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江楼

锦江边的蜀都风韵

且志宇

崇丽阁建筑群,因楼身位于锦江边,故又名“望江楼”,简称“江楼”。民国《华阳县志》这样写道:“阁凡五级,碧瓦髹栏,觚棱壁当,井干六角,塔铃四响,登高眺望,江天风物一览在目矣。阁成,因即其旁构吟诗、濯锦两楼及浣笺亭、五云香馆、流杯池、泉香榭、清婉室诸胜,于是遂为都人游宴饯别之所,而俗则呼为望江楼云。”

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远在西南的蜀人,正期待着锦江边的崇丽阁开楼仪式。但见楼高近四十米,四重檐,下两层为四方飞檐,上两层为八角攒尖。鎏金宝顶,在烈日之下,金光闪闪,煞是好看。

崇丽阁得名于左思《蜀都赋》。命名者认为:不巍不崇,不足以摄坤舆之雄;不壮不丽,不足以作方州之气。成都平原上,极目郊原,皆为平川,朱柱碧瓦的十余丈高楼,可谓“既丽且崇”矣,可与西岭雪山遥相呼应。

崇丽阁(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供图)

文武状元开新楼

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冬,鸠工庀材,破土动工,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告成竣工,崇丽阁的修建,花了两年时间。万事俱备,只待良辰吉日一到,便可以开楼了。

次年正月,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正是良辰吉日。濯锦江边,锣鼓喧天、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台上总督衙门等官员及襄成此事的一干士绅列次左右,正襟危坐。

通达时事的观众发现,台上还坐着两张陌生的面孔。

这两位特邀嘉宾,一位是重庆镇总兵田在田,一位是戊子科四川乡试副主考赵以炯。赵以炯,贵州花溪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文状元。为了参加本次盛会,他于上年九月乡试结束后,特意向朝廷申请,在成都盘桓了数月之久。田在田,山东钜野人,咸丰二年(1852年)壬子科武状元,为了参加本次盛会,也提前数天从任所策马赶来。

二位状元,一南一北,一文一武。正所谓:腾蛟起凤,赵学士之词宗;紫电青霜,田将军之武库也。

请田、赵二人开楼,主事者有更深层的考虑。此前两百余年时间里,四川仅出了一位榜眼、一位探花——遂宁榜眼李仙根、大竹探花江国霖。蜀地“其卦值坤,故多斑彩文章”,向来是人文渊薮。蜀人也时常以辞圣、文宗、诗仙故里自诩,自况为东坡、升庵乡人。而蜀地状元长时间阙如,着实让一众文人宿儒意难平。

邀请两位状元开楼的意图就显而易见了。尤其文状元赵以炯,是贵州自明朝永乐年间设立行省以来,近五百年时间里,“破天荒”夺魁天下的第一人。而他状元及第的时间,正是崇丽阁动工的那一年。崇丽阁的主事者希望蜀人也能讨个吉利、沾点喜气,让四川的科第也破一次“天荒”。

崇丽阁开楼仪式

千古文脉萃斯楼

在崇丽阁建成后的第六年,蜀人骆成骧在全国十八行省数千名举人中脱颖而出,大魁于天下,中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乙未科一甲第一名进士,成为清代四川唯一一名文科状元。

这让成都一批迷信堪舆之术的宿儒,更加坚信其风水之说。锦江书院兼尊经书院院长伍肇龄,芙蓉书院院长叶毓荣,以及成都士绅罗应旒、马长卿等联名呈文四川总督衙门,向新任总督刘秉璋请求以崇丽阁为中心,在周围筹建新楼。据民国《华阳县志》记载,马长卿“以回澜塔就圯,而县中科第衰歇,乃创议于井前造崇丽阁”。崇丽阁建成后,逸叟又在其东楹撰写了一副对联,其上联曰:“压江流以扶地脉,远瞩高瞻,则见玉垒云开,峨眉月朗,夔门日射,剑阁烟消,郁郁葱葱,助全蜀山川钟灵毓秀。”把崇丽阁作为风水塔的功能表露无遗。清末民初来川任职的徐心余,写了一部《蜀游随笔》,也把崇丽阁作为四川的风水所系,把骆成骧中状元归功于崇丽阁的修建和赵以炯的开楼。书中这样写道:

崇丽阁者,形势如塔,而屋只三层。说者谓本省文风所系,当年科岁考时代,凡经考场及山长月课,常以此命题。川省人文,在清时向多杰出人才,而无鼎甲为地方生色,识者病之。光绪辛卯,倡议重修,川省风气,凡遇修建落成之日,须得名公巨卿,首先登踹,以为佳兆……果不数年,而资州骆成骧,遂有鳌头之占,亦云盛矣。

在“文治之隆,汉唐以来所未逮”的清代,四川人文不兴,其原因是错综复杂的。迷信的士绅将之归结为风水,倒也简单而粗暴。诸家风水之说,其文荒诞不经,难以使人信服。崇丽阁与其说是蜀地风水地脉的所在,倒不如说是成都千年文脉的延续。

琴台属于相如、草玄亭属于子云、草堂属于子美、罨画池属于放翁,而望江楼则属于薛洪度。薛涛,字洪度,是大唐盛世下的一位奇女子。蜀女多才,薛涛秀冠,作为大唐四大女诗人之首,是自韦皋到李德裕,前后十一任剑南西川节度使的幕中之宾。与之诗酒唱和者,有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张籍、杜牧、刘禹锡、张祜等名满天下的达官显宦、名士诗人。薛涛去世后,人们修建了吟诗楼、濯锦楼、浣笺亭、枇杷门巷等建筑,作为文人凭吊、饮宴、游赏、祖饯的地方。

