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朝相送东流后

犹自驱车更向南

——李商隐的入蜀之旅

胡圆圆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樊南生,为晚唐时期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的杰出诗人。他出身贫寒,幼年便肩挑家庭重担,勤勉读书之余还需劳作谋生。虽受令狐楚提携步入仕途,登进士第,但仕途多舛,更不幸被卷入“牛李党争”,长期郁郁不得志。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838年),他入泾原幕并娶节度使王茂元之女,此举却招致牛党排挤,仕途更加艰难,唯妻子王氏的慰藉稍减其苦。大中五年(公元851年),40岁的李商隐在幕主卢弘止去世后重返京城,却痛失爱妻王氏,悲痛欲绝。为生计所迫,他放下自尊求助于令狐绹,终得一太学博士闲职,然此职非但未能改善其境遇,反因需要“主事讲经,申诵古道,教太学生为文章”(《樊南乙集序》)、违背其“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而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世”(《上崔华州书》)理念而加深其内心痛苦,微薄俸禄亦难解家困。正当李商隐深陷绝望之际,接到来自梓州刺史、剑南东川节度使柳仲郢的“聘书”。柳仲郢贤名在外,且并未依附牛、李任何一党,这让深陷党争的李商隐十分庆幸。他毅然决定前往梓州寻求转机,开启了一段难忘的入蜀之旅。

从长安到梓州,李商隐需要往西行,经过咸阳、武功、陈仓,过散关,入山南西道境,越过秦岭向南,再沿嘉陵江而下,到阆中换陆路,而后向西南到达目的地,全程两千多里。这无疑是一段漫长且艰险的旅程。

秦岭太白山(杨红梅 摄,图源:四川方志图库)

大约是大中五年深秋,李商隐开始他的入蜀之旅。他一路西行,到大散关时遇到大雪,停滞不前,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诗云:“剑外从军远,无家寄与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这首诗深刻悼念亡妻,笔触间流露着诗人赴蜀任职途中的孤寂与哀思。天寒地冻,长路孤行,唯有踏雪声回响于空旷天际,映衬出诗人形单影只的渺小与寂寥。严寒侵骨,更痛的是心灵之寒,因妻子的逝去,那份温暖的关怀与爱意已成绝响,再无冬衣寄来,细腻温情终成永诀。大散关的雪,既厚重又苍茫,似将心中余温一并掩埋。恍惚间,妻子织布做衣的身影浮现眼前,温馨美好却瞬间幻灭,留下的是无尽的空虚与凄凉。

越过秦岭后,他开始踏上嘉陵江水运之旅。在水运行程中,他在利州暂时停驻,谒黑龙潭凭吊武则天后,写下《利州江潭作》:“神剑飞来不易销,碧潭珍重驻兰桡。自携明月移灯疾,欲就行云散锦遥。河伯轩窗通贝阙,水宫帷箔卷冰绡。他时燕脯无人寄,雨满空城蕙叶凋。”

广元城区嘉陵江畔(王舒 摄,图源:四川日报)

自武后离世至李商隐踏上利州之地,不过百载光阴匆匆流逝,昔日权倾天下的女皇,现今唯余荒江畔废庙一座,此景此情,触动无数人心底的感慨与唏嘘。李商隐或许被周遭凄风苦雨、凋零蕙叶所感,意识到武则天虽贵为帝王,终难逃“无人寄”的孤寂宿命;而他自己,亦不过是“无家寄与衣”的漂泊旅人,饱受无依无靠之苦。在荒江废庙前,40岁的李商隐,历经官场险恶与挚爱离别,对人生无常、世事沧桑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

离开利州,李商隐继续顺流而下。他望着两岸青山,心中五味杂陈。坐船到望喜驿,嘉陵江上的水程便结束了。于是,他写下了《望喜驿别嘉陵江水二绝》。

其一:“嘉陵江水此东流,望喜楼中忆阆州。若到阆州还赴海,阆州应更有高楼。”其二:“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今朝相送东流后,犹自驱车更向南。”

李商隐立于望喜驿楼上,凝视东逝嘉陵江,心中满是不舍与遐想:若能与江水同行至阆州,定有高楼再续远眺之乐。然而,他深知离别难免,转而沉醉于江景之中,铭记那“千里嘉陵江水色,含烟带月碧于蓝”的绝美画卷。

这两首诗通过虚实相间的手法,深刻展现了李商隐内心的复杂情感:既怀念过往,又迷茫未来。江水东流,承载无数悲欢离合,见证世间兴衰,而他,则如江中扁舟,漂泊不定,寻觅着未知的归宿。

离开望喜驿后,李商隐踏上了更为崎岖的山路。山间的寒风呼啸而过,仿佛也在诉说着旅途的艰辛。李商隐大约是在这一年的冬天到达梓州。

在之后的蜀地生活中,李商隐又创作出《张恶子庙》《梓潼望长卿山至巴西复怀谯秀》《武侯庙古柏》《筹笔驿》等诗。

相较于杜甫、元稹、陆游等入蜀留下的丰富纪行诗文,李商隐此次蜀地之行纪行诗数量不丰,其对蜀地瑰丽景致之淡漠,实则是其独特人生境遇的深刻反映。李商隐并未沉溺于对蜀道山川秀美、风光旖旎的华丽描绘,而是巧妙地将旅途中的所见所感与自己的内心世界紧密相连。他的诗作中,蜀道的自然景观成为情感的载体,不仅展现了诗人对自然之美的独特感悟,使读者在字里行间感受到诗人心灵的震颤,为之深深动容。这种以情驭景、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使他的入蜀纪行诗在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成为后世品味与研究的珍贵遗产。

来源:《四川日报》2024年8月9日第10版

撰文:胡圆圆(西华师范大学教师,蜀道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