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营山的110任知县

李定国

李瑞环在《从政史鉴》一书的序言中指出:“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历代王朝交相更替,阶级关系不断变化,但人们在改造自然、治理国家、提高自身素质等方面,积累了许多共同的财富,是不同时代阶级的人都可以接受,利用和借鉴的。”基于这一观点,笔者根据清同治《营山县志》记载的清代营山110任知县的有关史料,对他们的籍贯、科第、任职期限和执政情况作一简要综合,以为借鉴。

从清顺治八年(1651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260年间,营山共有朝廷委派的知县110任。清朝的县官是避省籍的。据有省籍记载的87任县官统计。他们中(按今地名)北京1人,河北2人,辽宁3人,陕西4人,甘肃2人,山西2人,河南6人,山东5人,江苏10人,福建5人,安徽1人,浙江15人,江西14人,湖北1人,湖南7人,云南2人,贵州4人,广东2人,广西1人。

清朝实行按科第授官。这110任知县中有科第记载的81人,其中进士24人,举人31人,贡生26人。从任职期限看,260年换了110任,平均每任两年零四个月,最长的12年,最短的几个月。这110任中,有54人正式任命为知县,其余为空缺时代理,称为“署理”。这110任知县在营山的功过是非,县志上没有一一记载,无法全面评述,同治《营山县志·职官》记载了38任县官的政绩,占110任的34%,他们或因“清白慈仁”而建有去思坊,或因“政绩丕彰”而立有传记,或因“廉明慈惠”而尊为名宦,或因“学优政勤”被士民爱戴。这38任知县的政绩,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营山县宋明清进士名单(图源:方志南充)

一

重教兴学

清代经皇帝主持的殿试,营山考了26个进士,在全省100多个县中居第五位,被誉为“科第仕宦,甲于蜀都”。这与知县重视教育是分不开的。康熙年间,知县张玉璘(福建人)主张“以学为先,因地育人”。上任第二天他就到学宫拜孔子,见学宫在战乱后屋漏雨淋,心甚不安。尽管当时百废待举,但建学宫“何可稍缓?”他带头捐资,鼓舞绅士兴学,学宫亦焕然改观。道光六年(1826年)知县夏文臻(江西人)一上任便“首以人才为念”。当“询知邑无书院兼乏考棚”,目睹来县参加考试的一千六七百生童,“备桌凳而来者,拥塞公门,一遇霖雨,苦不可状”,便商议士绅,按粮捐输。先修了云风书院(今师范附小前身)讲堂、学舍,接着修了考棚16间(地址在今县招待所),可容2000余人。21年后的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知县觉罗祥庆(满洲人)补官来县,见考棚“庑宇穿漏,墙垣(颓)崩”,便倡议“易向而南”,将石凳“更之以木”,将土墙“砌之以砖”。光绪年间知县傅亦舟(湖南人)为鼓励诸生勤学,增加书院师课奖赏。他还捐俸银百余两资助贫寒学生,年终发来,使“孤贫者得以卒岁”。这些县官,不仅倡修学宫、书院、考棚,为诸生创造好的学习条件,而且每月初一、十五还去学宫、书院检查课业,为诸生修改文章,教育他们立志勤学。傅亦舟除月课外,还“酒醴具备,招前列者入署会课,以文章品行相规”。张玉璘教育学生“观善则摩,闻恶则改”。觉罗祥庆勉励“士子读书务于明理达用”,要“通古今之治道,求经济之实用”。

