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军校筹建经过

王云山

10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孙中山创办了一所新型的军事政治学校“陆军军官学校”,又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产物,也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黄埔军校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不是黄埔军校全部筹备工作史,只是撷取早期国共合作创建黄埔军校过程中的几朵革命浪花,怀抱追思和崇敬的心情,在黄埔军校建校100周年之际,重温革命的艰难,铭记黄埔革命先烈为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所作的流血牺牲,在新时代继续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马林初晤孙中山,提出“创办军官学校”的建议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巨大影响,孙中山渴望得到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1918年,孙中山以“中国南方议会”的名义给列宁和俄国政府写了一封贺信,热烈祝贺俄国革命成功,表示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列宁看到这封信后,让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代表自己回了一封信。可惜这封回信被耽误了,孙中山没有看到。

1920年7月,荷兰人马林在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随后,共产国际根据列宁的推荐,派他到中国调查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并帮助建党。马林的公开身份是日本《东方经济学家》杂志的记者,实际身份是共产国际代表。

马林(左一)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马林几经曲折于1921年6月到达上海,7月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2月10日,在共产党员张太雷(任翻译)的陪同下,他经武汉、长沙前往广西拜访孙中山,12月23日到达桂林。

中共“一大”会址:上海望志路106 号(今兴业路76 号)

孙中山对马林的到来非常热情,让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出席了会谈,还让马林给他率领的北伐部队演讲,介绍俄国军队的情况。

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马林提出以下意见:一、改组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尤其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二、创立军官学校,以建立革命的基础;三、促进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

孙中山向马林表示,他虽然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他的思想是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他强调军事工作的重要性,同时迫切希望得到俄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但同时,他担心过早地联俄会引起列强的干预,于是再三叮嘱马林对这次会谈要保密。孙中山认为,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了不利的局面,但是只要他的北伐还未完成,联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待北伐胜利结束,立即提议与俄国公开建立联盟”,还表示愿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考察。对于马林提出的其他建议,如改组国民党、建立军官学校等,孙中山表示在完成反对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后立即实行。

马林在1925年写成的《我对孙中山的印象》一文中说:“最后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念离开了桂林:在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应当把国民党看成一个盟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7)》第二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261页]

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的建立

1922年7月上旬,马林返回莫斯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他介绍了孙中山的地位和影响,对孙中山的联俄态度做了分析,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应与孙中山合作”的主张。共产国际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并决定由马林负责贯彻执行。

8月,马林返华。返华途中,他恰巧与新委任的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乘坐同一列火车,他把关于“中国共产党应与孙中山合作”的设想与越飞进行了交流。后来,马林一度成为越飞与孙中山之间的“联络员”。

马林到达上海后得知,广东军阀陈炯明6月16日公开武装叛变,把孙中山赶出了广州,还悬赏20万元追杀孙中山。这次叛变推翻了孙中山的南方政权,孙中山不得不到上海避难。8月26日,马林拜访孙中山,深入讨论了“远东大局及解决之法”。孙中山认为,同俄国建立公开的更紧密的联系是完全必要的,同共产党合作的条件也已经成熟,可以接受改组国民党的意见。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致力于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并到农村开展农民运动,但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失败的事实中他们看到,自己的革命力量远不如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所以,他们认识到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决定采取积极步骤,联合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

1922年8月29—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建议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经过争论,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由共产党少数负责人先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民革命联合战线”。

西湖会议后,李大钊在上海拜访了孙中山。这是国共两党领导人的第一次会面,他们“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在《孙中山与宋庆龄》一书中,记载了两人的谈话。他们首先讨论了国共合作的现实性、可行性和面对的困难……宋庆龄后来回忆道:“孙同李的谈话一直到吃饭的时候,饭后又谈了很长时间。他们谈到了中国的上层建筑和国内各阶级的分析、革命力量的聚合,以及他们的雄伟抱负。共同的志向使他们话兴更浓,一直持续到深夜。尤其谈到国共合作的前景时,两人更是兴奋不已。李大钊当场对孙中山表示:‘为了国家利益,我愿意以个人身份同时参加国民党。’‘我以个人的名义表示欢迎’,孙中山先生说。当两双伟人的大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正式的协议算是达成了。于是李大钊就成了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晨光著《孙中山与宋庆龄》,团结出版社2004 年版,第263、264页)

