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山璧津楼考

江汇泉

世人多知南昌滕王阁、武汉黄鹤楼、岳阳岳阳楼、永济鹳雀楼、烟台蓬莱阁等名楼,唯四川乐山人独宠璧津楼。

璧津楼由南宋名臣、时任嘉定知府的游仲鸿于嘉泰年间(1201—1204)始建,后损毁不存。30年后,其子游似(字景仁),绍定六年(1233)以尚书吏部郎中、直秘阁出任成都路提刑时于原址重建,后又损毁不存。当代,地方政府在原祭祀川主神像的洪川庙址处,新建一明清寺庙建筑特色仿古建筑,借名为璧津楼。

此楼非彼楼已然肯定,然而,乐山璧津楼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意义却早铭刻于乐山人民心中,也是乐山这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一张名片。只是由于史料的漫漶,关于璧津楼的很多事实不清,乐山文史研究者也少见共识。

本文将根据史料,通过逻辑与常识分析,对璧津楼来个正本清源。虽不全面,但对所涉及的内容,务求经得起推敲考证。

一、璧津楼之“璧”

一座名楼,居然有三种写法或认知:有取“碧绿”之意之“碧津楼”,有取“楼壁”之意之“壁津楼”,有取“璧玉”之意之“璧津楼”。

据可靠史料,当事人游似、魏了翁的通信记录,尤其是魏了翁亲撰之《璧津楼记》,可以明确游仲鸿于嘉泰年间知嘉定府时,请求嘉泰二年(1202),提点成都路刑狱,移京西转运判官之同僚陈谦(字益之),根据《水经注》中“江水又东至南安为璧玉津”记叙而为楼赋名。所以,可以确认此楼名跟璧玉有关,跟碧绿无关,“碧津楼”完全不靠谱,应视作他楼。

但存世记录中,包括古籍文字、楹联匾额中,确实能找着“壁津楼”的印迹,导致拥“壁”派与拥“璧”派喋喋不休,谁也不服谁。其实,这分歧本不存在,只是现代人硬套古人,无端生出来的而已。

古人无现代印刷出版条件,更无规范字词的法定部门,再加之文化普及率极低,很多文字在传抄中,缺笔少划、添笔增划、形似甚至同音字代替就成了大概率事件。这就构成了古汉语独有的“异体字”“通假字”特色。

查《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高翀、吴凤明嘉靖三十年(1551)刻本,卷之四十五中收录之《璧津楼记》,“璧”字之“辛”之右下,明显有一小点,这是强调其下为“玉”之明证,见下图。

然在《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明(1368—1644)另一刻本中,收录之《璧津楼记》,“璧”字就是“壁”形了,见下图。

勿谓“在前为尊”,认为在前版本方为正解。毕竟古人也意识到这种传抄谬误的存在,才会有后续通过注疏、校订方式以正其名。所以,作者手稿表其意之准确性最高(但也不排除作者本人学艺不精,搞出错别字的可能),抄本次之,后续抄本如果被人校订,可能更准确些,但也可能以讹传讹错更甚。

毕竟,包括《水经注笺》【朱谋㙔笺,李长庚撰,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刻本】中,还有下为“王”之“璧”之写法呢,即。

后人宜都杨守敬纂疏之《水经注疏》卷三十三中,也针对某些刻本加了注疏说明:“江水又东至南安为璧玉津,故左思云东越玉津也。朱无江字,璧作壁。”也说明有些版本中的“壁”其实就是“璧”。

在撰此文查找资料时,发现与本文有关的历史人物游似(字景仁),居然给游氏宗亲带来了困惑。因为游氏宗亲们发现历史文献中,同时期有“游似”与“游侣”两人的记录。有研究者查找了众多史料,通过这些史料,发现“他们”的生平记录基本一致,然后得出“游似”与“游侣”其实就是同一人的结论。感兴趣者可参阅《南宋理宗朝右丞相游侣与游似辨识》文章。

首先,为此文作者皓首穷经的态度点赞,但如果他对我前述观点认同且敏感后,就可以非常简单地得出“二人”其实就是同一人的结论,何必那么辛苦积累资料作比对?因为,在《康熙字典》中,早就有“佀”之解释:【集韵】似本字。即,“似”之本字(古字)就是“佀”。而后人手写手抄这个“佀”字时,就可能因不识“佀”字而误为“侣”,还有抄写者因为“个性”“书法艺术”等原因,虽然认识“佀”字,但抄写成了“两口中间带竖线”的样子,后人更容易误读误写为“侣”了。这就是生造出问题的原因。

