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史视阈下成都

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再认识

何一民

摘要:作为历史悠久且持续发展的城市之一,成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长期以来没有被充分的认识。随着近些年考古发掘的进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成都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从文明史视阈考察成都的形成、发展与变迁,可以看到:成都不仅是巴蜀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秦统一巴蜀后,成都以其特殊的地理区位成为中国三大经济带的交汇点,中国内陆对内对外开放的交通枢纽、经济枢纽和文化枢纽,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增长极和动力源。随着21世纪陆海经济时代的来临,成都的战略地位再次得到提升,未来将在中华文明复兴的进程中发挥新的作用。

本文研究的缘起,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首先是对当下成都发展的思考。改革开放以来,成都的城市竞争力、影响力和知名度快速提升,经济和社会发展在中国排名前列,为国家中心城市,在全国和全球都是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城市。在长江上游相距仅300余公里范围内,何以确立重庆和成都两个城市为国家中心城市?这并非偶然。重庆是中央直辖市,而成都作为省会城市能够超越众多的省会城市或副省级城市脱颖而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当下成都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和社会进步有着直接的关系,也与成都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因此,重新认识成都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助于对此一问题作出解答,更有助于对成都未来发展进行科学定位。

其次,基于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的进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巴蜀地区取得了重大成就。近百年来,成都平原和岷江流域的考古进展,改变甚至颠覆了前人对成都历史的认知。成都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样本,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而成为中国三大经济带的交汇点,中国内陆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的交通枢纽、经济枢纽和文化枢纽,有力地推动和支撑了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增长极和动力源。因此,我们有必要跳出地方史研究的视野,将成都的形成、发展以及历史地位置于中华文明整体史视阈下进行重新研究。

一、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是中华文明中心之一

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长期盛行的文明起源单中心论,在越来越多的历史真相被发现后开始得到改变。苏秉琦先生提出的中华文明起源“满天星斗说”,得到了普遍认同。2004年,国家“十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启动,历时14年,取得重大成果。2018年5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成果发布会,明确提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早期发展是一个多元一体的过程”。成都平原一系列早期文化遗址的发现,充分表明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确立了成都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秦汉至明清时期,在大一统王朝的统治下形成了中原文化中心论,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地区被视为蛮夷之地。正因如此,汉武帝时期出现了所谓“文翁化蜀”之说。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巴蜀文明皆是由中原移植而来。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遗址发现之初,不少人认为三星堆文化与本土文化无关,怀疑外来文明植入。事实上,以成都为中心的古蜀文明的形成和早期发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0世纪20年代以来,巴蜀地区的大量考古新发现,充分证明以成都为中心的古蜀文明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传承。1951年,资阳发现了距今3.5—4万年前晚期智人的化石和相关遗迹,这些早期人类被命名为“资阳人”,证实了成都平原及周边地区在此一时期就有早期人类活动。2019年,眉山市东坡区发现了距今20万年前的坛罐山遗址,地处成都平原南部、岷江支流东醴泉河右岸的低缓垅岗上,是“一处典型中国南方砾石工业类型的遗址”,“也是一处古人类多次光顾、短期活动的原地埋藏遗址”。该遗址的发现,改变了今人对成都历史文化起源的相关认知,充分证实了在20万年前成都平原就有古人类活动。

