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学从何时开始兴旺的?

黄剑华

西汉王朝统一全国之后,积极发展经济与文化,特别重视教育与读书,由此而日渐兴旺繁荣。当时的蜀地就涌现了很多秀冠全国的文化精英,其中既有笔力雄健的文豪,又有学问深厚的大儒,还有卓尔不凡的高士。

汉朝文运的兴旺与蜀学的勃兴,二者的关系非常密切。而蜀学的崛起,首先是从文翁兴办学校培养人才开始的。据《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是安徽庐江人,少好学,通《春秋》,经过郡县的察举而步入仕途,汉景帝的时候被任命为蜀郡守。文翁上任后,见当时地处西南的蜀郡“辟陋有蛮夷风”,觉得蜀地的风俗习惯与社会面貌还比较落后,便决心改变这个现状。文翁身居官场,“仁爱好教化”,深知读书的重要,于是由官府出资兴办学校,招收了一批少年子弟入校读书,并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免除他们的税赋,成绩优秀者选用为郡县吏。文翁还采取了很多鼓励读书的措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譬如他每次去蜀郡下属的县邑视察,常常要带上优秀的学官诸生同行,派他们传播政令,使他们成为了众人羡慕的榜样:“县邑吏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文翁还从郡县小吏中挑选了十余位才思敏捷者,派他们到长安就学,“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这些人数年之后学成回蜀,都得到了文翁的重用,有的在官学执教,有的被提拔从政,后来“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文翁办学,影响深远,“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汉书》

常璩《华阳国志》卷三对文翁在成都兴办学校与培养人才也有一段重要记述:“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穿湔江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顷。是时世平道治,民物阜康,承秦之后,学校陵夷,俗好文刻。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隽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这段记载说文翁的任职比较早,在文翁培养推荐的人才中,张叔被朝廷征为博士,后官至侍中、扬州刺史,其他担任各级职务的还有很多。

《华阳国志》

通过《汉书》与《华阳国志》的记载,可知文翁确实不同凡响,在蜀郡任上大兴水利、开垦稻田,促进了经济繁荣;特别是通过办学倡导了读书好学之风,从根本上改善了蜀地的社会风气,为人才队伍的可持续培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蜀地从此成了一个文化勃兴和文运昌盛的地区。随着众多文人学者的涌现,形成了蔚然成风的蜀学,与当时的齐鲁学派比肩而立,享有了文宗在蜀的美誉。更为重要的是,文翁在成都创建官学的成功经验,不仅对周边的巴郡与汉中郡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都立刻仿效蜀郡建立了学校;而且获得了西汉朝廷的赞扬,被推广到全国,传令各地官府都要兴办学校积极培养人才。汉武帝的诏令颁发后,促进了汉朝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文翁的作为,对汉朝文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文翁在成都创建的文学精舍讲堂,又称文翁石室,与文庙相邻,是蜀地最早的学校,以后一直是历代府学所在,前后延续了两千多年,可谓是人类文明史上创办时间最长的一所学堂。我国古代许多文化古都如西安、洛阳、南京、开封等,都曾是古代学子云集之地,可是随着历史岁月的变迁,千年以前的古老学堂皆已湮没无存。只有古老的成都文翁石室(今石室中学),迄今仍发挥着教育培养人才的作用,堪称是中华教育史上的千古佳话。

成都文翁石室(今石室中学)

汉代蜀地文化的兴盛,与司马相如的巨大影响也有很大的关系。据《史记》与《汉书》记述,司马相如字长卿,为蜀郡成都人,年轻时读书学文,击剑习武,既有文才,又有武艺,在汉景帝时游宦京师,担任过武骑常侍。司马相如撰写了《子虚赋》《上林赋》等很多大赋,是西汉时期著名的大文豪。司马相如和文翁是同时代人,在成都居住期间曾执教于石室。《蜀中名胜记》卷一引《寰宇记》说:“石室,司马相如教授于此,从者数千人。”又据《汉书》载:“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以为“汉家得士,盛于其世矣”。