李大钊(1889—1927)

不久,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也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但是党内大多数人对于这种做法仍有疑虑。直到一年以后,西湖会议的决定才得到贯彻执行。

“孙越会谈”确立“联俄联共”方针,正式提出筹办军事学校

此时的孙中山因依靠军阀打军阀屡遭挫折,陷于苦闷。他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所产生的影响,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所以愿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同时孙中山也认识到:在中国,单凭革命党而没有革命军的奋斗,革命难以成功,因此下决心要以俄为师,在建设一个革命的国民党的同时创建一支革命武装,并创办革命军校。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组国民党的首次会议,即席解释“联俄联共”政策,认为只有“联俄联共”才能取得主动。为争取支持,1922年8—12月,孙中山通过马林与北京的全权代表越飞多次交换信件,双方对各自的立场进行摸底。随后,越飞派他的军事随员格克尔先期到达上海。

9月26日,孙中山在上海的寓所接见了格克尔,马林参加会谈并做记录。会谈中,孙中山向格克尔提出:“外国列强阻扰中国的统一事业,我们需要一个支持中国统一的朋友,只有俄国可以成为这样的朋友”,希望“在中国西北边界或土耳其斯坦拥有一支自己的由俄国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军队”,“无论如何一定要建立这支独立的军队”,如果越飞同意,将“派一个军事专家赴长春,与格克尔同志一起给莫斯科拟一个计划”。[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7)》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135、136页]后来,孙中山又派人在北京同加拉罕(苏联政治、外交人物,1924年后担任过苏联驻华大使)谈判,第一次“提出要在广州开办学校和增加苏俄派出人员的数量问题”。与格克尔会谈时,孙中山在地图上指明了为提供援助可以利用的路线。

格克尔回到北京后,向越飞做了汇报,并于10月17日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发了电报,报告了孙中山的最新态度。1922年11月7日,越飞写信给马林,说关于孙中山想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计划他已报告莫斯科。

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肯定了越飞关于中国问题的政策,并作出决议,让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托洛茨基和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等人仔细研究如何支持孙中山提出的要求。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对促进国共合作起了重要的作用。

1月16日,越飞特地由北京到上海拜会孙中山。从1月18日到24日,越飞与孙中山进行了数次会谈。孙中山“极为喜悦”,曾吩咐侍卫无论何人都不予通传和不许登楼。26日,著名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的签订,标志着国民党与苏俄正式建立了合作关系,表明了孙中山公开确立“联俄”政策,也表明了苏俄政府对孙中山的支持。这为后来国共合作和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奠定了基础。

这次会谈后,越飞向苏联领导人报告:“只有孙逸仙能够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唯一盟友”“务必保住华南作为(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基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7)》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172页]

会谈时,孙中山提出想得到苏联200万墨西哥元资助和建立10万军队所需的物资装备的援助,援助“10万人军队的装备,从海参崴运军火到广州”。关于军事问题,1月25日越飞让格克尔再次南下,单独与孙中山会谈。越飞和格克尔的态度仍然是:“依靠广州(运输)太冒险,因广州系英国势力范围和海军力量中心。”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访问,筹办军事学校提上议事日程

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开会,决定同意向孙中山提供200万墨西哥元的财政援助,并派遣一批军事顾问,在中国西部组建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作为革命军队的基础。

5月1日,在日本热海疗养的越飞把俄共中央的决定发给正在广州的马林,要马林转给孙中山。在电报中,苏联政府答应:“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这笔援款应使用一年,分几次付,每次只付50000金卢布”,“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我国援助的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非野战部队)”。(李玉贞、杜魏华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171页 )

孙中山接到电报后非常高兴,很快就发电报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电报热情洋溢地称:“贵国5月1日回电使我们感到大有希望。第一,我们当感谢贵国的慷慨允诺;第二,我们同意贵国的一切建议;第三,我们将用大部分精力去实施这些建议并派代表赴莫斯科详细磋商。”(李玉贞、杜魏华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74页 )

1923年5月,共产国际给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三大”发出信件,要求“国民党和年青的中国共产党的行动协调起来”。

6月12—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等文件。文件指出:党在现阶段“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工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文件还规定了保持党在政治上的独立性的一些原则。马林参加了大会。