20世纪末,成都平原发现了宝墩古城、大邑高山古城和盐店古城、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古城、崇州双河古城和紫竹古城等8座早期古城。宝墩古城的最早营建年代为公元前2550年,规模达到270多万平方米,规模仅次于中国早期古城中的石峁古城、良渚古城、陶寺古城,排名第四。另外,考古工作者在宝墩古城遗址还发现了距今4500年前的稻田遗址和相当数量的包括稻、粟在内的炭化植物种子,其中稻谷数量占绝对优势,另外还发现了相当数量的家畜遗骨。由此可以判断,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已经初步形成了稻、粟兼作的农业生产体系,两种主要粮食作物的错时栽种,使粮食产量大增,由此推动成都平原人口的增长。大量成都平原以外的人口也相继从岷江上游、成都平原北部、东部和西部的丘陵山地向平原腹心地带迁移,甚至长江中下游的人群也向成都平原聚集。正是农业生产发展和人口增长,推动了成都平原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由此也推动了社会分化。族群冲突频繁,王权和早期国家组织也随之产生。面积达270万平方米的宝墩古城这一早期超大型城市的出现,意义非同一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营建大型设施,不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还需要有一个能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和社会分工的强大社会组织。“大批聚落中心和古城”“大型建筑”和“大型祭祀活动”的出现,是国家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一观点已经为学界所认同。宝墩古城遗址规模巨大,筑有内外两重宽厚的城墙,城内还发现多处2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单体建筑或成组的建筑群基址,应是当时的大型公共礼仪性建筑。此外,郫县古城遗址发现一座面积约550平方米的大房屋建筑基址,可能为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或公共礼仪活动的场所。崇州双河古城发现了带有礼器性质的三孔石钺,石钺是新石器后期史前文明最高军事指挥权的代表物之一,也是早期王权的象征之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成果表明:距今5000—3000多年间,东亚“各地区都开始出现了初期的文明,它的标志就是王权的出现,大的城址、高等级的建筑,所谓的宫殿,高等级的墓葬,这样几点是判断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最终是国家的出现,国家的出现会有一些物质的体现,比如大的城址,大的工程”。宝墩古城和成都平原其他古城的大型建筑及附属设施营建,充分表明距今4500—3800年阶段,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不同于一般部落联盟的早期国家。因此,宝墩古城的营建标志着文明的曙光初照成都平原。

宝墩文化为三星堆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三星堆遗址是由数十个文化点构成的大型遗址群,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距今4500—3100年,其最繁荣的青铜器文化时期距今3500年左右。在三星堆遗址中,城市、青铜器、大型礼仪中心、国家组织等多种文明要素齐备,由此标志着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已经完全进入文明时代。

第一,三星堆古城已属于完整意义上的城市,是古蜀国的政治中心。三星堆古城城墙东西长1600—2000米、南北长1400米、墙基宽40余米、顶部宽20余米、高4—6米。三星堆古城具有明确的功能分区,相较宝墩文化古城,其规划更加完善:“一个以宗教区、宫殿区、生活区、生产区构成的古代蜀都,构成了商代长江流域一个中心城市的格局。”三星堆文化时期,古蜀国范围辽阔、人口众多,不仅形成了国家组织,还具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可支配大量劳动力资源。

第二,三星堆遗址的青铜文明高度发达,达到了同时期中国和世界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学术界把金属冶炼、复杂礼仪中心的出现视为文明社会形成的关键“要素”。1986年,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器总重量超过1吨,表明当时以三星堆古城为中心的古蜀国青铜制造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2021—2022年,三星堆遗址3至8号坑也出土了千余件青铜器,器物类型与1、2号坑所出青铜器基本相似。这些青铜文物以礼器和青铜雕像等为主,体型巨大,造型精美,结构复杂,其独特造型、工艺水平和文化内涵在世界青铜文明中独树一帜。大量青铜器的出土,表明三星堆文化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的高级阶段。三星堆祭祀坑内发现有数十件黄金制品,其中全长1.42米的金杖上刻有箭、鸟、鱼、人头等图案,应是王权、神权的象征物,是蜀王统治地位的标志。

三星堆古城大量青铜器以及金器、玉器等文物的出土,大型礼仪性和宗教性建筑遗迹的发现,充分说明以三星堆古城为核心的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如果说宝墩古城群兴起标志着古蜀文明初步兴起的话,那么以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则标志着古蜀文明进入到早期繁荣阶段。古蜀文明的兴起虽然晚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但是与良渚文明在经历了一千余年的发展之后突然消失不同,古蜀文明从未发生断裂,三星堆文化之后,十二桥——金沙文化薪火相传,延续不断。

金沙遗址位于今成都市中心城区,周围十余公里范围内发现有数十处早期文化遗址,其年代和文化内涵与金沙遗址相似,相互间具有“空间连续性”和“时间稳定性”。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一样,具备了早期文明物化形态的基本要素,如建筑、城市,以及金器、青铜器、玉器等各类器物;也有着“太阳神鸟”金饰等所折射的太阳崇拜文化等精神形态要素;同时还具备了文明社会形态的诸要素,如城市功能分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政权等。金沙文化在文化面貌上与三星堆文化晚期紧密相接,是三星堆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年代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

