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客家概述

陈世松

客家是汉民族中一个系统分明的“民系”(或“支系”),客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四川客家是清前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闽、粤、赣客家人移居巴蜀的历史产物,由其创造的四川客家文化,是巴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独特景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编纂一部以四川客家为记述对象的地方志书——《四川客家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举措。通过《四川客家志》的编纂,重述四川客家历史,重识四川地域社会,重释客家文化传统,不仅具有思想意义、学术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川客家志》,2023年12月第1版,新华出版社出版。

一、四川客家的基本情况

四川是中国客家大本营-福建、广东、江西之外,面积最大、客家人口最多的省区,是西部最大的客家聚居区。四川客家的大省地位,是在清初“湖广填四川”以来多次移民基础上形成的。四川现有的客家是由清初闽、粤、赣客家移民后裔,以及抗战期间、解放战争期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迁入四川定居的客家人构成的。其中清初闽、粤、赣客家移民及其后裔是四川客家的主体,也是四川客家历史文化根基之所在,因此成为本志重点记述内容。

清初四川客家移民,主要来源于中国客家人最为集中的江西省的17个县(宁都、瑞金、兴国、赣县、南康、万安、上犹、大庾、安远、信丰、崇义、雩都、龙南、全南、定南、会昌、遂川),福建省的14个县(长汀、上杭、宁化、清流、龙岩、武平、永定、连城、漳平、南靖、诏安、平和、龙溪、建宁),广东省的28个县(程乡、兴宁、长乐、大埔、龙川、永安、河源、平远、镇平、丰顺、揭阳、饶平、海丰、陆丰、归善、博罗、增城、花县、和平、曲江、乳源、仁化、乐昌、翁源、始兴、南雄、连平、普宁),湖南省的5个县(桂阳、桂东、宜章、醴陵、酃县)。

四川客家的主体,是由清代从闽西、粤东、粤北、赣南迁到四川的移民所组成。在清代四川的各类文献和民间观念中,所指的广东移民和福建移民,主要便是客家人。在入川的客家移民中,广东籍客家人数量最多,福建和江西籍客家人次之。在一些地区,如成都东山一带,因为广东客家移民在人数占有优势,方言、风俗与之相近的福建、江西客家人也自称或被他称为“土广东”,从而体现出一定的族群色彩。此外,一部分福建龙岩州和漳州入川的闽南移民,基于文化、经济、宗教或省籍的纽带,与来自闽、粤、赣边的客家移民联系密切,也逐渐融入到四川客家的群体中。

流域自古以来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以水为载体所产生的人群流动、迁徙与互动,促进了人类生存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形成。清前期的客家人大多通过水路进入四川。客家人进入四川后,沿着纵横密布的江水河流,分散到河坝、平原、丘陵与山地,并以家族聚居形态,在巴山蜀水之间形成“大散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本志以流域为主轴,对客家移民四川后所形成的分布格局重新梳理归纳,其要点如下:

第一,成都平原是四川客家移民分布较为集中的区域。清代客家人主要通过成渝东大路以及岷江、沱江水路进入成都平原。其中,清康熙末年以后,从荣昌、隆昌两县经东大路中转而来的客家人占大多数。由于客家移民较他省移民较晚抵达成都平原,故只能选择地势较高、土壤贫瘠的龙泉山脉东、西两侧地带定居。

第二,沱江流域也是四川客家人较为集中的区域。沿沱江及其支流的各市县,都有客家人的分布。在沱江上游的绵竹市东南部和绵远河一线的乡场是客家人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德阳、广汉是广东、福建客家移民聚居之地。在沱江中游的金堂县,客家移民中以广东客家移民数量最多,江西和福建客家移民次之。在沱江下游的资中、内江、仁寿、自贡、荣昌、泸州北部的部分市县,都聚居着大量的客家人,其人口数量和密度在全川位居前列。