司马相如在汉武帝时名气很大,撰写的辞赋深受汉武帝青睐。史书记载,汉武帝重视人才,经常不拘一格擢用有才华的文人。司马相如不仅文字出众,而且很有才干,被汉武帝任为中郎将,建节出使巴蜀西南夷,“驰四乘之传”,“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县令负弩矢先驱,蜀人以为宠”。司马相如对治理开发西南夷也显示了非凡的才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莋、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边关益斥,西至沬、若水,南至牂牁为徼,通灵山道,桥孙水,以通邛莋。还报天子,天子大说”。司马相如建功立业,做出了重要建树。当然最重要的,仍是他的辞赋。

司马相如的名人效应,对蜀中的后学之辈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了很多青年学子的崇拜偶像,使“好文学,重辞章”,成了蜀地一个悠久的传统。正如《汉书·地理志》所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论说:“武帝时文人,赋莫如司马相如,文莫如司马迁。”称赞司马相如的辞赋:“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司马相如在汉赋方面的杰出成就,可谓是汉代的一座丰碑,被称誉为汉代的赋圣。正是由于司马相如文章辞赋的巨大影响,促使了汉代其他文人对汉赋的踊跃创作,从而蔚然成风,在两汉时期形成了一个绚丽多彩的文学景观,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写了精彩的篇章。

相如故城司马相如像

扬雄是继司马相如之后,汉代成都又一位“文章冠天下”的大文豪。扬雄少年时代生活在文风浓郁的成都,就深受好学之风的熏陶。《汉书·扬雄传》说他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做学问喜欢深究奥妙,写文章追求精益求精,年轻时就成了一位特别擅长写作的高手。扬雄起初特别喜欢辞赋,这主要是受到了司马相如的巨大影响,将司马相如作为崇拜和模仿的偶像。《汉书·扬雄传》对此就作了如实记述:“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扬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华阳国志》卷十也说,扬雄“好学,不为章句。初慕司马相如绮丽之文,多作词赋”。

扬雄在青年时代撰写的《蜀都赋》,描写了古蜀国的传奇历史和壮丽的河山,以及蜀地丰富多样的物产与绚丽多彩的人文景观,是一篇使他声名大振的代表之作。扬雄崭露头角,有人向朝廷推荐,于是得到汉成帝的召见,成了朝中的待诏之士。扬雄又相继撰写了《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等文采飞扬的辞赋,通过对汉成帝功业的歌颂,而委婉地表达了讽谏之意。

绵阳西山风景名胜区扬雄像

扬雄喜欢撰写大赋,却有与众不同的思考。他对辞赋的理解,觉得歌功颂德是次要的,而讽谏才是最重要的。同时他也发现辞赋这种词藻丽靡的“宫廷艺术”,常使观者得浮华而不省真意,实际上并无劝谏的效果。于是他转而研究经世之学,从此潜心学术,发愤著书,先后撰写了《法言》《太玄》《训纂篇》《州箴》《方言》等著作。扬雄撰写的《法言》,是仿《论语》而写的政论性著作;《太玄》则是一部哲学著作,融儒道为一体,对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宇宙做出了独到的解释。扬雄的《训纂》是一部文字学著作,《方言》是记载和研究西汉时期方言和词汇的专著。

《方言》

此外,扬雄对史学也有涉猎,撰写有地方史《蜀王本纪》。扬雄毕生著述数量甚多,除了辞赋和论著,还有奏章、书信、谏、诵、箴等,汉代当时的散文形式他几乎都尝试过。作为西蜀的一位大儒,扬雄的学问融通多种学科,堪称是蜀学勃兴的代表人物。当时,桓谭著《新论》,称赞扬雄不仅是“西道孔子”,同时也是“东道孔子”,具有全国性的影响,认为扬雄“才智开通,能入圣道,卓绝于众,汉兴以来,未有此人也”。后来常璩撰写地方志书的开山之作《华阳国志》,也对扬雄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唐朝很多著名的文豪,也对扬雄表示了极大的敬佩,韩愈就说:“汉朝人莫不能为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为之最。”

