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顺庆:中西比较的根本想法

是把中国文化说清楚

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人物简介

曹顺庆,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文学与新闻学院学术院长,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任会长。

5次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1次获四川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6次获一等奖,5次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5次获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奖。

担任CSSCI辑刊《中外文化与文论》主编,国际英文刊物Comparative Litera-ture:East & West(ESCI,劳德里奇出版社出版)主编。在国内外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4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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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人文学者要夯实知识底座,主动发声并积极介入国际主流学术话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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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文明进步其实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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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是世界性的,中华文化不能只是中国人讲,最要紧的是国际传播、国际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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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应该建立在跨文明的基础上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曹顺庆,不仅是一位精力旺盛的人文学者,也正在越来越频繁地成为“被研究对象”。

近日,学术期刊《文艺争鸣》邀约了6名中外著名学者撰写论文,将集中探讨曹顺庆提出的“失语症”、比较文学变异学、中国文论话语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等论题;2024年2月17日,在他年届七旬之际,“曹顺庆先生学术思想暨中国话语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线举行,吸引了海内外300余位专家学者参与;2023年,中国香港出版的《文学跨学科研究》推出曹顺庆学术研究专栏,刊登了法国索邦大学教授佛朗科等人的6篇学术论文……

曹顺庆的学术生涯,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起步,随后逐步进入“中西比较”:中西比较诗学、“失语症”、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卡嗓子”问题和“重写文明史”……尽管身处西部内陆,曹顺庆与其带领的学术团队却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聚焦中国文化。近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曹顺庆几十年来的学术研究取向与之不谋而合。他说,国内人文学者要夯实知识底座,主动发声并积极介入国际主流学术话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言说自身的文明观、重写文明史

2024年2月17日,“曹顺庆先生学术思想暨中国话语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来自中、美、英、法、匈等国的300余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齐聚云端,共同探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等重要议题。

此次研讨会一大关键词“中国话语”,与曹顺庆近30年前提出的“失语症”遥相呼应。1996年第2期《文艺争鸣》杂志,刊发了曹顺庆的《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引起学术界热烈反响与讨论。他在文中说,当前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办法说话,“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

曹顺庆接受川观新闻记者采访

意识到这是中国学术乃至文化面临的困境,曹顺庆后来的学术探索,几乎一直沿着这一思想脉络展开,不过即使到了今天,“失语症”仍未解决。前两年,曹顺庆受邀参与编纂《牛津文学理论百科全书》,收到书后他发现整整四大本,关于“中国文学理论”只有自己编写的一条。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西方文学理论一个流派的一个术语,如“Close Reading”(文本细读)就有单独的词条,“其分量与古往今来整个中国文学理论并驾齐驱,这显然不合理。”

曹顺庆将其形象地总结为“卡嗓子”问题,即别人让你“说不出来”,乃至你自己根本就没想到要说出来。在他看来,怎么样“打开嗓子”是当代学术最紧迫的问题之一,也是真正重建文化自信的关键一环。

因此,2023年初,在由四川大学等主办的“文明书写与文明互鉴”高峰论坛上,曹顺庆提出“重写文明史”的号召,并在《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长篇论文《重写文明史》。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已经进入新的变局和多元格局之中,我们必须对世界格局和文明互鉴有更加深刻的认识,“重写文明史”就是一次主动发声的机遇,中国学者应借此言说自身的文明观、书写自身的文明史,由此延伸到各个学科史,构建文明新话语,献策于当下的文明互鉴和全球治理新格局。

以世界性眼光

探索“中西比较”学术路径

曹顺庆著作《中西比较诗学》

实际上,从学术生涯之初,曹顺庆就开始关注“中国话语”。1977年,曹顺庆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评论专业学习,逐渐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学术理想,为了求得名师指导,此前从没来过四川的曹顺庆,慕名考取了四川大学中文系杨明照先生的研究生。

研究生求学经历,曹顺庆至今印象深刻。“杨先生讲《文心雕龙》,首先背一遍原文,然后再逐句讲解;杨先生的书桌上,永远放着《十三经注疏》。”前辈学者博大精深的学识,深深激励着他。

在深入学习的过程中,一门心思想搞古代文论的曹顺庆却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当时一些学者用“内容-形式”来剖析《文心雕龙·风骨》,有人认为“风”是形式、“骨”是内容,有人认为“风”是内容、“骨”是形式,有人主张“骨”同时包括了内容的充实和形式的严整。后来他意识到,“风骨”作为一种中国文论独具的极有民族特色的文论话语,一旦被外来的“内容-形式”话语切割,便容易产生各种互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观点。