第三,岷江流域各市县是四川客家人主要的分布地区。客家人的分布以沿江场镇为主,密度向丘陵区、山区逐渐减小。其中,从乐山市往南,沿江的河坝大都聚居了数量不少的客家人。在宜宾市叙州区和翠屏区境内岷江两岸的各个乡场,多有客家人分布。岷江的重要支流越溪河从荣县的部分地区流过,由此形成川南一带客家人重要的聚居区。

第四,长江沿线是四川客家人另一个集中分布区域。从清代康熙末年开始,就有大量客家人沿江迁徙定居,形成长江沿线的客家分布带。另外,部分客家人还沿着长江以南的支流和陆路,深入到四川盆地边缘的山地谋生定居。

第五,嘉陵江流域是四川客家人的重要分布区。从清代康熙末年开始,便有客家人在嘉陵江及其两大支流涪江、渠江沿岸迁入定居的记录。尤其在该流域内,还形成了以仪陇为代表的客家聚居区和方言岛,以及富有川北特色的客家文化。嘉陵江上游的秦岭和大巴山山区,在清代前期也吸引了包含广东客家人在内的各省移民前来开垦。

第六,金沙江上游地区也是客家人聚居分布区域。自清雍正年间清廷在大小凉山以及乌蒙山区施行“改土归流”,设立宁远府、会理州,鼓励和招徕汉人垦殖以来,随着汉族移民的进入,到清乾隆中叶,大量来自成都平原和川南丘陵地区的客家人,在此区从事采矿、伐木、种蓝、栽烟、熬糖,并逐渐深入到凉山腹地。由于受地理和交通条件的限制,以及族群关系复杂的影响,此区客家人在分布上呈现出“沿河较多,山区较少”的格局。

鉴于目前无法精确计算客家人口数量,本志综合各种文献资料推算出,清朝前期闽、粤、赣三省迁入四川的客家移民人数不会少于100万人。在清代客家移民世代繁衍的基础上,再经过抗日战争以来半个世纪客家人的融会交流,目前四川客家人口数量中,客家方言文化群体估计约在150万左右,客家后裔估计不少于千万。

大量田野调查资料表明,四川客家人居住分散,方言处于弱势地位,由此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方言分布格局。大分散是指广泛而分散地分布在全省众多的县市,小集中是指在分布地以家族、村庄、区乡等为单位的集中分布。集中分布的四川客家方言呈“方言岛”形态。四川客家方言集中分布的区域,可划分为三个片区,即川西成都小片、川东南内江小片和川西南西昌小片;内含五个客家方言岛,即成都东山、仪陇、隆昌荣昌、资中铁佛和西昌客家方言岛。

300多年来,居住在“方言岛”的客家人,尽管普遍都能同时讲四川官话,但一般都只限于对非客家语者和某些正式场合,除此之外,仍坚持“乡音不改”。四川官话反倒成了当地客家人日常生活中的第二语言,且各片区对四川官话的称呼各不相同,有所区别。至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人口的流动与融合,全川讲客家语的人口不断减少,但客家方言岛坚守着客家语传承的人口仍保留有150万人以上,客家语覆盖面约1200平方公里。

在清代四川百废待兴背景下,迁居巴蜀的客家移民,同土著和各省移民一道,在复苏四川经济重建天府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在农业、工业、商业、服务业等领域多所建树,创造了诸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由客家人带进四川的南方客家民居聚落模式围屋,因受移民人口数量制和四川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的影响,逐渐演变为以合院为代表的传统民居建筑,至今仍有遗迹寻。遍布全川各个角落的广东、福建、江西会馆,数量达千余座之多,其建筑体量宏大、选址考究布局严谨、造型精巧、装饰华美,堪称国内之最。保存至今的诸多名村古镇、水陆码头、名人故居墓葬碑刻等文物古迹,种类繁多,品质优良,是当年客家人开发西部、重建天府的历史见证。客家,还创造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隆昌夏布、荣昌折扇、柏合草编、泸州廖广东铁器、泸州老窖曲酒郫县豆瓣,以及洛带刘家龙、客家山歌、犍为麒麟舞、月波客家狮灯等,久负盛名,享誉海内外。

