寻访作家。与他同样毕业于爱荷华大学的理查德·麦卡锡先后担任过美国驻香港、台北总领事馆新闻处处长,翻译了许多台湾年轻作家的作品,张爱玲在香港期间,也得到他很大帮助。保罗见到聂华苓之前,麦卡锡推荐他读过她的小说。离开台北时,保罗已经对聂华苓难舍难分,盛情邀请她去爱荷华。之后,她每天都收到他的来信。她呢?第一次见到,就喜欢上他那双非常好看的灰蓝眼睛,“不停地变幻:温暖、深情、幽默、犀利、渴望、讽刺、调皮,咄咄逼人”。

1966年春天,保罗·安格尔从爱荷华去欧洲公务两个月,离别令他度日如年,只能将随身携带的聂华苓的照片,不时拿出来看一阵子。25年后保罗猝然去世时,小皮夹里依然放着那张相片。当时,他对她频寄书信诉相思,同时渴盼自己能够顺利离婚。自那以后,他俩再也没有长期分离过。聂华苓的《三生影像》里收录了一束保罗从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寄给她的信,写满浓稠思念与离愁别绪,十分温馨动人。

保罗最喜欢的她那帧小影,确实很能“传神写照”,攫住了聂华苓性格里那股锋芒:虽然微蹙双眉,紧抿嘴唇,有淡淡忧郁,但眼角眉梢都是俊俏聪明,还隐含一丝桀骜不驯、灵动性感。

1967年,保罗和聂华苓共同创立“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每年邀请一批各国作家到爱荷华写作、研讨,先后有100多个国家的上千位作家受邀。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尔罕·帕慕克、切斯瓦夫·米沃什、谢默斯·希尼等与中国作家丁玲、汪曾祺、柏杨、莫言、王安忆等,都曾前往爱荷华。年复一年,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享誉世界,也带给聂华苓夫妇至高荣耀。

聂华苓1964年前往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丈夫王正路1957年就去了美国,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他们分居数年,1965年离婚。保罗的离婚却有点旷日持久,他曾说,自己见到聂华苓之前,不敢再结婚了,“婚姻太难对付了。糟糕的婚姻,什么都不对劲,你半夜起来,一脚踩在老婆的鞋子上”。1971年5月,聂华苓终于与保罗结婚,她自述:“我俩在伤亡惨重的战争中终于打了一场胜仗。”结婚前一天他俩去首饰店,保罗问她要什么样的戒指,她说:最便宜、最简单、最细的小圆圈。

从此,他们在爱荷华河边小山上那幢胭脂色红楼里,度过了难舍难离的每时每刻。聂华苓的《三生影像》用了最心满意足的语调,讲述这段圆满的“红楼情事”。他们无比庆幸彼此能够相遇;相守27年,有妙不可言的心神相通,“每一刻都很满足”,从来不觉得沉闷,“有谈不完的话,有共同做不完的事”,从一起致力于“国际写作计划,到一起买菜买花、喂鹿喂浣熊”;红楼外柳枝飘拂,枫叶盈窗,他们对眼前无限好的夕阳,有说不尽的留恋。

左一林海音,中间聂华苓。

1991年3月,两人计划去欧洲两个月,看望女儿,到波兰领新政府颁发的文化奖,重访德国、捷克等。谁也没料到,比聂华苓年长17岁的保罗在芝加哥机场突然倒下。保罗离开后的日子,她觉得是“死里求生挣扎过来的”。

不由得要想到跟聂华苓年龄和经历相仿的叶嘉莹,她们都从大陆去台湾,再到北美洲,都有过不如意的婚姻,著述和教书都卓有建树。叶嘉莹将古典诗词里的儿女情长讲得声情摇曳,她的生活却与浪漫甜美的诗情绝缘。而聂华苓那天鬼使神差,懒心无肠地参加了酒会,谁知赶赴的竟是三生有幸的一场约定,她的后半生,从此镀上金黄、和暖之光。上天有时会额外眷顾某些人,有时又粗枝大叶地忽略另一些人。他老人家何时尽心尽责,何时又疏忽大意呢?真是没有规律可循、没有道理可讲的。

来源:现当代文学研究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