金沙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两个遗址出土的很多器物在造型样式和艺术风格等方面极为相似,如金沙遗址出土的小青铜立人,虽然只有15厘米,但却与三星堆超大青铜立人的造型和神态极为相似。金沙出土的太阳神鸟更是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轮、神树、青铜鸟等有着共同的文化图像主题,反映出共同的信仰,所蕴藏的太阳崇拜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此外,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刻有“箭、鱼、鸟、头像”图案,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图饰基本相同。金沙遗址出土的各类石质虎、蛇、龟、跪人等雕像在造型、工艺和文化内涵等方面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极为相似。总体而言,在距今3300年前左右,古蜀文明中心出现了从三星堆遗址向金沙遗址转移的过程。古蜀文明中心虽然发生了位移,但文明发展却未中断,两个文明中心之间在文化上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体现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中国古代文明连续性发展模式的一个生动的样本。如果说三星堆文化是商周时期古蜀文明的第一次发展高峰的话,那么金沙文化则是古蜀文明的第二次发展高峰,古蜀文明中心从三星堆转移到金沙,一个有着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复杂社会形态的古蜀国都城崛起,不仅对蜀地和西南地区产生着巨大的聚集和辐射作用,而且也对中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三大经济带交汇点与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支点

从宏观地理考察,成都是中原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交汇中心,也是南方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和北丝绸之路三大经济带的交汇点,因而成为农业时代中国内陆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的交通枢纽、经济枢纽和文化枢纽。

成都文化具有开放性、开拓性,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典型样本,与多种文明有着密切关系。距今5000—3000多年前,黄河文明持续南下,长江文明持续西进,两大文明在岷江流域交往、交流、交融,并与成都平原的原生文明相结合,孕育出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在古蜀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西亚、南亚和北非的文明要素也相继传入,从而使古蜀文明更加多元。至少在两汉时期,成都就已经成为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南延线和长江航运三大交通路线和商贸网络体系的交汇点,成为中国内地连接西南——南亚,西北——西域,华中——华东——海外的内陆枢纽城市。各地区的经济要素和多元文化在此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汉代成都发展成为全国“五都”之一,唐宋时期有“扬一益二”之称,使成都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经由南方丝绸之路的早期经贸文化交流

“南方丝绸之路”,或称“蜀布之路”,古人称为“蜀身毒道”。其出现至少可追溯到三星堆文化时期和十二桥——金沙文化时期,是古蜀先民与外部开展密切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通道,也是中国通往南亚、中亚的一条国际商贸通道。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来看,古蜀文明在这一时期吸取了域外的一些文化元素,如金杖、金面具、青铜像、海贝,甚至象牙等。“从海贝的主要产地来看,还是在西南亚及印度洋海岸,因而三星堆海贝的来源,也可能是通过‘身毒道’从印度输入的”。“南方丝绸之路”至少早于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北方丝绸之路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史记》载张骞“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三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也进一步证实了这条路线早在北方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已经存在。

这种交流是双向的,经由南方丝绸之路,古蜀的物产也传到了遥远的东南亚、北非等地。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了大量有关沿南方丝绸之路开展的经贸文化交流的资料。埃及出土的3000多年前的木乃伊头部发现了一块丝绸,证明蜀地丝绸在此时已经通过“蜀身毒道”运输到了北非埃及。在东南亚,“越南北部东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凹刃玉凿、领玉璧、玉璋等,都与三星堆、金沙出土物样式一致”。近年来,在南方丝绸之路上的多个地区都发现了大量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如2020—2022年四川考古工作者在盐源县老龙头遗址进行的第四次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与成都平原的青铜有着某种程度上文化联系的青铜器,如铜人像、铜马车。凡此种种,可知古蜀人很早便通过南方丝绸之路开展了频繁的对外经贸交流。

此后,汉王朝持续经营南方丝绸之路,进一步推动中原与成都、成都与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经济交往。蜀地商民“沿南方丝绸之路把汉族先进的农具、农耕技术、种桑技术、农作经验等带到了中缅边境,后来,这些技术再南传到缅甸等地”。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出土了大量汉代的铁农具、铁工具,其中包括铸有“蜀郡”字样的铁器。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发现了大量汉代钱币,如腾冲宝峰山、大理洱海东边的小岛上等,这些发现佐证了沿线商贸的经济文化交流。蜀地和沿线商民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开拓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后汉书》载:“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裴松之注《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引鱼豢《魏略》:“盘越国,一名汉越王,在天竺东南数千里,与益部相近,其人大小与中国人等,蜀人贾似至焉。”‍