客家人在促进四川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一批名垂青史的杰出人物,他之中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和国元帅朱德,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郭沫若,农业和经济建设战线杰出的国家领导人杨汝岱等等。在近现代历史上为国家民族献身的英烈人物中,也有蜀籍客家人的英名,其中有:戊戌变法死难六君子之一的光第,率众反抗清王朝英勇就义的四川义和团首领、巾帼英雄廖观音,辛亥革命后“收功弹丸”、民国大总统孙中山追封为大将军的彭家珍,抗日战争中血战台儿庄、壮烈殉国的爱国将领王铭章、以身殉国的抗日英烈、爱国将领饶国华等等。在四川客家中,还涌现出一批文化名人,如曾璧光、王乃徵、张祥龄、包弼臣、钟廷瑞、林思进、唐君毅、李宗吾、韩素音等,他们在文学、艺术、史学学术、科学技术等领域,成果丰硕,享誉全国,为四川客家增光添彩。

当今四川客家儿女,奋战在各条战线上。他们之中,有老红军、院士、将军,有专家教授、劳动模有厂长经理、基层干部······他们身上流淌着客家人的热血,保存着客家人永远向上的精神追求,中展现了四川客家人特有的精神风貌。

二、四川客家的历史地位

清前期以四川为目的地的大移民运动,为闽、粤、赣客家人搭建了崭露头角的历史舞台,客家人以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在开发西部、重建天府的过程中谱写了壮丽史诗,铸就了不朽的历史地位。

(一)陆路迁徙的样板

在清前期“湖广填四川”大移民运动中,来自广东、江西、福建等省的客家移民,距离四川路途最为遥远,整个路程大约在2500公里左右。参照清代政府遣散流民回原籍发给的路费标准规定,以每日50公里路程计算,从粤东、闽西启程前往四川,最快行程时间需要3个月左右。实际移民过程表明,绝大多数客家移民,在迁川路途上辗转跋涉,往往超过3个月,乃至有长达半年、数年者。本志《艺文篇》收录了数份客家家族珍藏的《程途记》,真实反映了客家移民祖先迁川的苦难经历,对于蜀道迁徙中的艰辛历程,记载尤为详细。例如,据内江《曾氏族谱》载,“徙川始祖”曾顺裔,原居广东省嘉应州长乐县东门外南门田桂花树下,教书力田。他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举家徙至四川省资州(今资中县)西乡金李井,佃居为生。族谱中保存的一份迁川途程记录显示,当年曾顺裔从广东长乐县启程,抵达目的地四川资州,沿途跨越6个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川)、29个州县、14个水站、15个陆站,“以上程途共五千三百余里,皆我始祖自粤地举家入蜀时,栉风沐雨,步履之所经者也”。客家迁川路程之险远,由此可见一斑,堪称缩影。

迁川客家人所拥有的苦难跋涉记忆,不仅是此前或同一时代迁川的移民所不具备的,就是在客家族群内部也是相当突出的。大迁移是罗香林先生据以建立客家学说的重要理论基石。该理论认为,客家民系曾于五胡乱华至南北朝之际,唐末五代之际,以及宋元之际,经历过三次大规模的迁移运动(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关于这三次大规模的迁移运动的论断,基本上是以各种客家人谱牒作为依据,并结合历史背景推演而成的。而谱牒中的迁移活动,也仅见于世系、迁地与居地的罗列,很少举出具体的迁移途程史事作为支撑。在客家民系第四迁移运动中,闽、粤客家人向外迁移,其中一支漂洋渡海,“过番”到了台湾,其后还有“下南洋”到了东南亚者,他们堪称海路迁移的典型;另一支客家人跋山涉水,远迁内陆腹地四川,长途漫漫,苦难跋涉,他们堪称陆路迁移的样板。二者足可媲美,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西部开发的先锋