中共“三大”旧址:广州东山恤孤院路后街31号

从1922年6月到1924年初,李大钊受中共的委托几次往返于北京、上海、广州之间,同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事宜,为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1923年8月,孙中山秘密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委任蒋介石带队,代表他访问苏联。去的人选是经过国共两党协商的,其中共产党派出两人——张太雷和沈定一(沈玄庐,中共早期党员),国民党派出两人——蒋介石和王登云(留美回国)。

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于1923年9月2日到达莫斯科,由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接待,双方进行了多次会谈和协商。据《崛起与北伐》一书记载:代表团到达苏联后,1923年9月9日,蒋介石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会谈。谈判中,蒋介石提到“原拟在广州开办军校”,苏联没有接受,为此他提议“以该项建校经费来扩大派人(到苏联学习)数量”。斯克良斯基表示:“由于俄国人学习汉语困难,最好开办专门招收中国学员的学校”,“应开办两所军校:一为高等军校,培养(不低于营级的)指挥人员,招收具有一定俄语知识的人,培训名额约30人,地点在彼得格勒或莫斯科;另一所为中等军事学校,设在靠近中国的地区——符拉迪沃斯克或伊尔库茨克,可招收一些多少受过军事训练的约500名中国学员”。(杨天石著《崛起与北伐》,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版, 第82页)

9月10日起,蒋介石开始在招待所起草“作战计划”。11日下午,蒋介石和苏联军事学校管理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叙谈一小时,彼得罗夫斯基答应向代表团提供各种学校教材。

12日上午,蒋介石写完“作战计划”,加进可能是沈定一起草的“宣传计划”,总名为《中国革命的新前景》。10月5日,又经修改后,定名为《孙逸仙代表团关于越飞5月1日东京电中所提建议之备忘录》。

蒋介石起草的“备忘录”第五部分为《两个拟议中的军事基地》。这两个军事基地一个设在蒙古库伦,一个在新疆乌鲁木齐,主张在这两个地区同时建立军队,在库伦建立主力部队,在乌鲁木齐建立增援团队,两年后开始进攻北京,这就是“西北军事计划”。

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军事计划并没有得到苏联人的响应。11月11日,代表团会晤斯克良斯基和加米涅夫时,蒋介石得到的答复是:“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因为不然的话,在现有条件下的一切军事行动必定失败。”(杨天石著《崛起与北伐》,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年版, 第95页)11月27日,代表团临回国前同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进行了会谈,托洛茨基向代表团表示:“在目前各种军事力量战略对比的情况下,不可能向孙的军队提供(军事)援助。而代之我们将为中国革命者学习军事敞开我们的学校,在这方面,我们将履行不久前革命军事委员会做出的那些承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7)》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338页]这里的“承诺”,包括“建立军事学校”的内容。

蒋介石对苏方不支持他的“西北军事计划”不满意,觉得“受到冷落”。但是,这次代表团有两大收获:一是苏联人同意单独“开办学校”;二是学习到了苏联红军的组织制度以及政治工作制度。

斯大林派出“特使”鲍罗廷,“黄埔建军”初现曙光

1923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会议通过由斯大林提名的“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的决议。

鲍罗廷一直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地位很不一般。他来到中国后,先在北京同加拉罕讨论了有关策略,得到了最后的指示。1923年9月底,他动身前往上海,与共产党的领导人会面座谈。

不久,国际国内形势有了新的转变:首先,1924年2月,英国工党政府宣布承认苏联,两国正式建交。其次,鲍罗廷由上海转道去往广州,在广州受到孙中山的欢迎。鲍罗廷是拿着加拉罕的介绍信来的,信中写道:“希望鲍罗廷同志到广州以后,将会更快地推动形势的发展,将会使形势发展大大地超过到目前为止所能达到的速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7)》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575页]鲍罗廷和孙中山坦率而透彻地讨论了将要开展的工作和他们各自的作用。鲍会英语,因而能同孙中山直接交谈。鲍罗廷夫妇和孙中山、宋庆龄的关系很快密切起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再次,1923年11月初,军阀陈炯明企图卷土重来,兵分四路猛攻广州。广州市内宣布戒严,人心浮动,形势出现急转直下的局面,孙中山动员全体党员行动起来,保卫广州革命根据地。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建立军事学校已经到了势在必行的地步。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通过了在广州设立军事学校的方案。鲍罗廷有具体记录:“1923年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已经最后通过了按营的建制在广州设立第一所军校的方案。……校长由蒋将军担任,广东省长廖仲恺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军校的费用每月约15000—20000美元。”[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7)》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第372页]