汉代以后,南方丝绸之路不仅是商贸之路,也是文化传播之路。在成都发祥的道教正是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传播到东南亚、南亚,甚至对印度佛教密宗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研究者认为,西亚、中亚一带的动物造像艺术文化在东汉时期经南方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对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大型石兽造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成都、雅安等地区出土了大量东汉“天马”造像画像砖和画像石等就是很好的证明。

需要指出的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兴衰与中原王朝的国力强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每当王朝国力增强时,南方丝绸之路的通畅就得到保障;而当王朝国力减弱时,南方丝绸之路就会受阻。从汉代至元明清,中央政府多次加强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开发和保护,除经济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加强统治、稳定边疆。因此,成都作为中原王朝在西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南方丝绸之路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更加突出。

(二)经由北方丝绸之路南延线开展的经贸文化交流

古蜀时期,黄河流域与长江上游的岷江流域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虽然其间有秦岭、大巴山阻隔,但早期先民根据地形、河流等自然条件,在崇山峻岭之间打通了数条连接两地的通道。金牛道、褒斜道、嘉陵道(故道)是两地交通的主干线,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若干支路,构建了多层级的交通网络体系和贸易网络体系。此外,还有经由甘南、川西北高原进入岷江河谷和成都平原的通道。

岷江流域的早期先民与黄河流域的黄帝族先民很早就有密切的联系,并存在亲密的血缘关系。《史记·五帝本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山海经·海内经》也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娶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近年来,考古发掘也提供了若干有力证据。岷江上游的营盘山遗址可以证明黄河流域先民与古蜀先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宝墩文化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部分陶器、玉器的形制,与中原二里头文化有一定关联。李学勤先生认为古蜀国与传说中的颛顼确有联系;林向先生也认为从宝墩文化时期的字符以及龙崇拜来看,古蜀与夏禹也应有一定的文化同源关系。至于三星堆遗址发现的青铜器,则更能反映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之间的互动。

西汉开通了与中亚西亚等地的交流商路,并以这条交通动脉为轴心向外辐射,形成连接商路沿线人类聚居地的道路交通网络体系,推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文化、贸易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和互学互鉴,这条贸易通道被后人称为丝绸之路,成都生产的丝织品是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因而成都成为北方丝绸之路南延线的重要节点。

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是中国丝绸的发源地和生产地之一。与古蜀相关的丝绸传说很多,如古蜀蚕丛养蚕缫丝、发明丝绸的黄帝的元妃嫘祖与蜀山氏渊源深厚等。成都地区是中国丝绸发源地的最重要的证据见于三星堆2020年考古发现的大量精美丝绸残留物。秦汉时期,蜀地丝绸是王朝赋税的重要来源之一。汉王朝在成都修筑了锦官城,集中大批工匠进行规模化生产,并设立专职官员管理。汉代成都丝绸的产品种类、数量和质量,都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后汉书》载:成都“女工之业,覆衣天下”。汉代蜀锦“寸锦寸金”,品种之多、文采之繁,为时人所称誉,扬雄《蜀都赋》称:“尔乃其人,自造奇锦,紌繏匪须,縿缘卢中,发文扬彩,转代无穷。”左思《蜀都赋》也描述说:“圜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成都老官山出土汉代织机模型,研究人员复原后发现,成都在当时已经拥有高效合理的机械装置,充分证明了汉代成都织锦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三国时期,成都是全国丝织业中心,产品畅销海内外。隋唐时期,成都丝织业大大发展,《隋书·地理志》称成都“人多工巧,绫锦雕楼之妙,殆侔于上国”。唐宋蜀锦织造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唐中宗时,益州所献“单丝碧罗笼裙”代表了当时成都丝织品的最高水平。后蜀时,成都的工匠能够一梭织成三幅宽的无缝锦被,时人称为“鸳衾”。蜀地的丝织品种类也甚多,仅进贡的丝织品就有绢、绞、罗、单丝罗、袖、高杼衫段、双紃等7种。另外,唐代成都的丝织业规模庞大,唐玄宗时期,益州一次上解京城的丝绸织品就达10万匹。因此,成都等所生产的丝绸织品成为重要的贡品和丝绸之路向西域和中亚、西亚、欧州等地输出的重要商品。