二

编修县志

清代营山共新修、补修、重修、续修过5次县志,为“存史、资治、教化”起过重要作用。第一次是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张玉瑛来营山任知县,一到任便询问县志,了解县情,只查到残篇数页。他认为“国无史则一代之勋业弗彰,邑无志则一邑之典型不著”,于是聘请告官回乡的举人白不缁编修县志,次年告成。营之山川、名物、风俗、人文,其旋转生灭,从此别开生面。第二次是乾隆五年(1740年)李榕(江苏人)来掌营山,读了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编修的县志后,感到内容繁杂,且有错乱,特别是没有近30年的史料,于是亲自动手,重加辑订,“冗者修之,缺者补之,讹者正之”。书成离任,由继任者邱日增主持刻印出版。第三次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山东王绂疆来营。他感到“邑志创自康熙癸未知县张玉璘,增于乾隆癸亥知县李榕将四十年”,营山有很多史实可为编修国史提供资料而未记载,便“取旧志重加辑订”。第三次是嘉庆十七年(1812年)河南蒋予藩奉调来营。他认为“县志于田野最近,于士最亲,是通志,一统志之本”,便请于图培司编辑,“采幽潜之实,杜请托之门,泯猜疑之嫌,除阿党之见”,经4月书成。第五次是同治九年(1870年)营山知县翁道均(福建人)到任前便知营山“为望邑,代有文人,科第蝉嫣不绝”,但查阅县志,多记载缺略,便设修志局复修。请儒绅熊渭樵对旧志“缺者增之,疑似者核之”,历3月告竣。光绪十五年(1889年)刘诫等对该志作过补遗。县志的编修,为营山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三

修城建桥

明末清初,战事频繁,营山城垣被毁,乃以灵鹫塞为治地,康熙六年(1667年)才迁回县城。为维护封建统治,清代知县曾多次培修城垣。康熙七年(1668年)知县毛鸣歧锐志修城,因罗歉不果,仅建城楼4座。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知县张玉璘又建城楼4座。乾隆六年(1741年)知县李榕见东门崩裂,大有垮塌之忧,乃倡议捐修。嘉庆元年(1796年)知县俞廷举(广西人)见城垣倾塌,发动铺民在家宅后按段增筑土墙。咸丰九年(1859年)知县刘英选(山东人)见“营山三里之城,高不逾丈,以土代石”,“不堪守御”,遂倡议增筑。取石于深堂寺,距城较远,不便运输,便疏河筑堰,改用船运。工未竣,因任满离去。继任濮文升(江苏人)接修城垣,从咸丰十年(1860年)到同治四年(1665年)“暑雨秋淋,屡筑屡圯”,经过5年共修城墙584丈,城楼4座,奎星楼1座。在修筑过程中,“加征赋,劝乐输”“劳民伤财,至再至三”,曾激起民怨,濮文升“引为已责”,并敬告来者要“因时制宜,有所取鉴”。为使此后不因修城而“派累民间”,县设裕公局,置田产,收租专作修城之用。濮文升在主持修建城垣的同时,鉴于骆市桥垮塌,“农不便耕,商不便市”,又以修城余力重建骆市桥,还捐钱百串修北门桥。

四

劝勉农桑

在封建社会,营山长期处于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正如知县李玉台说:“营邑地方百里,居民数万家”“衣租食税称小康者,仅数百家,而凿井耕田,自食其力者,比比也”。当时的县官,一般只重征收赋税,很少过问农业生产。在县志上只记了几个县官关心农事的点滴事迹。知县张玉璘“饬间里之游惰,而民力普存”,对乡间游手好闲的人加以教育训诫,让保存的民力投入农业生产。他还采取措施平息盗贼,使农民有一个从事农业生产的好环境。康熙以来,营山广为流传举人罗在公写的《劝农歌》:“劝尔农,莫惮忙,男力菑畲女课桑;劝尔农,莫忘勤,翻犁须熟粪须匀;劝尔农,努力耕,东郊气暖土膏生;劝尔农,努力耘,种密移疏趁日昕;劝尔农,努力收,万宝告成庆有秋”。乾隆年间,知县邱日增盛赞这首歌。他在县志序言中说:读了《劝农歌》,田野里农夫耕田、妇女送饭的繁忙景象,就形象地展现在了眼前。这首歌的流传与当政者重视劝农是有关的。道光年间知县李玉台一到营山就“兴蚕桑,筑堰塘”,兴利除害。知县翁道均还“巡野而劳农功”,到乡间慰劳农民。随着生产的发展,当政者对农事的指导也有所加强。宣统二年(1910年),营山创立了蚕桑传习所,配备劝业员指导蚕桑生产。