后来,在杨明照先生的鼓励下,曹顺庆开始探索中西比较诗学的学术路径,相继发表了《亚里士多德的“Katharsis”与孔子的“发和说”》《“风骨”与“崇高”》等多篇论文。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继续师从杨明照,以“中西比较诗学”为主题开展博士论文研究,不仅成为四川大学中文系第一个博士生,更是国内“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第一个博士生。

作为曹顺庆博士论文的评审专家之一,著名学者季羡林高度评价:“曹顺庆同志的论文既有宏观的观察,又有微观的探讨。他对中西两方主要的文艺理论流派都能了若指掌,论述起来,有极大的概括性,颇有高屋建瓴之势。他的论文确持之有据,言之成理,有极大的说服力。”

这条“中西比较”的路径,从此贯穿曹顺庆的学术研究。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探索从微观的文论、文学直至宏观的文化、文明等主题,在不断地互鉴中寻求文化自信之根。

积极参与学术前沿活动

建立自身话语权

曹顺庆

尽管已经年届七旬,曹顺庆的日程仍然排得很满,除了科研工作和学术活动,他还坚持为本科生、研究生授课,招收、培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艺术学理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等专业研究生。

曹顺庆认为,即使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生,也应该直接阅读古代典籍原著,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打下深厚的古文基础。因此,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带博士研究生起,他总会指导他们以清代阮元校注刻本的影印版为教材,系统学习“十三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博士生在课堂上背诵古代经典文论。

他也主张借助英语等语言直接学习西方知识,而非吸收国内学者“反刍”的二手乃至三手信息。给博士生讲西方当代文论时,曹顺庆采用的教材就是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的英文原著《文学理论导论》。

曹顺庆发现,在比较文学学界乃至其他人文学科领域,有两种常见的情形:一些学外语出身的学者和学生,外语很好但不懂中国古代的东西,而中文系出身的人,往往外语又不太好,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很难“对撞”。唯有熟练掌握两门以上语言,兼通古代和现当代文化,才能有效地进行中西文化、文学的比较研究,做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当代世界学术前沿活动,中国学者也要积极参与,建立自身的话语权。”他表示。

这也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应有之道。2021年初,四川大学正式启动“创新2035”五大先导计划,曹顺庆成为其中“文明互鉴与全球治理研究”首席科学家之一,聚焦人类文明多样性、汉语言文学与世界文明、古文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等话题展开研究。“我们要重写人类文明史,并进一步用文明交流互鉴来推进重写各个学科史,不仅用中文来写,也用英文来写。只有把被遮蔽、被曲解的文明事实纠正过来,人家才会口服心服。”

对话

整个文明史

应该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

中西比较的根本想法是

把中国文化说清楚

记者:您1977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曹顺庆:我1971年入伍,在贵州省军区文工团当文艺兵,拉小提琴、二胡、京胡,1977年3月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复旦大学。当时复旦大学中文系很有特色,有汉语言文字、文学创作、文学评论三个本科专业,我就被分到了文学评论专业。我们当时的校长是《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版的翻译者陈望道,后来是数学家苏步青,他的文化修养很高,诗也写得好。我们在校的时候,郭绍虞教授、蒋孔阳教授、王运熙教授这些著名学者都还在世,他们和年轻一点的钱锺书先生的助手王水照,还有章培恒等很多老师都给我们上课。

在复旦大学,一方面是这些名师引导,另外一方面学校的条件还不错。我记得那时候图书馆是全天开放的,你只要进去不出来,没有人赶你走。有时候我就带一点干粮,在里面一泡就是一天。我把图书馆里面的世界史、中国史都看了,再进一步到中国哲学史、世界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世界文学史,然后再到文学理论。还有我们中国的典籍,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那时候当然还是半懂不懂的,不过毕竟看完了。我在复旦大学时间不长,但可以说打下了很好的学术基础。

记者:几十年来,您的学术生涯经历了多次研究主题、范式的转换,从中国古代文论逐渐延展到中西比较诗学、比较文学变异学,以及“失语症”“重写文明史”等话题。这种转换的内在动机和考量是什么?