在汉朝蜀地的诸多名人中,严君平也是一位著名人物。他隐逸于成都繁华闹市之中,以卜筮为业、授书为乐,被视为奇人和高士。《汉书》卷七十二对他的生平事迹做了简洁的记载,说汉成帝的时候,“蜀有严君平”,“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导之以善,从吾言者,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足自养,则闭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览亡不通,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余万言”。又说“君平年九十余,遂以其业终,蜀人爱敬,至今称焉”。由此可知,严君平博览群书,非常有学问,精通周易与老庄之学,尤其是对《老子》做过深入研究,撰写有专著。

蜀中高士严君平画像

《华阳国志》卷十对严君平的事迹作了简洁的记述,称“严平恬泊,皓然沈冥”,将其放在《先贤士女总赞·蜀郡士女》的头条,说:“严遵,字君平,成都人也。雅性澹泊,学业加妙,专精《大易》,耽于《老》《庄》。常卜筮于市,假蓍龟以教。与人子卜,教以孝;与人弟卜,教以悌;与人臣卜,教以忠。于是风移俗易,上下兹和。日阅数人,得百钱,则闭肆下簾。授《老》《庄》,著《指归》,为道书之宗。”常璩的记述,与《汉书》的记载大致相同,但更清晰,对严君平的评价更高。

《老子指归》

据任乃强先生研究,严君平本来姓庄,扬雄《法言·问明篇》中称“蜀庄沈冥”就说得很清楚。因为“汉明帝名庄,班固著书于其世,避讳甚谨,凡书中庄字皆作严”,所以就将庄君平改称为严君平了。由于《汉书》的影响,后来大家也就习以为常,“故今人皆言‘严君平’,莫能知其实姓也”。严君平的称呼也就一直延续至今。

严君平因为是一位奇人,故而有许多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长期流传于世。如晋代张华《博物志》卷十记述,传说天河与大海相通,有人乘槎而去,漂入了天河,在一处看见女子织锦,丈夫牵牛,后回到蜀郡向通晓天文的严君平请教,才知道看见的是牛郎织女。后来的《蜀中广记》亦有相同记述,《蜀中名胜记》引《道教灵验记》说成都有“支机石,即海客携来,自天河所得,织女令问严君平者也”。成都有支机石与君平街,传说就与严君平有关。皇甫谧《高士传》则记述了另一个故事,说严君平隐居不仕,当时有个叫罗冲的富人要送严君平车马与钱财,严君平说我以卜为业,赚的钱犹余数百,尘埃厚寸,不知所用;而你昼夜汲汲,未尝有足,是我有余而你不足,你凭什么赠我钱财?!一席话说得罗冲大惭。

蜀中大儒扬雄与严君平有师生之谊,扬雄的博学,与少时师从严君平显然有着很大的关系。扬雄成名后依然对严君平十分敬仰和推崇,《汉书》就有“扬雄少时从游学,以而仕京师显名,数为朝廷在位贤者称君平德”。《华阳国志》也有“扬雄少师之,称其德”的记载。严君平去世后,扬雄《法言·问明篇》中说历史上有洗耳逃世的许由与不食周粟的伯夷,严君平隐于市而不避世,故不慕许由,不学伯夷;而将严君平比喻为古时最著名的随侯珠与和氏璧,称严君平为“蜀庄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见,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虽随、和何以加诸!”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人对严君平也都评价甚高,视为蜀中隐居的大儒。迄今四川一些与严君平有关的地名或古迹,都表达了后世对这位汉代高士的纪念。

总而言之,汉代蜀郡教育的兴旺,为蜀地带来了文化的灿烂,也促使了人才的大量涌现。正如《华阳国志·蜀志》所说:“故司马相如耀文上京,扬子云齐圣广渊,严君平经德秉哲,王子渊才高名隽……得意之徒恂恂焉。”从汉代开始,蜀地由此而形成了一种浓厚的文化风气,不仅惠及当时,润泽了诸多的文人学子,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

(本文原载《月读》2024年第4期,原标题为《汉朝文运与蜀学勃兴》。

来源:中华书局1912

作者:黄剑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