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刊

四川武术发展的历史与文化

陈振勇

四川武术作为颇具特色的地域武术,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从历史的角度看,巴蜀地域文化的包容性与多元性为四川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土壤与生存环境。从武术发展的视角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武术界通常将四川武术称为峨眉武术,与少林武术和武当武术并列为中国三大地域流派拳种。尤其是国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来,峨眉武术成为四川省第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武术项目,彰显了四川武术的发展活力,也充分说明了四川武术的影响力。寻根四川武术的历史脉络,探讨四川武术拳种的特点和分析现代四川武术的发展境况,或许更能清晰地认知四川武术的发展面貌和时代价值。

四川武术的历史脉络寻根

四川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省份。严格意义上,在秦统一巴国、蜀国之前,四川人基本为少数民族,还没有产生或形成较为体系的真正意义上的武术。从出土文物看,也大多为战争所涉及的柳叶剑等兵器。晋常璩所著《华阳国志》较为详细记载了古代西南少数民族发展的情况,书中载有大量反映古代巴族、蜀族生活习性和民俗民风等内容。因此,该书是我们了解四川武术起源的一本比较有史学价值的参考书。

然而,正如史料反映出的事实,古代巴族和蜀族生活的四川地理范围内,未有较为系统的武术活动记载。严格意义上说,四川武术真正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秦汉大移民”之后。秦汉大移民直接导致大量的汉人迁移至四川,并且带来北方文化的融入。如《华阳国志》载:“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尤其是汉武帝对四川地区采取重点开发措施,基本形成大量汉族和少数民族混居状态。与北方文化的融合和外来人口的交融,不仅极大促进了四川地区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促使四川武术开始显现出早期发展态势。如《史记》一书中就记载了成都人司马相如喜欢击剑。当然,古代四川之地的击剑之风与西汉时期的击剑活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方文化对于四川当地民风民俗的影响。

四川武术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期同样和移民历史事件有关,即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四川经历金元长期的战争动乱,人口数量急剧下降,地区经济发展较为低下。为改变这一状况,从明初到清初的200多年间,断断续续地进行着中国历史上周期最长、规模最大的移民活动。对于移民的后期结果,清道光《新都县志》有这样的记述,“昔之蜀,土满为患,今之蜀,人满为患”,从中不难看出移民活动的重要影响。“湖广填四川”的移民主要来源于湖北、湖南、陕西、河南、河北、广东和广西等地。大量不同地方的移民,为武术汇入四川、丰富四川武术拳种产生积极作用。据20世纪80年代挖掘整理的四川武术重要文献《四川武术大全》一书记载,四川很多拳种都和外地传入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四川的僧门和誉为“小少林”的郫县(今成都市郫都区)都与少林武术有着直接的渊源与传承脉络。包括清末四川地区的著名剑法专著《剑法图说》,也记载了山东剑法传入四川的史实。另外,现在的四川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松溪内家拳”,其传承脉络则溯源至明朝的浙江籍武术家张松溪。尤其是从清一直延续到民国初期,还形成了著名的成都“老三会”之一的达摩会,成为当时四川武术发展盛况的生动体现。

此外,民国时期国术运动的蓬勃发展对四川武术形成和发展亦具有重要影响。据《四川省志·体育志》记载,民国时期四川相继成立了四川省国术馆、四川省国术馆国术体育专科学校、精武体育学校、宜宾国术学校、隆昌国术学校等30多个武术机构,极大地促进了四川武术的发展。尤其是抗日战争后,中央国术馆内迁至四川,开展大量武术教学活动和竞赛表演,并产生一大批著名的武术家和内容丰富的拳种,如朱国福的形意拳、张英振的查拳、温敬铭的绵拳、郑怀贤的飞叉等,进一步促进四川武术与外地武术拳种的交流和传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武术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伴随着近年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推进,四川民间武术纷纷与时俱进,积极申报,一大批武术项目相继成为国家级、省级和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亦可以看出当前四川武术的发展态势。

四川武术拳种的风格特点

长期的社会文化融合与特殊的地域历史文化造就独特的四川武术拳种,总的来讲,四川武术具有典型的南北交融的风格特点。受移民活动影响,四川武术融合大量外来地域武术,很多地方拳种都与外省拳种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这些拳种在四川本土传承上百年之后又融入地方文化,从而逐步形成技法巧妙、步法灵活、后发先至、刚柔相济的四川地方性拳种特点。