曹顺庆:其实是学术发展使然。我刚来川大读研的时候,一门心思就想搞中国古代文论,但是我在读《文心雕龙》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跟着杨先生参加会议,听了不少学者发言,也看一些文章,却感到越来越糊涂。

记得我刚入学时,跟杨先生到广州开会,一个老先生在台上发言,讲白居易《与元九书》的现实主义特征,“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有一个香港学者当即反对,说《与元九书》是浪漫主义的。白居易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所以情感才是他的理论根基,这是浪漫主义理论。大家就分成两派吵了起来,最后吃饭的时候都不坐在一块。

当时我就在想,到底是现实主义对,还是浪漫主义对,还是白居易本身就错了?后来我发现,为什么讲不清楚,因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从西方来的,当我们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论的时候,那就要出问题。中西方理论各有所长,但是它们的理论范畴、讲话的方式、阐述的方式都不一样。怎么样真正理解中国文论,同时又能跟西方理论结合起来,我意识到这个很重要。所以我给杨先生提出博士论文不单纯写中国文论,而是写中西文论比较,当时西方比较文学界已经把它叫做“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

后来我的博士论文出书,杨先生专门写了个序,他很赞赏鲁迅所说的:“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士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他说鲁迅都这样强调,那么《文心雕龙》和《诗学》相比较,实际上也是当代学术界应该做出来的。所以在杨先生的包容下,我就走上了中西比较这条路,但根本想法是要把中国文化说清楚。

“失语症”事关我们的文化自信问题

记者:1996年,您发表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成为您最具代表性的学术论著之一,今天“失语症”甚至已经进入了公共讨论。当时写作此文的背景和动机,以及您提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曹顺庆:开始做中西比较以后,我觉得很多学者的路走错了。错在哪里?我后来发现这是一个学术话语的问题,是西方话语和中国话语“打架”产生的问题。比如我们读“十三经”,有“春秋话语”,说在表述的时候要“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这一套话语跟西方差别很大。

所以当我们用西方话语来讲中国,或者反过来的时候,沟通起来都是有问题的,这就是“失语症”。比方说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基本上都是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用内容、形式,用典型形象、典型人物这些概念。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我们习惯这样讲,但中国古典诗歌,它往往既是写实,又是抒情,既是以情感为根,同时也在描述现实。所以我们的文学史基本上没有讲清楚中国文学的话语,我们的文学史要“重写”。

中国古代文论体系很精彩,本来它就是中国话语,但是这一套话语在今天是不能诉说自己的,不仅不能拿来解释中国文学作品,还不能解释自身。它在当代“死了”,因为大家都不用它,而且还用西方理论来解释它。我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个博士,但这个学科名称本身就是西化的,是literary criticism翻译成中文的结果。中国古代文论有“批”,也有“评”,但是“批评”两个字连用是没有的,所以今天很多人都听不懂。

1994年我从哈佛大学回来,就下定决心要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这篇文章投给《文艺争鸣》,很快登出来,引起很大的波澜,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当时我想,既然想清楚了这个问题,就要说出来,这事关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事关中国当代学术发展,事关中国文化发展,甚至事关我们的文化自信问题。没有想到过了若干年,这个问题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记者:您从中国文论问题出发提出“失语症”,它的根子在哪儿?“失语症”与您近年来倡导的“重写文明史”有何关联?

曹顺庆:中国古代文论是世界三大文论体系之一,后来学术界却认为中国文学理论没有体系、模糊混乱;认为它虽然有价值,但就像散金碎玉一样,是零碎的、散乱的、直觉的、顿悟的,不是理性分析的,要用就得进行“现代转换”。其实中国文论肯定是有体系的,比如刘勰的《文心雕龙》、李渔的《闲情偶寄》、叶燮的《原诗》,但是它跟西方体系不一样。当我们用西方体系来“切割”它的时候,就把中国文论切割“死了”。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文明互鉴、文明交往的主体性问题,我们丧失了文明的主体性,让西方来言说我们,把西方理论当作“元话语”来“切割”我们的体系。正如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来讲李白、杜甫、白居易,讲不清楚。其实西方理论传进来之前,中国人讲不讲文学?当然讲,讲李白的“飘逸”、杜甫的“沉郁”,讲“意境”,讲“言外之意”“象外之象”。

这是中国话语、中国文化的失落,这种“文化病态”是怎样形成的?一个根子就是文明的问题。从近现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个“大河改道”的过程,当我们落后、被动挨打的时候,觉得只有打倒传统文化,才可以获得新生。其中,有一些认识难免是片面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讲“重写文明史”?我们读了一大堆西方学者写的文明史,挑出其中170多部仔细看,发现它们长期以来彰显西方文明的高明和东方文明的野蛮,有几部文明史甚至根本没提中国,或者认为中国文明是僵化的,没有进步。

人类历史上明明存在文明互鉴,文明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规律,人类文明进步其实是全人类共同努力的成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重写文明史”,只有厘清历史的真相,我们才知道全人类共同构筑了人类文明进步之路。没有东方文明,西方文明走不到这一步;当然了,西方文明也促成了东方文明走到这一步,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整个文明史应该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而不是说一种文明是优越的,其他文明是野蛮的、落后的。这是一种“文明病态”,这种文明观必须被彻底改变、彻底颠覆。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要以跨文明为基础

记者:您曾经提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概念。它因何而生?其学术旨趣是什么?