客家人是汉族中以迁徙拓垦精神著称的群体。迁川的客家人,正是一群继承了客家精神,不安于现状,有志在外进取的创业者。在清初四川地荒人稀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客家移民西进四川,投身西部开发之中,身上积淀着一种刻苦耐劳、适应环境、开拓进取、英雄无畏的可贵精神。较之四川当地“惮于远出”的土著居民,他们更具有勇于开拓的精神和急于建功立业的气概,这集中表现在他们作出迁川抉择后,所表露出来的雄心壮志。据成都市锦江区三圣乡万福村《李氏族谱》载,其先祖由广东迁川,行前辄奋然曰:“鹤不发顶则难宏其声,蟹不脱壳则难大其腔。与其故乡之恋,曷若迁地以为良。”民国华阳《谢氏族谱》载,华阳谢氏迁川始祖,在“挈眷西迁”时,毅然把举家迁徙到巴蜀创业发展,视为“豪杰可乘之机会”。龙泉驿区西河镇《范氏族谱》载,其先祖由广东迁川,行前曰:“丈夫志在四方,悉必株守桑梓。吾闻西蜀天府之国也,沃野千里,人民殷富,天将启吾以行乎!”龙泉驿区洛带镇双槐村《邹氏族谱》载,其先祖由广东迁川,行前曰:“人生天地间,特患自不立志耳?今我既有志于远游,只要不惜气力,不惮劳瘁,纵空乏其身,谅亦不致饿殍于道路也。”从这些豪言壮语中,可以看到当年迁川的客家先祖们,焕发着一种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精神。这正是客家民系处于上升期所释放出来的巨大潜能。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他们带来了新物种、新生产技术,在促进经济恢复,推动四川“由贫转富”的过程中,发挥着中坚力量。因此,客家人一时间成了当时西部大开发中事功最为显著的先锋,傲然屹立于10多个省移民之上的勇者。

(三)趋利致富的标杆

闽、粤、赣客家移民虽然入川时间较迟,存在诸多先天不利因素,在移民社会资源竞争中一度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具有较强的生存危机感,故能保持一股勤劳刻苦、勇于拼搏的精神。加之挟东南新兴文化的强劲势头,凭借其在农业生产领域所掌握的先进生产技术,以及对农作物优良品种的引入,所以他们能在耕耘种植的“工与勤”方面,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很快成为农业生产领域的佼佼者,善种庄稼的高手和能人。清代社会中素有“土著不及楚人,楚人不及闽广”的说法(清乾隆《巴县志》卷10),就是一个明显的见证。

在立足农业的同时,迁川客家人凭借较高的工商业素质,开展多元化经营,积极参与农业、手工业生产与商业经营活动,发展交换价值较高的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走出一条与海洋移民不同的致富道路。与四川土著居民相比,来自商品经济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客家移民,自身已具有长期养成的商业禀赋,他们在经商观念、人员商品流动意识、信息传播本领、经商才能以及经商资本等方面,都具有优秀素质和优越条件。这些优良的经商禀赋就成为在商界打拼天下、脱颖而出的基础条件。闽、粤客家人经商观念新锐,安土意识淡薄,信息触觉灵敏,经商才能出色,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这些商业性移民络绎不绝入川定居,不仅给四川的工商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与此前从事工商业活动的移民共同构成了发展四川商品经济的基本队伍,活跃在四川各级城镇中,故易于成为四川地域社会中趋利致富的标杆。出现在地方志上的“闽、粤之人多诡谲”(清乾隆《潼川府志》卷1),闽、粤人“趋利益,好争夺”“乐迁徙,善懋迁”(民国《泸县志》卷3),这些评价就是对他们历史地位的肯定。