崇丽阁的建成,使成都文脉得以赓续。士子有了更多的文化交流空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在相互间的切磋琢磨中,士子们自然学业精进。

成都望江公园清婉室至今还收藏有一通出土的《江楼吟》诗碑,碑文为崇丽阁的倡建者伍肇龄所作。尽管碑体残损,碑文漫漶,难以完全辨识,但从残存的文字中,仍能看到崇丽阁创建之初,是作为成都的文化符号和文化地标的。

濯锦江边第一楼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伍肇龄、马长卿等又请命于总督刘秉璋,建议以崇丽阁为中心,筹建一批亭台楼馆,包括重建吟诗楼、浣笺亭,新建五云仙馆、泉香榭和流杯池。刘秉璋乐成其事,欣然应允。于是乎一众士绅又开始筹募款项,统筹谋划起来,仍请马长卿主持其事。

从光绪十二年(1886年)冬修建崇丽阁开始,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婉室建成石刻薛涛道装像,前后十余年时间,耗银数万两,崇丽阁建筑群至此完工,并成为成都一大人文景观。

回望锦官城渐远,几人相送在江楼。望江楼矗立于锦江边,是水路出川的必经之地。身在成都的士人,远行前大多有这样的习惯:登临望江楼,与三朋四友推杯换盏,诗酒唱和。酒过三巡,微醺之际,踉踉跄跄在仆人搀扶下登舟上船。醉梦之间,舟子已撑着小船,划破一江碧水,稳稳地顺江而下。穿过峨眉山月、巴江流水,下夔巫、向三峡矣。川人都说,欲成大器,必出夔门。出了夔门,江面越来越宽阔,越来越平静,人生之路仿佛也宽阔、平坦起来。而江楼宴别,也就成了人生中的一次新起点。

祖饯之宴,虽然热闹,毕竟离别总是让人魂断神伤。士人们更愿意在上巳节,效兰亭韵事,曲水流觞,畅叙幽情;更愿意在重阳日,登高远眺、遍插茱萸、饮酒赏菊;更愿意在生日当天,约集亲友,把酒言欢,猜枚行令……

于良辰美景之中,行赏心之乐事,不亦快哉!

但凡出入四川的诗人,其诗集中总有那么一卷诗是留给蜀道、留给岷江的。而定居成都的诗人,望江楼更是他们诗集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对象。

随手翻开伍肇龄的诗集,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诗题:“四月八日同人宴江楼,即送洪尊彝司马行”“鸥舫招饮江楼,时有游鄂渚者,有赴卫藏者”;可以看到这样的诗题:“三月三日流杯池吟诗楼落成同人雅集”“生日江楼雅集”。其诗集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四月八日江楼宴集”“小寒前二日同人集江楼”“顾幼老招游江楼用十六日韵”“王东生库使招饮江楼”“春日江楼公宴三首”这样的诗题。即便没有亲友饯别,即便不是良辰佳节,只要有闲,便可以邀集于江楼之上。即使没有知交相伴,即使没有宴饮之会,也可以“江楼闲眺”“江楼雨后临眺”,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伍肇龄诗集中的这些诗,发生地便在望江楼。可以说望江楼触发了诗人的创作灵感,也可以说望江楼原本就是文化的重要构成。

望江楼是属于文人雅士的,望江楼也是属于普通大众的。

自从李冰修筑都江堰水利工程,成都平原的千里沃野得到灌溉,成都也就成了土地肥沃的代名词:天府之国、膏腴之地、鱼米之乡,最早皆指向成都。诸葛亮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常璩称“蜀人称郫、繁曰膏腴”;而唐代田澄的《蜀城诗》更这样形容成都:“地富鱼为米,山芳桂是樵”。凭借着得天独厚的物产优势,成都便有了敢于高喊“大荒不饥,蜀有蹲鸱;大旱不乱,蜀有广汉”的底气。

肥沃的土地一旦解决了成都人的吃喝问题,他们便动脑筋考虑玩乐问题了。正月的灯市,二月的花市,三月的蚕市……十月的酒市,十一月的梅市,十二月的桃符市,成都月月有会期,称为“成都十二月市”。无怪历史上对成都有这样的评价:“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

成都人游乐的天性,却是根植于骨子里的。而望江楼无疑给成都人民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游乐场所。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五月初五日,端午节这一天,一位叫丁树诚的官员登临崇丽阁,但见:

阁四层,梯凳委曲,游人如麻,挤而升,数折至最上头。凭栏四顾,东望大江,滚滚东去;西盼省垣,烟树杳蔼,城阁楼台,参差见影。南北俱平田大坝,村舍疏落,林木荟蔚。新秧初插,满野皆绿海青畴,心目一爽。

丁树诚在崇丽阁上盘桓许久后,随着西下的夕阳,复登濯锦楼。但见:

楼不高,俯江立,长廊空洞,阑槛四周,上下层俱可领燕。背江枕流,修竹四合。坝前植花木,位置疏雅。

今日的望江楼仍然游人如织,尽管在四围高楼映衬下没有了成都第一高楼的巍峨,闲步其中,仍能感觉其崇丽,这是对蜀文化的高山仰止。楼下的滔滔江水,述说着望江楼的前世今生,也述说着蜀文化一如锦江般的源远流长。

送别友人

来源:《晚霞》杂志2024年第7期

作者:且志宇

供图:向以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