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明探源

中华文明常青树的古蜀地域文明样态奇葩

谭继和

以三星堆、金沙为标识的古蜀文明是植根“一盆巴山蜀水,万卷天府之国”丰土沃野上,由中华广域文化母体生育、滋养出来的“玮瑰绝丽”(钱穆语)的子文化、亚文化。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图源:四川日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站位新时代,以大历史观、大文化观探源古蜀文明之根和魂,推动古蜀文明历史研究进程,提供了根本遵循。

古蜀文明所内含的浩然民族魂、深厚家国情、浪漫华胥梦,是今天川渝人赓续中华文脉,开拓中国式现代化万千气象的巴蜀新篇章,激发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增强文化自信、守正创新热力的宝贵思想文化养料。

一、古蜀文明的源头与中华母体文化

古蜀文明的源头来自多元一体的中华广域文化共同体。以中原文化为凝聚力、引领力、辐射力核心的“大一统文化中国”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情感认同,是古蜀文明生存发展的根基。古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悠久长远的根系相连的关系。秦陇关中为代表的中原文化是直接生发、哺育巴蜀文化的母体文化,巴蜀文化又不间断地反哺、奉献于文化母体。

早在万年前中华文化史开启文明起步的进程时,即新石器时代早期文明开端时,“古三皇”之伏羲氏就在中原秦陇天水区域兴起。他是蜀人、巴人共认的祖先。距今6000年前的天水秦安大地湾遗址是伏羲氏传承下来的秦陇关中古羌人文化活动的祖源地。

古羌人分两支南迁:一支向东走陇右、秦岭、秦巴,再往南迁汉水、三峡、武陵源(湖湘地区),是古巴人族群的起源。另一支向西走河湟、陇右、岷山岷江、九陇白鹿洞、都广之野(成都平原),这是古蜀人族群的起源。

所以,古巴古蜀的祖源文化认知,都直系传承中原“三皇”祖源传说,又根据巴地与蜀地的特点,改新为“新三皇”——天皇、地皇、人皇神话,并贯入“人皇九囿”的“早期文化中国”大一统认同意识。

“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囿”字甲骨文中是猎场、猎物之形,表明巴人蜀人早在“人皇”狩猎时代就是“人皇”伏羲生出来的两兄弟,故合在同一个“囿”。这些故事充分证明中原文化是生发巴蜀文明共同体的母体,是殷商中后期三星堆、金沙文明的祖源,故历史上留下了“陇蜀”合称的习俗和“得陇望蜀”的成语。

《史记·天官书》说:“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維首在陇蜀,尾没于渤碣。”中国山川流入大海的文脉走向,龙头便是“陇蜀”。东入大海的“四渎”——江、淮、河、济为四大源头,故岷江因此既是“江渎”,又被称为“江源”。从茂县营盘山聚落遗址、白鹿山遗存,到什邡桂圆桥“宝墩文化”遗址,再到三星堆一二期新石器时代晚期宝墩文化、三四期辉煌青铜文明,这一古蜀人迁徙聚落族群路线的走向,正好与历史文献完全吻合,证明就是三星堆金沙的祖源文脉。

到5000年前五帝时期,中原高阳氏颛顼与蜀山氏蚕丛结成姻亲部族联盟,发展出柏灌氏、鱼凫氏古城、古国,到杜宇时代发展成古方国,这就是三星堆“鱼凫世”——“杜宇世”辉煌青铜文明的根脉。黄帝之子昌意、孙颛顼都生在蜀山若水,再到重孙大禹生于西蜀羌乡,夏禹七世后裔帝杼由中原王都返蜀省亲,“术禹石纽,汶川之会”,直到末世君主夏桀仍不忘故乡,特娶岷山庄王二女琬和琰。

可见五帝夏商时期中原和蜀山文化根脉长期互融,族源世系紧密相连,故《世本》云:“蜀无姓,相承云黄帝后。”现在探索三星堆神秘文化渊源,不可忘记来自中原的伏羲——黄帝——颛顼这个直接传承的祖源薪火,需要用大历史观、古蜀大范畴观来看三星堆与金沙文化。