(四)定居融合的典范

巴蜀客家的定居融合历史过程较长,以客家人离开闽粤赣作跨省区长距离迁移为起点,以客家文化基本融入巴蜀地域文化之中为终点。这一过程始自清康雍之际,大约至咸同之世趋于完成,前后经历近两个世纪(即17世纪后半期至19世纪后半期)。在这一过程中,巴蜀地区族群关系总体缓和,罕有冲突和斗争发生。从客观环境讲,这固然与巴蜀地区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具有较强的吸纳融合功能有关,也与清初土客人口势力对比,土弱客强、客籍众多,难以形成一族群坐大的机制有关系,但从主观因素看,客家人主动采取措施,克服文化隔阂的努力也是不可忽视的。客家人进入四川以后,与当地土著和其他外省移民和睦相处,基本没有发生可以称得上事件的问题。除在一些四川地方文献上有各省移民之间因语言和文化习俗不同而引起某些摩擦的只言片语,几乎找不到客家人与土著和其他移民有何不协调的痕迹存在。而不可回避的是,在客家民系向外发展的这两个世纪中,随着客家移民的迁入,在赣南、台湾与粤西地区,却都发生了规模不同的“土客械斗”和“分类械斗”。

以至武装争斗不断,族群关系趋于紧张,构成了客家第四次迁移运动中常见的景观。唯有客家人进入四川地区,与当地居民和谐共处,为社会和谐、发展与进步做出了贡献,从而有效地避免了社会动荡不安,由此开创了客家人和平迁徙的先例,四川客家不愧是定居融合的典范。

(五)区域联动的推手

客家人向四川地区的移民,使客家居住地域范围由原来素有“帝国边陲”之称的闽、粤、赣地区,拓展至中国的“内陆腹地”。四川盆地原本是西南地区最早习染中原文化的农业开发区,凭借最早吸收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一直对周邻地区的经济文化产生较强的辐射影响。清代中晚期,随着四川地域经济日益恢复,人口日趋膨胀,为减缓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四川便会利用自己的地理、历史优势,不断向周邻地区转移多余的劳动力。恰逢此时,经过数十百年生聚发展的客家移民,在汇聚起相当生力的同时,也面临着人口增长的生存压力。为解决紧迫的生计出路,他们不得不再次向外迁移,加入到向周邻省区移民的大军之中。据记载,早在清乾隆初年,随着“滇铜京运”对交通与经济环境的改善,即已有成都、富顺、荣昌和隆昌周边的客家移民沿着金沙江、关河和南广河逐步进入滇东北,经营山货和染织等业。乾隆前中期,不少川北的客家移民,开始向秦岭以南的汉中和兴安府一带转徙。清代嘉庆以后,来自川西成都、绵州,川南荣昌、隆昌地区的客家移民迁入贵州,从黔北扩散到黔西南。四川作为中国西部最大的客家聚居区,不仅聚居着众多的闽、粤、赣客家移民及其后裔,也成为周邻省区客家移民的输送地。它不仅深深地影响着陕南、滇北、黔北地区客家的分布格局,也促进了这些地区经济的开发。这一结果,有利于客家文化在更广阔的区域中展现张力,四川客家则在其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介质和载体。四川客家人对促进岭南地区与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互动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四川客家的文化特征

闽、粤、赣的客家移民,怀揣理想,千里跋涉,西进四川,在谱写西部拓垦创业的辉煌篇章的过程中,也将客家文化种子播撒于巴蜀大地。客家人为适应四川盆地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一次次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当地的土著文化,从而整合为一种既含有闽、粤、赣客家文化定型化的本质特征,又具有一定的巴蜀文化色彩的新形态的客家文化-这就是四川的客家文化。通过对四川客家文化嬗变过程与表现形态的分析,可以发现三个显著特征:

(一)多元性

在清初“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中,迁往四川的客家移民的来源,除有直接来自孕育客家民系的大本营-闽西、粤东、赣南三省交界地区外,还有自闽、粤、赣迁往广西,再由广西客家聚居区移民四川定居的。多源移民的结果,必然产生多元的客家文化。这是与自成体系的闽、粤、赣三省的区域文化大相径庭的。在四川这个大的移民区域内,除了有以方言岛形式存在的,以粤东为主的“广东片区”和若干“广东村”外,还有诸多来自赣南的“江西村”、来自闽西的“福建村”和自称是石达开的余部后裔的“广西村”,它们散布在客家人和湖广人的聚居区内,由此形成了移民文化和客家文化的多元性。

