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古代国家统一与

治权扩展的交通基石

邓阿莲

蜀道,作为中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陆路交通干线之一,横跨于古代长期作为政治中心的西安与西南地区的核心成都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均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不仅促进国家内部的紧密联系,更在维护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推动中央政权向西南地区深入治理方面,展现出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

自先秦时期萌芽,蜀道便与政治军事紧密相连,无论是甲骨文上商王朝“征蜀”“至蜀”的古老记载,还是蜀人北上助武王伐纣的英勇事迹,乃至战国时期秦蜀间围绕南郑地区的激烈争夺与朝贡往来,无一不彰显蜀道在政治版图中的战略地位。

古蜀道(陈旻翔 摄 图源:四川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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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16年,蜀道的开发史迎来首次明确记载——“石牛粪金,五丁开道”。随后,司马错以“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及“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等战略考量,发动伐蜀之战,为秦国扩张领土、统一六国奠定基础。晚唐诗人胡曾在《金牛驿》中慨叹:“五丁不凿金牛路,秦惠何由得并吞。”一语道破蜀道在秦国统一大业中的关键作用。

进入汉代,蜀地的政治地位更加凸显。楚汉之争中,刘邦依托汉中平原与四川盆地,将取故道北上还定三秦作为东争天下的第一步,最终击败项羽,建立西汉王朝。东汉末年,三国鼎立,蜀道成为曹魏与蜀汉南北对抗的兵家必争之地。刘备立足四川,诸葛亮多次利用蜀道北段的秦岭通道,以汉中为中心发动北伐,虽未完全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但蜀道交通系统的发展,特别是邓艾偷渡阴平的奇袭,加速三国统一的进程。

西晋短暂统一后,中国再次陷入分裂,直至隋朝建立,开启隋唐盛世。隋朝的统一虽以南下灭陈为标志,但其根基深植于北周与西魏。西魏宇文泰南图蜀地,通过蜀道攻占汉中与巴蜀,为隋朝的统一奠定基础。

唐朝并未像秦汉时期那样通过大规模战争直接征服巴蜀,而是采取更为高明的招抚策略,迅速将四川纳入版图。在唐朝,蜀道对于国家稳定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唐朝“倚剑南蜀川为根本”,利用蜀地丰富资源,特别是剑南地区的粮食,确保京师的物资供应,维系帝国的正常运转。每当关中地区遭遇危机,蜀地便成为朝廷的避难所,其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为唐朝统治者提供宝贵的喘息之机,也为他们重返朝政、重振朝纲积蓄力量。因此,唐朝对蜀道交通的开发与管理给予高度重视。

赵匡胤建立北宋后,延续“先南后北”的统一战略,而巴蜀地区再次成为这一战略的重要一环。在成功消灭武平、南平政权后,北宋立即挥师入川,通过川陕蜀道与长江峡路两路并进,其中陆路由王全斌领兵,经故道和金牛道南下,至昭化后又命史延德取“来苏细径”旁入剑门之南,与大军南北合击攻破剑门关,最终消灭后蜀,实现对长江中游一带的全面控制。宋朝南渡后,蜀道又成为宋金对峙的前线战区。张浚提出“经营川陕,保全东南”之策,正是基于蜀道在战略防御中的重要作用。他深知,一旦金人突破蜀道防线,东南半壁江山将岌岌可危。因此,他力主加强川陕地区的防御力量,确保蜀道安全畅通。吴玠、吴璘兄弟在大散关等地的坚守,不仅成功阻止金人的南下之势,更以蜀道为纽带,牵制金人的军事行动,为南宋的稳定与发展赢得宝贵时间。

蒙元统一战争采取先消灭北方的西辽、西夏和金朝,再南下攻打大理国和南宋的路线,但四川地区依然是其南下灭宋的重点目标。蒙古军多次试图通过蜀道攻占四川,但均因蜀地险峻的地理条件和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而受挫。钓鱼城之战的失利,更是让蒙古大军深刻认识到蜀道沿线作战的艰难。最终,在忽必烈改变战略后,才成功将四川纳入其版图。

明朝在稳定北方形势后,将目光投向西南地区的明夏割据势力。傅友德等将领利用蜀道的地理优势,采取奇袭战术,成功攻破阶、文州等地,直捣成都,加速明夏政权的覆灭。

从上述史实可以看出,自秦灭蜀以来,各王朝在统一战争中通常会首先解决巴蜀地区,再利用长江峡路攻占整个南方。而占据、控制巴蜀地区最重要的交通基础就是蜀道,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蜀道曾经牵涉着多个王朝的命运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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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平盛世,交通作为国家治权扩展的关键纽带,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是官道系统,它不仅是政令推行的血脉,也是信息流通的主动脉,深刻影响着国家对地方的有效管控与治理。蜀道,作为连接中原与西南的重要交通命脉,自然成为历代统治者关注的焦点。

秦在吞并巴蜀之前,便已着手打通秦蜀通道;灭巴蜀后,更是在范雎的治理下,通过“栈道千里,通于蜀汉”的壮举,极大地提升了秦国对巴蜀乃至更远地区的控制力,使天下皆畏秦。

两汉时期,对蜀道进行了更为广泛的拓展。汉武帝不仅为获取资源而修筑褒斜道,还出于外交需要开辟通往南夷、西夷的道路,这些举措不仅拓宽蜀道的外延,也强化其在西南地区政治沟通中的核心地位,实现“广巴蜀”的战略目标。

隋初,王谦之乱让杨坚认识到蜀道交通的特殊性与潜在威胁,遂采取毁旧开新之策,并刻铭以示后世,体现对蜀道战略地位的深刻洞察与重视。

及至唐代,蜀道交通迎来发展的巅峰。唐王朝视蜀地为战略要地,大力推进蜀道建设,以保障政令畅通、物资供给,并作为抵御外患的坚实后盾。杜甫诗句“惟独剑南,自用兵以来,税敛则殷”便是对此的最好注解。唐代对蜀道的多次整修与扩建,不仅提升道路通行能力,也强化其在国家交通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五代十国时期,虽国家分裂,但各政权间的兼并与扩张仍离不开对蜀道的依赖。如后周在攻打南唐前,先取后蜀以稳定西线,足见蜀道在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

进入宋代,随着都城东移南迁,蜀地与中央的距离拉大,交通沟通面临新挑战。为克服这一难题,宋朝在蜀道建设上投入更多,通过开凿新路、增设关卡、优化道路形制等措施,确保政令与信息的有效传递。南宋时期,更是通过增设铺递、创立特殊驿铺类型等方式,加强对四川地区的管控与联系。

元代则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驿站系统,为蜀道交通的稳定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明清两代,继续对四川道路进行大规模修治,清代虽裁减驿站,但在蜀道地区广置塘铺,确保交通系统的持续高效运转。

自先秦至明清,蜀道始终是国家治理与发展的基石,对历代王朝的辉煌成就贡献卓著。今天,蜀道的历史价值依旧璀璨,我们应珍视并维护这些承载着深厚历史与文化底蕴的宝贵遗产,让它们在新时代继续闪耀光芒。

来源:《四川日报》2024年8月16日第10版

作者:邓阿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