在众多的四川武术拳种中,火龙拳是颇具代表性的本土拳种之一,其拳法技术充分体现了四川武术技法巧妙和步法灵活的特点。据《四川武术大全》记载:“清末民初,隆昌人刘松云将此拳传成都宋鹞山、钟润生等人。”火龙拳的起源说法不一,也有将四川民间舞火龙归为火龙拳的起源。火龙拳的主要特点以站立步高桩为主,既不同于北方的拳架势大,也区别于南方的马步低盘功架。同时,火龙拳步法也比较灵活,有走盘和四平等专门练习步法的套路,显示出火龙拳的灵敏性。火龙拳的技法以后发先至、以柔制刚为特点,或许这种技法特点和四川人身材普遍不如北方人高大强壮有一定关系,于是采用防守反击、灵活御敌之术以发挥自身的优势。此外,火龙拳有专门为实战切磋的模拟训练“扣手”内容,这种训练方式比较特殊,在全国其他拳种训练体系中也非常罕见。20世纪80年代中央电视台拍摄中华武术纪录片时,曾专门对这种独具特色的四川武术训练方法进行记录。

除火龙拳这种颇具特色的本土地方拳种以外,一些外来拳种传入四川,经历百年之后也逐渐形成具有四川地方特色的拳种。如四川僧门拳。在20世纪80年代全国武术挖掘整理活动中,僧门作为四川的重要代表性拳种被收录入《四川武术大全》,成为当时挖掘整理成果的一项内容。据资料显示,四川僧门与北方少林拳有着密切的关系。清末,该拳种由外地流入四川新都地区并开始广泛传播发展。四川僧门中的重要套路,如五行拳和达摩易筋经均和少林拳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当然,随着该拳种与四川地域文化的不断融合,原有的少林拳种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如僧门套路中没有腿法,腿法从套路中摘出专门进行单独练习,这和拳腿相兼的少林拳法也有一定的区别。另外,少林拳法以刚猛为主,强调以攻为主,攻防兼备,然而,四川僧门拳结合四川特点进行了自我调适,将原本比较刚猛的少林拳术逐渐演化为以柔克刚、刚柔结合、攻防合一的特点。由此不难看出,一些外来拳种虽渊源自外地,但经四川文化的融合与影响,俨然成为颇具四川地方风格特点的本地拳种。另外,由四川僧门传承人发起并组织的四川民间武术活动达摩会,一直也是四川武术文化的一个特色内容。清末民初,成都有著名的“老三会”,即灯会、花会和达摩会,其中达摩会系成都武术人举行的重要武术活动。当时的达摩会在每年的农历十月初十,在成都韦陀堂道观(位于今成都市文庙后街)举行演武大会,其中的擂台比赛称之为“打金章”,吸引了大批武术爱好者前来观看,成为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四川民间活动。2005年,四川僧门拳传承人何伟琪在四川武术界人士的支持下,牵头组织达摩会,将中断几十年的达摩会重新恢复,并成为现代四川民间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川武术的现代化发展

近年来,伴随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的推进,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四川武术得到健康飞速发展。目前,四川省有国家级武术类非遗峨眉武术和青城武术2项,省级武术类非遗峨眉盘破门、余门土家拳、绿林派、松溪内家拳、李雅轩太极拳等7项,各类市级武术非遗近40项。为进一步挖掘整理四川民间优秀武术拳种,四川省武术协会开展了四川武术名拳名家影像记忆工程,对全省具有保护和传承价值的老拳师和拳种进行视频记录,对推动四川民间武术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此外,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安排专门经费和专门人员,对接省级武术非遗传承人,对其拳种历史、习练技术方法等开展口述访谈工作,成果显著。

四川民间武术在得到不同程度的挖掘、整理和保护的同时,四川武术也纷纷进入学校,得以传承和传播。如内江师范学院,主动与当地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盘破门传统武术传承人交流合作,在高校积极开展四川武术的传承教育工作。2018年,内江师范学院申请的峨

峨眉武术传承项目成为教育部批准的第一批全国普通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也是四川省内唯一获得武术类国家级传承基地的高校。成都体育学院在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的支持下,成立中华国术院,专门开展四川武术文化的相关研究。相对高校而言,中小学武术推广传承也得到较快发展。如成都市人民北路小学实施的“武术极客”教育改革,将武术与语文、英语、木偶、美术、音乐相融合,创立多元一体的武术魔方课程模式,为中小学武术教育改革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同时,人民北路小学、棕北中学等9所学校还获得“全国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武术类)称号。四川学校武术教育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四川武术的现代化进程,让四川武术在发挥当代武术教育功能方面得到充分发展空间和施展舞台,也让四川武术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结语

四川武术作为中国地域武术的重要内容,在现代武术发展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四川武术不仅拳种多样,内容丰富,同时具有典型的四川地域文化特点,成为中华武术拳种体系中风格独特的地方拳种之一。近年来四川武术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工程的推进下,四川武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得到快速发展。无论是各类武术非遗项目的立项,还是四川非遗武术在高校和中小学的传播,都反映了四川武术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时代风采。在未来的四川武术发展道路上,四川武术将更加保持地方特色,担当时代使命,发挥武术的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和健身功能,为促进中国武术与社会文化发展作贡献。

(本文载《巴蜀史志》2022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增刊)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陈振勇(成都体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