由于移民的多元性,使得客家文化内部既有来自闽、粤、赣区域性文化的差异,同时更要遭遇来自南北各省移民文化的冲击。在它的对手中,既有本土的巴蜀文化,也有邻近的湖广文化,还有来自北方的秦文化,东南的赣文化、湘文化,以及西南的少数民族文化等等。在四川地区,客家文化的多元性,周边文化的多元性,二者互相碰撞、交融,由此所触发的文化传播、进化、复合、变容、变化、重组等过程,所发生的文化转移、文化脱落、文化取代、文化创新、文化复合等嬗变形态,所呈现的表现形式,肯定要会比前者更加丰富多彩,绚丽夺目。

(二)复杂性

多源移民的结果,必然导致多元的客家文化,造成四川客家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第一,客家文化形态的多样性。客家话是客家族群自我认同的首要标志,这在闽、粤、赣客家大本营得到充分验证。但在四川地区,由于地处远离闽、粤、赣客家大本营的“边缘地带”,加之受周边环境与族群互动关系的影响,在经过世代定居、融合之后,除在几个“方言岛”上,客家人能够操客家方言外,在其余地区的客家后裔大多丧失了自己的语言,不会讲客家话,而仅保留某些客家称谓。以四川客家作为记述对象的本志,显然不能照抄闽、粤、赣客家大本营的记述模式,而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地将闽、粤、赣客家移民四川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文化形态,都纳入记述范围。这里,既有保存在客家聚居区方言岛上,至今仍操客家方言的典型的文化表现形态,也有至今仍在散居区上存留的、丧失了客家文化优势地位的非典型的文化表现形态。

第二,客家分支及身份的复杂性。客家人分支构成,是客家身份辨识的重要依据。在客家民系形成阶段,在闽、粤、赣地区一些家族迁移中,曾经出现过“由非客家人汉民分支而成为客家人”“由客家人分支而成为非客家人”“客家人与非客家人反复交错迁移”的现象(陈支平:《客家民系的形成及其源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这样的客家分支及其身份辨识现象,在客家民系扩散阶段,在客家人向四川迁徙的过程中,不仅毫无例外地存在,而且情况还更加复杂。

比如在清代四川,清康熙以前的本土旧民称为“土籍”,包括客家移民在内的外来移民,统统称为“客籍”,“客家”实则混同于“客籍”之中。这样,在四川记述客家之前,需要首先将“客家”从“客籍”中剥离出来,这无异增加了客家的辨别难度。又如,从闽西、粤东、赣南迁入四川的移民,其原住地有的是纯客家地区,有的是非纯客家地区;在闽、粤、赣移民四川的过程中,由于有的家族分支不是直接迁入四川,而是在途中某些地方生活、居住、停留过一段时间,这些地方,有的属于客家地区,有的属于非客家地区。受这些因素的影响,迁入四川后的家族分支,究竟何为客家,何为非客家,显得尤为棘手。

为避免在客家定义和客家族源历史问题上的纠缠,本志着重从族群特征着手,即以祖籍为依据,从最能展示这一族群的风格与形貌的要点,来记述四川客家的源流历史变迁与文化演变。大量史实表明,四川客家的主体来自“闽粤之人”。源出闽西、粤东祖籍的客家移民,在迁入四川后,无论在经济活动、文化习俗、婚姻关系,大都保持着较强的族群凝聚特征。这是本志将其作为四川客家主要记述对象和内容的重要原因与依据。