二、从中华文明“实现最广泛的文化认同”历史进程,看三星堆、金沙文化的发展特性

恩格斯说:“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大一统文化中国共同体就是在中华各地域构建国家文明社会,实现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它深深影响着古蜀文明发展的特性。简要地说,有下列几点:

(一)三星堆金沙出自中原母体文化的薰陶养育,促进了古蜀人心向中原与中原礼治文化的历史认同,推动了顺利稳定融入大中华广域文化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它对龙的传人,炎黄华夏为精神核心的大一统观念大有促进,直接影响儒家“天下为一家,中国如一人”思想的形成。

杜甫称赞剑南山水“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乃蜀人面向中原朝廷心志的象征,可见鱼鳬杜宇方国以三星堆、金沙为王都,引领全蜀方域的文化影响之深远。

(二)既坚守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的持续发展特性。三星堆遗物中既有夏商中原龙文化和礼器尊簠簋的突出引领性信仰,又有良渚玉器时代天圆地方的玉琮信仰,更学习和掌握了二里头夏文化、二里岗早商时期到殷墟中后期的高超的青铜复合范镕铸冶炼技术,不仅体现了三星堆人的人像圆雕艺术独一无二的物质塑造力,更体现了神仙文化信仰的精神创始力。

此外,与黄河、长江中下游古城古国文化,都有互鉴互学的密切交流,说明三星堆、金沙文化是开放性的,不是封闭性的,这对后来的巴蜀文化冲出四川盆地有深深的影响。

(三)三星堆绝不仅是孤立的祭祀坑遗址,也不只是遗址周围12平方公里范围。它是古蜀王都,特别是杜宇时期,它更是引领、统治古方国广大范围内部落群的都邑性遗址,与同时期的良渚、陶寺、石峁、二里头、殷墟都是同类型。

由这样的古国古方国概念看三星堆的马牧河水城,明显体现了继承大禹“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治水经验的传承。因为马牧河与金沙摸底河都是古沱江的一部分,三星堆人显然重视了沱江分洪洩洪的作用。

可以骄傲地说,水是文明之母,文明伴水而生,三星堆传承了古蜀人这样的生态理念,到李冰时发展为“珍水万世焉”的生态文明理念。重视水运、水利,重视高级农耕,是杜宇时期的特点。杜宇是古蜀古巴农祖,西周农祖后稷来蜀传授高级耒耜农耕技术,死后葬在都广之野,这应该是三星堆高级农耕文化的内核。

(四)三星堆金沙高级稻粟兼容的耒耜农耕文化,促进杜宇开明古蜀方国都广之野与邛笮狹谷成为中华高级农业三大起源地的一个发展中心(蒙文通师论述)。

(五)中原“天下之中”信念意识与禹贡典礼制度的确立。古蜀人最早把“天下之中”确定在都广之野,这是狭隘的农业封闭意识造成的。在鼎礼中原之后,既认同中原嵩高为“天下之中”,这是大一统认同共识的形成和增强。

夏商周时代形成各地域族群,包括巴蜀族群向中央朝廷献宝的典礼制度,产生了《禹贡》。这个制度的实质是彰显多元归于一脉的大一统特色。“巴人以比翼鸟”,“蜀人以文翰(即有文彩似凫的皋鸡)”,“氐羌以鸾鸟”,巴蜀向中央朝廷献出本地方独产的特异怪鸟,显示本地域文化的特色,又是向中央王朝表示忠心和家国情怀。

(六)古蜀文明对世界最早的独有的中华丝绸文明作出了创始力的贡献。中华丝绸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独特的发明。“农”与“桑”是中国独有的人类“衣”与“食”起源的双文明。丝绸起源地是满天星斗,多地域多源头而又同归于黄帝嫘祖一脉。其中,古蜀丝绸文明作出了创始力的贡献。