北方丝绸之路沿线出土了不少丝绸,绝大部分都是蜀锦。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先后出土的大批精美丝织品,经考证被确认产自蜀地。新疆尼雅出土的国宝级文物“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是丝绸之路出土的最具代表性蜀锦。上述文物充分证明了成都所产丝绸是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产品之一。汉唐盛世时期,从成都出发的商队和官方的进贡运输队,带着丝绸等商品踏上金牛道,或沿褒斜道进入汉中,再从汉中进入关中;这些来自蜀地的丝绸产品在长安经过集散后,又沿着北方丝绸之路运往遥远的亚欧各国。同样,欧亚各国的产品以及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运输到关中,部分商品再南下到成都,并在成都进而运往西南各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

南北朝时期,因中原地区长期发生战乱、河西走廊为多个少数民族政权控制,以长安为起点的北方丝绸之路中断。另一条以成都为中心的商道——河南道则承担了与西域、中亚进行经济文化交往、交流的重任。“河南道”原为岷江流域、湟水流域、河西走廊和白龙江流域的居民自发开拓,以成都为起点,向西进入岷江河谷,溯江而上,越今茂县、松潘,经若尔盖草原,抵达甘南,再经青海同仁、贵德,抵达青海湖畔的伏俟城,由此进入西域。南北朝时,吐谷浑国在青海崛起,被南朝刘宋王朝册封为“河南国”,这条商路得到进一步开发,故而也被称为“河南道”。这一时期,以成都为枢纽,以“河南道”为纽带,长江流域与西域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持续不断。大量蜀锦通过“河南道”运往吐谷浑、柔然(突厥),再经当地商人转销至西域和欧亚等国。此外,来自南朝的江南商品也多以成都为中转点,经“河南道”,销往西域和亚欧等国。同样,来自西域和亚欧等国的商品也沿着同样的路径以成都为集散地,然后再分销到西南、江南各地。其时,在河南道上活跃的人群除商人外,还有大量的官方使团和僧侣,南北朝时期佛教向中国内地的传播也多依托这条道路,从而提升了成都作为中国内陆文化枢纽的地位。成都成为佛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的中心之一,并出现了佛教文化多样化和本土化的趋势,如成都地区的佛陀造像服饰既有中亚犍陀罗服式,也有中国服饰式,还有北印度笈多风格服饰。此一时期,西域、中亚的音乐舞蹈等艺术文化也以成都为传播中心,因而成都的乐舞融入了较多西域、中亚文化的元素。成都作为文化枢纽,也促进了中原汉文化向吐谷浑、柔然等政权的传播,推动了丝绸之路沿线文化的交流。

由此可见,西汉以迄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丝绸之路南延线和“河南道”的发展,成都之于丝绸之路交通网络体系,既是重要的节点,也是一个原点。成都作为中国内陆南北东西道路网络的重要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成为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支撑点、增长极和动力源。

(三)经由长江水道的经贸文化交流通道

成都居长江主要支流岷江中游的成都平原,密集的水网使成都可以通过岷江连接长江,并与长江沿线城市发生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经由长江水道,成都不仅连接荆楚湖湘和吴越,也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一定联系。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就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宝墩古城遗址发现的成片稻田遗址和稻谷遗存,表明长江中下游的稻作文明在距今4500年左右就已传入成都平原。俞伟超认为宝墩古城城址、筑城技术以及泥质灰白陶等“受长江中游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影响”。江章华认为青白江高楼村遗址所出陶器明显受到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的影响。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也发现有部分器物与长江中下游的器物十分相近,如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无论从材质、形制、工艺还是纹饰来讲,都很有可能来自长江下游的良渚文明。另外,早期文献也记载有部分人从长江中下游溯江而上,进入成都平原,如开明王朝的开创者鳖灵等人就是从长江中游而来。

自秦蜀守李冰治理岷江以后,成都的水上航运得到很大改善,从成都乘船沿江而下即可经今宜宾、泸州、重庆、万县,出夔门,直达荆楚吴越。秦并巴蜀后,“七年,封子惲为蜀侯。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秦末战争时期,汉高祖刘邦“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萧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汉武帝两次诏令调拨“巴蜀之粟”赈济江南水灾,以万石巴蜀之粟由木船沿江而下运至灾区。三国时期,蜀汉大军也充分利用长江航运伐吴。