(三)特殊性

客家民系是一个具有强烈自我认同意识的族群。清初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迁入巴蜀地区之后,客家文化依然保留着原有的族群属性,其最大特色表现在“适应性”或“变通性”上。曾经来成都东山实地调研的中国台湾地区著名民族学者谢剑教授,对四川客家的特殊性作了这样的归纳:“四川有的地区,因为地理上的分布,因为长期鼓励和外围其他族群的频繁互动,乃至于丧失自己语言的情况,但却仍保有强烈的族群认同。”(谢剑:《从人类学视野试析客家族群的特征》,载陈支平、周雪香主编:《华南客家族群追寻与文化印象》,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四川客家这一族群认同的文化特殊性,可以用“不同而和”与“和而不同”来概括。

所谓“不同而和”,是指在客家在与其他族群频繁互动的过程中,并不拒绝新文化,而是主动顺应与当地社会相融合的历史趋势,努力实现文化习俗上的交融,以至在一些文化表层如生产、生活习俗上,“遵用楚俗”,主动融入主流文化-湖广文化之中。这样做的结果,必然会导致某些文化特征的消失。根据大量田野调查资料证实,在今天的四川客家聚居区内,客家人世代传承的生产生活习惯以及婚丧嫁娶、宗教信仰等,已与周围的湖广文化差异不大,即便作为客家族群重要特征之一的妇女不缠足的习俗,在这里也遭到了抛弃。

所谓“和而不同”,是指迁居巴蜀的客家人,虽然在适应客居环境的过程中融入主流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丧失了自身的个性特征。为防止被强势的湖广文化所同化,他们不得不采取一系列自我保护措施,以增强客家族群的自我认同意识和凝聚力。其一,强化祖先观念。在定居的一段时间内,他们大多返回原籍招佃、搬眷、娶亲、修谱、祭扫祖墓、携带或嘱咐后代回籍寻根,用以加强同族人之间的联系,以获得尊祖、睦族的心理安慰,从而使自己既能在异乡找到心灵归宿的精神家园,同时也能有效地构筑起抵御湖广文化同化的精神藩篱。其二,严格限定婚姻范围,不与湖广人通婚,以确保不受他族同化。其三,聚族而居,强化家族血缘纽带的联系。其四,恪守祖训,坚守固有方言。二三百年来,客家话虽然处于四川官话的汪洋大海中,但至今没有被同化而完整保存下来,固然与他们对自己的母语有着深厚的感情有关系;但是,这也与他们的聚居区的文化圈有关。至今客家方言仍能在客家聚居区内保存,正与其聚族区内占优势的客家文化圈有密切关系;而处于散居区的客家移民后裔,至今无法保存客家方言,则正是其丧失客家文化优势地位的必然结果。

四、四川客家的文化觉醒

“客家”概念引入四川较晚,由于多方面原因,四川客家文化研究起步较迟,客家文化宣传相对滞后。四川本土客家人,只知道自己是“土广东”,不知自己是客家人。客家意识淡薄,客家自觉性有待唤醒。

20世纪80年代中国兴起的改革开放大潮,为四川客家意识的觉醒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降,在世界客家热潮和国际客家社团、海内外客家研究机构和学者的推动下,四川开始组建了客家联谊和学术研究的专门机构。随着一系列客家联谊活动和客家学术研讨活动、田野调查活动的开展,以及许多新闻传媒的介入,使得四川盆地的客家族群意识开始苏醒起来。龙泉驿区洛带古镇率先迈出第一步,开展客家文化特色旅游成为突破口。

从21世纪开始,在客家文化的牵引下,以洛带古镇为舞台,一系列的客家文化活动相继开展起来,其中包括:2000年春节的首届西部客家火龙节,2001年第七届国际客家学会研讨会,2002年移民会馆与客家文化报告会、客家文化与经济建设学术研讨会,直至2005年在成都市举行的世界客属第20届恳亲大会。在这一系列活动的助推下,四川客家人的文化自信被点燃了,一个四川拥抱客家世界的时代到来了。

来源:《四川客家志》

作者:陈世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