今人应该师古而不泥古,那种坚持古有津”“壁津”之写法,就不愿统一采用更规范、更符合古意之“璧津”写法的僵化固执者,则为愚钝不智。更何况,当今数字时代,像这种不规范之“异体字”,受限于输入法,以及字体字库收录局限,很不容易录入电脑或文字处理系统,好不容易实现录入后,也会因它们仅在特定的字体字库中分配有字形,导致与别的字体并存时排版打印显示很突兀,不美观,更影响文字信息交流。

所以,今人应该统一,乐山璧津楼应再无分歧,只能是璧玉之“璧”。至于既有实物或文献有其他写法,就当作“璧”之通假字或异体字理解即可。

二、璧津楼之之位置、建设者与建设时间

魏了翁所撰之《璧津楼记》中,借璧津楼复建者游似之口:“似之先人嘉泰间守嘉,即城之南瞰江跨堞而为楼焉”,准确揭示了璧津楼始建时间与地点,即“嘉泰年间”于“城南城墙上”。

嘉泰,南宋皇帝宋宁宗的第二个年号,即公元1201—1204年,共计4年。查资料,游似之父,游仲鸿,庆元四年(1198),举用为嘉定知府,后提升为利州路转运判官。两相比对,今人于凌云山后山半山道所建之“璧津楼”,完全是一个不遵文献,位置“谬之千里”的臆造建筑。

如果非要推导出璧津楼更准确的初建年份,可从命名者陈谦(字益之)的仕途入手。查资料,陈谦于嘉泰二年(1202),提点成都路刑狱,移京西转运判官。即陈谦在公元1202年,受嘉定府地方官游仲鸿所托,为新建之璧津楼命名。

魏了翁《璧津楼记》引用,游似的话说:“后三十年,似以使事来,而楼无以存。吾不忍考志之弗嗣也,仍其名而复之。”也就是说,30年后,即公元1232年,游似亲临现场,发现其父心血成果之璧津楼已损毁。他不忍心让其父的意愿(考志)终止无法延续(弗嗣),于是就在原址复建新楼并沿用旧名(仍其名而复之基),是为璧津楼的第二次修建。查游似仕途经历,绍定五年(1232)任大理寺司直。第二年以尚书吏部郎中、直秘阁出任成都路提刑。端平元年(1234)蒙古铁骑攻入大散关,占领南郑,直逼利州、阆州。形势危急之时,游似被召回京。所以,璧津楼重建于公元1233—1234年间。这个时期,即绍定六年(1233),魏了翁起复为潼川路安抚使、知泸州。端平元年(1234),召入朝任权礼部尚书兼直学士院。

《璧津楼记》还借游似之口说:“视旧如崇楼之,崇三于旧。最下为堂,曰宝忠,以识先人易名之典。”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看起来损毁的旧建筑是崇楼规制,于是再加了第三层在原制基础上。最下层设为殿堂,名为宝忠堂,以体现先父谥号之典故。”“易名”,就是指古时帝王、公卿、大夫死后朝廷为之立谥号的行为。查资料,游仲鸿南宋嘉定八年(1215)去世,享年78岁,绍定五年(1232),谥号为“忠”。所以,其子游似复建璧津楼时,将重要的殿堂命名为“宝忠”,孝心可鉴,更说明复建之璧津楼非外人主持。另外——“崇楼”是传统建筑词汇,“崇”字意味着高大上档次,建筑形制很高,普通人家是不允许也无能力修建崇楼的。崇楼多采用多层+重檐歇山顶,以示其恢宏大气,这也是其底层大开间可谓“堂”或“殿堂”的原因。同时,中国古代高等级建筑讲究“四隅之制”,“崇楼”作为建筑群或建筑环境的有机组成,多建于四角。比如著名的紫禁城中那四座崇楼,即位于三大殿四周廊庑的四角。所以,虽然嘉定府地方官没资格甚至没投入实力在城墙四角之上分建四座“崇楼”,但合理推断,在城南城墙犄角之上建一座“璧津楼”是首选决策——举目四望,城内外风景尽收眼底,必定心旷神怡。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江汇泉

供稿: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