曹顺庆:西方主要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个是法国学派提出来的“影响研究”,一个是美国学派提出来的“平行研究”。我为了搞懂这个问题,主编了一本《比较文学学科史》,后来就开始思考中国比较文学应该有的东西。应该说没有比较文学学科之前,并非没有比较,西方人把他们古代的一些东西拿出来比较,我们中国也有。比如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南北文学不同论”,当时北边是鲜卑族,南边是汉族,这就是典型的跨民族的比较。

后来我提出,法国学派、美国学派都认为同一文明的文学才可以比较,都没有解决一个重要问题:不同文明的文学可不可以比较?其实在西方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之前,中国就有很多人搞这样的比较,比如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现在都算比较文学。这其实是文明使然,我们在不同文明碰撞的时候产生文明危机感,必然要进行优劣比较、异同比较。今天我们进入了全球化的比较文学时代,但是全世界的比较文学是不合格的,因为它没有解决跨文明的问题,所以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应该建立在跨文明的基础上。跨文明有“同”也有“不同”,“不同”怎么比较?我提出,“不同”是流传中的不同,任何一个文学作品,任何一个文化现象,从一国流传到另外一国,就会产生变异,就会产生差别。英国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莎士比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赵氏孤儿》和西方的《赵氏孤儿》是不一样的,因为它会变异。我就提出了“比较文学变异学”,作为跨文明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方法,后来在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前主席佛克马的建议下用英文写作出版,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被写进了国外的一些比较文学教材、专著。

记者:跟您研究领域的多元性相似,您的不少研究生也具有跨学科背景,在人才培养和学术传承上,您是如何考虑的?

曹顺庆:我觉得只搞一种学问,是不能真正搞好的。我们今天培养人才,需要知识既扎实又广博,尤其现在学科分得越来越细,就很难产生孔子、亚里士多德、达·芬奇这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所以我主张学问要面面俱到,有广阔的视野,才有真正的创新。我指导的学生,有学外语的,有学古代文学史的,有学现当代文学史的,还有学音乐的,五花八门,我让他们互相学习。这种“多学科”“全面学问”是我的基本思想,我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学者,需要方方面面的知识。

学问是世界性的,中华文化不能只是中国人讲,最要紧的是国际传播、国际理解。我们搞学术,其实有现实意义,西方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文化是落后的,或者说“跟西方文化不同的文化也优秀”是要打个问号的。中华文化要让全世界认识到,只有不同文化共同推进,才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我们要研究全世界在思想融汇、文明互鉴中取得的突破,其中既有西方思想的功劳,也有东方思想的功劳,才会真正认识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文明“行”,中国文明“也行”,全世界的文明“都行”,如果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人类的文明就是光明的,这是我们人文学者的历史使命。

记者手记

冲破文化中心主义的藩篱

从2006年到2013年,我都在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求学,其间,曹顺庆教授一直担任院长。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徐新建教授则是曹顺庆教授上世纪90年代指导的博士研究生。不过,对于这位“师祖”的学术研究,我却并不十分了解。因此,这次采访就成了迟到的“补课”。

完成采访,写出稿件,我忽然明白了大学期间的一些事情。比如,为什么川大会开设校级必修课《中华文化》,并由曹顺庆教授主编同名教材;比如,为什么文新学院会有《文化原典导读》课程,一学期精读一部《老子》《世说新语》《维摩诘经》这样的传统经典;比如,为什么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乃至文学理论教材,满篇都是不太容易消化的原典原文;又比如,为什么我们的很多老师,都强调“跨学科”和“兼通”……我想,原因在于前辈学者的学术实践和研究成果表明,深入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此基础上贯通、融通、会通和比较,方有助于我们冲破文化中心主义的藩篱,以一种世界性的眼光看待人类的文化、文明成果,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下交流互鉴。

这一点,曹顺庆教授无疑作出了表率:他研究中国古代文论,也精通西方古代和现当代文论;他的师友中,有杨明照先生这样的传统学问研究大家,也有宇文所安教授、佛克马教授等国际汉学、比较文学名家;甚至上大学前在部队文工团,他也是既拉小提琴,也拉二胡和京胡……

我想,这也是我们谈论文化传承发展、探索文明交流互鉴时,应该具备的一种多元视野。正如川大校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所示,当我们具备了广博和开阔的知识底座,真正的创新才可能从中产生。

来源:《四川日报》2024年8月6日第5版

作者: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余如波

摄影: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