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常喜 郭文静

《 人民日报 》( 2024年07月20日   第 07 版)

武王墩墓出土“内乐”漆木虎座。范常喜供图

武王墩墓所见“乐府”“外乐”“内乐”等文字资料,加深了我们对古代音乐史的认识。随着越来越多出土文献的发现与刊布,古代中国早期的音乐面貌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安徽淮南武王墩墓出土了不少“音乐文物”,如编钟、编磬、钟虡、磬架等。部分文物上出现了“乐府”“外乐”“内乐”等音乐机构的文字,对我国音乐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武王墩墓椁盖板上、椁室内侧墙板及底板上发现了大量墨书文字,这些文字标示着椁室每根板的位置、次序和椁室的功能,其中“北乐府”“中乐府”便是音乐机构的名字。

“乐府”机构名称早已见于出土资料。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园发现了一枚编钟,钟钮上刻有“乐府”二字。这不仅佐证了秦代已设有“乐府”机构,也纠正了《汉书·礼乐志》中汉武帝时“乃立乐府”的记载。2004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神禾塬秦陵园发现了“北宫乐府”残石磬,认为该磬应是咸阳宫殿区北宫的一套乐器,并推论“乐府”的建立应该在战国晚期或略晚一些。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秦代咸阳城府库建筑遗址又发现大量石磬残块,其上亦多见“乐府”“北宫乐府”等铭文。西安相家巷遗址陆续发现的秦封泥也有“乐府”这一职官,如“乐府”“乐府丞印”等。这些出土文字资料进一步证明了秦代“乐府”的存在。

秦汉简中也有对“乐府”的一些记载。比如,2015年刊布的岳麓书院藏秦简律令中也有与“乐府”相关的内容,如“虏学炊(吹)……沂阳及在左乐、乐府者,及左乐、乐府讴隶臣妾,免为学子、炊(吹)人。”此处简文是对左乐、乐府两个机构及其他县区中具有演奏乐器技能人员的规定,使我们对秦代“乐府”机构中的人员构成加深了认识。2006年刊布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则记载了西汉初年“乐府”职官的秩级,与“寺”“车府”“内官”等“秩官各六百石”。由于汉承秦制,故此推测,秦时的“乐府”职官的秩级可能亦如此。

武王墩墓所出“北乐府”“中乐府”等文字资料说明,当时的楚国设有“乐府”。照此看来,战国时期的其他各国很可能也设有这一音乐机构。

武王墩墓还出土了一对青铜立虎钟虡,其上刻有“阜平君外乐”等文字。传世文献中虽未见“外乐”一职,但在出土秦封泥及张家山汉简、胡家草场汉简、益阳兔子山汉简等有所体现。

秦封泥中仅存“外乐”官名,缺乏前后辞例,故研究者对于其具体职掌及其与“乐府”的关系无法得出确切结论。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奏谳书》为“外乐”提供了前后文语境,但研究者对其所属及掌管事项仍存在分歧。根据《二年律令·秩律》简文可知,汉初“外乐”秩级是八百石,“乐府”是六百石,“外乐”秩级明显高于“乐府”。《奏谳书》中记载,秦王政元年十一月,一个名为“讲”的刑徒到“外乐”官署服更卒之役。此案例再次印证了秦时已有“外乐”官署,而且这一官署具有管理乐人的职能。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7号井出土的西汉初年汉律木牍上,出现了“外乐律”的名称。“外乐律”的律文则见于胡家草场汉墓出土的法律简,该律文规定了汉代宗庙祭祀时雅乐舞蹈的乐舞人数、选取标准和教授人员等。这说明当时的“外乐”职掌宗庙祭祀所奏雅乐。“外乐”律的发现填补了西汉法律文书材料的空白,对研究当时的宗庙乐舞等礼仪制度十分重要。

武王墩墓出土的青铜钟虡上的“阜平君外乐”铭文,具有明显的三晋文字特征。“阜平”位于今天的河北省阜平县附近,战国时该地曾先后属中山国和赵国,故铭文此处的“阜平君”可能是中山国的封君。该地区被赵国吞并后,阜平君的宗庙乐器亦被赵人掳走。楚考烈王熊完曾于公元前257年命春申君率兵救赵,接着又救魏国于新中,并进攻秦国汾城,大破秦军。此举延续了赵国国祚,属于大恩。楚考烈王去世,赵国很可能会有赙赗。因此,这两件“阜平君”钟虡不排除是以这种方式被葬入了武王墩墓。

武王墩墓出土漆木虎座上还书有“内乐”二字,为出土文献中首见。学界在讨论“外乐”时多涉及与之相对的“内乐”,或从空间角度理解,认为其为行政中枢与王室生活中心以内职掌乐事活动的机构;或从音乐类别的角度理解“内乐”,认为其职掌宫廷、宴飨之乐。其实,“内乐”或可从古玺、封泥中与“内”“私”有关的职官名中得到解释。玺印、封泥中多见“内府”“内官丞印”“大内丞印”“内史之印”“私府丞印”“北宫私丞”等印。此外,睡虎地秦简《金布律》也有相关内容:“都官输大内,内受买之,尽七月而觱。”研究者大都认为与“内”有关的职官执掌都城及中央政府的事务,与“私”有关的职官则服务于皇室生活起居。

据此推测,“内乐”或负责楚王室宫廷、宴飨等乐事活动。后代传世典籍中也有“内乐”一职,如杜甫《千秋节有感二首》:“仙人张内乐,王母献宫桃。”唐代教习音乐、管理艺人的“教坊”也分内、外,“内教坊”设在宫廷中。这些记载中的“内乐”很可能与武王墩墓文字资料中的“内乐”有相承关系。

综上所述,武王墩墓所见“乐府”“外乐”“内乐”等文字资料,加深了我们对古代音乐史的认识。近年来,有不少“乐”类出土材料得以刊布,如上博简中的《采风曲目》、清华简中的《五音图》《乐风》、王家咀简中的“乐谱”简等。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出土文献的发现与刊布,古代中国早期的音乐面貌会变得越来越清晰。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