成都与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以粮食、盐和茶叶为大宗物资。至迟在西汉时期,巴蜀的茶叶和茶文化就沿长江传至今湖北、湖南一带,其后又向长江下游更加广阔的地区传播。三国时期,蜀、吴、魏之间的物资交流主要是通过长江航运来实现。唐代,由成都出发的商船,自城外江边码头出发,东经三峡,可直抵荆州、扬州等地,其时成都城外“楼船百艘,塞江而至”,小船可载千石,大船则达万石以上,故有“万斛之舟行若风”之咏。成都盛产的丝织、麻等产品与江南地区的食盐、香药等,通过长江水运进行交换,促进了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诗人杜甫曾描写道:“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诗人杜牧有“蜀船红锦重,越橐水沈堆。处处皆华表,淮王奈却回”的诗句。唐宋成都的农业和工商业十分发达,通过长江航运,成都与东南各地城市建立了频繁的经济、文化联系。文献记载,“水程通海货,地利杂吴风”“交、广、荆、益、扬、越等州,运漕商旅,往来不绝”“公家运漕,私行商旅,舳舻相继”。陈子昂在给武则天的奏疏中写道:“臣窃观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近年长江中下游多个地区发掘出土较多的成都文物,亦可揭示成都与长江中下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状况。20世纪下半叶,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成都造精美漆器。安徽马鞍山市雨山三国东吴朱然墓也出土了一批彩绘精美的漆器,漆案底部朱漆书“蜀郡造作牢”和“蜀郡作牢”铭文,证明为蜀郡官府作坊所造器物,充分说明成都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紧密的经济文化交流。

余 论

综上可知,成都在中国历史上并非仅仅是地方性城市,而是一座对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全国性大城市。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对中华文明的兴起有着重大贡献;成都作为中国内陆地区三大经济带的交汇点和交通、经济、文化枢纽,推动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成都在维护国家统一的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秦并巴蜀后,对以成都为中心的巴蜀地区精心经营,使其发展成为秦统一六国的重要战略基地。巴蜀地区的兵源和粮食为秦建立大一统多民族国家提供了有力支撑。汉代,成都平原发展成“天府粮仓”和全国性的手工业生产中心及商业贸易中心,成为除长安之外的五大都市之一。在此后两千余年的历史演变进程中,成都一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成为抗战大后方和民族复兴基地,支撑中华民族最终取得抗战胜利。

成都之所以能够长期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与其特殊的地理区位也有密切的关系。内陆农业经济时代,浩瀚的海洋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类的活动空间。人们跨越深海大洋进行大规模的远洋运输和经济活动,难度很大。历史上,除地中海沿岸国家在内海开展经济活动外,欧亚非大陆国家之间大多通过陆路、江河水路交通,以及近海运输开展经济活动,主要的经济活动空间都在内陆地区。位于东亚的中国是农业大国,其经济活动空间也是以内陆为主,重要城市主要分布在内陆地区,沿海城市在较长时期处于边缘状态,发展极为缓慢。正因如此,连接中原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成都,就被赋予了特殊的地位,既是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也是农业经济时代中国内陆地区对内对外开放的交通、经济和文化枢纽。这一宏观地理区位优势,是古代中国其他大城市所不具备的。秦汉时期咸阳、长安、洛阳等大都会位于秦岭淮河以北的黄河流域,不具备连接三大经济带的地理中心位置;唐宋时期新兴的大都市开封、建业、扬州、杭州、广州等城市虽然也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但是同样不能连接三大经济带。在汉唐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的繁荣阶段,成都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得到凸显,城市由此而崛起,人口规模甚巨,经济繁荣、文化发达。

海洋工业时代开启以后,全球经济活动的空间从内陆地区转向海洋及沿海地区,沿海城市得到快速发展,全世界最重要的大城市约有80%分布在距离海岸线200公里的范围内。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从内陆农业经济时代向海洋经济时代转型,中国的门户也从内陆转向沿海,上海、天津、广州、香港、宁波、青岛等一大批沿海城市快速兴起,居于深内陆地区的成都在中国的战略地位也随之下降。然而,20世纪末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从海洋经济时代向陆海经济联动时代转型,成都作为中国内陆多个区域的地理中心和三大经济带交汇点的战略地位再次得到凸显。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成都经济快速增长,其发展水平在国内大城市中居于前十,人口规模也跻身超大城市行列,因此上升为国家中心城市。成渝城市群和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被提升为国家战略,自有其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华文明复兴的进程中,成都也必将进一步发挥重要的动力源和增长极作用。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 2024年第2期

作者:何一民(四川大学城市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