1924年3月2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第81次会议批准了给孙中山的财政援助,同意“按照1923年5月1日越飞致孙中山电报中所允诺的武器数量给以提供”。

黄埔军校正式建立

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在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会议还决定创办一所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5月,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任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发表了长篇讲话,勉励军校学生要努力,将来成为革命军的骨干。鲍罗廷等出席。1924年10月7日,正值“广州商团事变”期间,苏联允诺的第一批武器弹药送达广州。

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左起:廖仲恺、蒋介石、孙中山、宋庆龄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创办,先后发出第62号、钟字第22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团组织认真选拔党团员报考军校。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进入军校学习或参加到军校的筹办工作中去,为军校的创办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毛泽东在上海亲自接待过报考黄埔军校的学生,周恩来是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是主管军校军事教育的教授部副主任。还有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他受党的指派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是具体的执行者、推动者。张太雷不仅在1921年陪同马林到桂林访问孙中山,还参加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的会议,赞成建立国民革命联合阵线,不久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还是共产党派到“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蒋介石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副主席斯克良斯基、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以及苏联军事学校管理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会谈时,他都全程参与。访问结束后,他将代表团在苏联访问的情况,“代表团”的访问成果(苏联人同意单独“开办学校”),苏联红军的组织制度、政治工作制度,“代表团”之间的意见分歧等向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作了汇报。

中国共产党发出的第62 号通告

聂荣臻在《我到黄埔的时候》一文中谈道:“黄埔军校是在共产党和苏联的大力帮助下创办的,党在军校中有很高的威信。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更是我们党一手建立起来的……当时黄埔军校有党团领导小组,开始由鲁易和我负责,以后熊雄同志东征回来就由他当党团领导小组书记。领导小组下设几个支部,有的是小组……政治部的支部,党员人数更多。党团员身份只有少数人公开,大部分还是秘密的。党团活动的主要内容,除了搞好教学以外,最主要的是在黄埔军校的军官和学生中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那时候,我几乎每周要到广州去一次,向区党委汇报情况、接受指示,有时候是听报告,鲍罗廷经常作形势报告,也听过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回来后就在党内进行传达学习”,“政治部经常召开政治教育会议,每期总要有100多次。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都是我们党的同志,像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同志,他们是专职的政治教官。还有一些是兼职的,人数就更多一些。也请一些社会名流等来讲政治课。黄埔政治课,对传播进步思想起了重要作用”。

徐向前在《携手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和《回顾黄埔军校》等文章中也回忆了黄埔军校当年的情况:各地一批批热血青年怀抱救国救民的崇高愿望从五湖四海会集到广东黄埔,本着“亲爱精诚”的精神,高唱“怒潮澎湃”的校歌,同场操练、同窗切磋,在东征、北伐之役中同学们跃马挥刀、奋勇杀敌,战功辉煌,驰誉中外。他还记得在共产党特别支部领导和支持下,以共产党员蒋先云同志为代表的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名义上是青年军人的群众组织,实际上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军校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共产党对青年军人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宣传教育的一种组织形式。当时同学中有一个口号:“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还每天高唱校歌:“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在战斗中,不少黄埔同学英勇献身!

以上事实真切地记录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为黄埔军校作出的杰出贡献,他们逐步为军校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政治工作和政治教育制度,使军校的气象焕然一新。

黄埔军校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因为军校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并重,实行党代表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才使黄埔军校成为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黄埔学生军被誉为“革命前驱”“东方红军”。

依靠这支武装力量,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国民党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事变”、平定杨刘叛乱,进行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打垮了吴佩孚和孙传芳的反动势力,使得打倒军阀的战争发展到长江流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震惊全国的“四·一二”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不少黄埔师生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各地发动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工农红军的指挥员。

在新时代,我们要赓续、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不忘革命先烈的历史功绩。黄埔精神是黄埔军校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核心是为统一中国、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顽强奋斗的爱国主义。今天我们传承弘扬黄埔精神,最主要的就是致力于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伟业。抚今追昔,中华儿女当铭记历史,并肩前行,一同开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明天。

来源:《纵横》2024年第6期

文/图:王云山(黄埔军校同学会宣传部原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