五

济困救灾

光绪年间,县内人口日繁,民生日艰,弃婴者日多。光绪十年(1884年),知县傅亦舟将同治年间所设育婴堂重建为育婴公社,收养弃婴三四十人,由肉厘所资助费用,雇奶母抚育。次年傅离任。因肉税歉纳,经费无着,继任知县刘廷桢责令屠户按章纳税,违者必究。当年收入大增,不仅能养已育之婴,还有结余以备后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知县李玉台(甘肃人)目睹县内孤贫老病者流亡路旁,情甚惨重,便按例成立栖流所,加以收留,并以经费公局所掌之专款拨出一部分作养济费。为了储粮备荒,嘉庆十三年(1808年)知县刘毓爌(山东人)在城内建社仓50间,将散存于乡下、常为奸民侵蚀的积谷运集于县上统管,共储谷5704石,遇灾则减价卖出,以赈饥荒。光绪三年(1877年)四至六月不雨,禾苗干枯,知县宋家蒸(江西人)捐俸银千两,并开仓平价卖粮,遍设粥棚施粥,赈救饥民。

六

革除弊端

知县窦扬曾(云南人)“廉断有为”。光绪四年(1878年),他一上任便严惩刁徒。县内有一惯偷,“破案数十未获”,窦按律惩治,良善得以安宁。上级令办积谷,他自备单骑,不顾炎天暑热,亲往乡场劝导,民皆踊跃缴纳。此前,县内有种不良积习,即积谷尾欠,多由粮差垫还,而后由粮差拿票索取,乘机加倍勒索,民常叫苦不迭。窦知情后,不准粮差垫分厘,此弊遂绝。当时县内有乡馆(学校)数十,任教者名为考取,实则请托,有真才实学的人往往落选受屈。窦决定“以文行之高下为馆师之弃取”,对县学生员岁科考试也是这样。县内士习文风为之一振。清同治年间所设裕公局所管专修城垣之用的财产,时人多有贪欲之心,常借“裕公”之名挪用。光绪十年(1884年)知县傅亦舟将裕公局改为城工局,并建立制度,刻碑晓谕绅民:自今以后,所有局田岁入租谷,须妥为经管,专作永远培修城垣之用,非地方紧要重大事件,不得挪提。

七

廉勤爱民

顺治年间,上官宏基(陕西人)任营山知县。当时官府的供给多取于里民,为减轻百姓负担,“宏基悉除之”。顺治十五年(1658年)宏基病逝于任上,因贫不能归榇(棺材)。(棺材)皆县人捐资购置,后尊为名宦。知县宋家蒸在天大旱时,自持斋百日,远去百里之外的孔雀洞取水祈雨。家人有食肉者,便以天灾民困之理严加斥责。在日常生活中,他自奉简朴,吃粗茶淡饭,穿的除朝服外,多为布衣。宋家蒸对民间词讼,皆亲自断决。他说:“民呼我为父母,我呼民为赤子,何等亲切!”为民上者,对民间案件如果只听家丁吏役之言,往往会颠倒是非,“其弊端甚大,其为害于民甚烈,是父子恩义为左右隔绝矣,吾不忍也”。因此他每日坐大堂,遇有喊冤的,便立即审讯。审问时,门丁吏役只能拱手退听,百姓不费一钱,敲诈勒索之徒不能逞其伎俩,民以“廉勤爱民”赞之。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封建社会的这些县官,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学说的仁政思想指导下,为巩固封建统治所做的有利于人民生息的事,与今天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人民政权的执政者依靠人民群众所从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无论在性质上和成就上都是不可比拟的。但作为历史文明遗产,我们要像李瑞环在《从政史鉴》的序言中指出的那样:既要看到它的阶级性,又要重视它的承继性和借鉴性。“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王羲之语)。我们今天为人民做了好事,办了实事,人民会永志不忘的。

(原载《营山文史资料汇编》)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定国

供稿: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