蜀山蚕丛氏是栽桑养蚕技术的先师,中原高阳氏则带来了中原轩辕氏丝绸之祖嫘祖的缫丝织绸的技术,两者完美结合,蜀地遂成为丝绸发明的摇篮。三星堆丝绸灰烬的发现,与青銅大立人黻服华袞形象,证明古巴蜀是受黄帝“垂衣裳而治”礼乐文明薰陶与哺育的“特殊地域”,是“中原特区”,为汉代“蜀锦蜀绣”:‘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大一统共识标识传播于丝路,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七)三星堆鱼凫古国文化以白水江畔“白水郎”驾一叶扁舟养鸬鹚捕鱼为特征。从古蜀到汉唐,它沿岷江嘉陵江长江传播,直到夔州(奉节)还出现“家家养乌鬼(即鸬鹚),顿顿食黄鱼”的习俗,沿途还留下了鱼符津、鱼婦驿、鱼涪、鱼符关等鱼鳬文化地名标识。

据日本学者古贺登研究,鱼凫文化沿长江乘黑潮出海传到日本九州,初代神武天皇之父就取名“鸬鹚草名不合尊”,鸬鹚白水郎(“作荃有取鱼人”)部族还帮助天皇打仗取胜。由此可见三星堆文化东传海外之深远。

三、三星堆与古蜀人文化想象力的创新

三星堆和金沙古文明遗址是震惊世界,“比秦代兵马俑更加不同凡响”(莫·杰西卡·罗森的评论)的独特的考古新发现,这一发现既为中华古文明,也为世界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史增添了新的特色和亮采。它以自己神奇神秘神妙的奥秘,雄辩地证明古蜀是中华古文明创始力的一个中心,为人类文明提供了另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能不能用神权政治、神权国家来解读三星堆祭祀坑,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说:“中国文明——这个在任何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伟大文明”,这是中华文明的特点。我们的文明史上有巫的信仰,但从未产生过祭司阶级;有“五权”之一的神权,但从来也没有过单纯的神权政治,更不存在神权为第一位的政治结构。由此看三星堆、金沙,应该秉持这个观点。

(美)J·G·弗雷泽著《金枝》,认为巫术信仰是人类原史时代的共性,相信神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神的死而复生和对树神的崇拜,是世界各区域文明族群都曾有过的神圣信仰。但不同集体文化性格的原史民族,神的信仰所体现的文化想象力和创始力的个性是不一样的。

拿神树信仰为例:守卫罗马内米湖畔森林女神狄安娜神庙的祭司,人称“森林之王”,他以守卫树木的金枝为神圣;印欧民族则以橡树神为神圣;三星堆的神树应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建木若木崇拜,以巫山十巫借神树为升天阶梯羽化飞仙通天为神圣。

特别请注意,这是三星堆、金沙在高阳氏颛顼首次实行国家与社会治理层面的文明祭祀制度“绝地天通”的划时代改革之后,才产生的神树、神人、神鸟的信仰。它已经不是原史时代“家为巫史”,信仰分散,每家均可“自通地天”的祭祀和信仰。而是南正重司天只管祭祀,火正黎司地只管民事,神权与民权分开,国家社会治理层面统一认同意识的信仰。因此,中国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没有产生过“祭司阶级”,也从无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文明,应该是适用于古蜀三星堆杜宇古国文化的概念。

古蜀青铜文明时代祖先崇拜的特点,应该是古蜀神仙道。“仙”是中国文化独有的概念,是想象平常生活能进入长生久视,性灵纯洁,飞天入地的高尚心灵美学境界。中国的“仙”与西方古希腊文明、古希伯来文明的超自然神宗教信仰有本质的不同。

三星堆、金沙蜀人的信仰和观念是富于追求想象的重神仙重神器的文化,这同中原重礼器重礼治的文化特征,是不同的。古蜀三王二帝“皆得仙道”,望帝杜宇春心化为啼血鹃,开明帝上天成为鎭守昆侖之墟天门的开明奇兽,把它们与三星堆金沙考古发掘的如仙如幻的神怪形象相联系,自然显示出古蜀是神仙道的起源处,是蜀人最早羽化成仙的文化想象力的起点。

三星堆众多的突出冠与羽的青铜鳥和翅膀饰件,人身鸟足象、青铜树与树上的人面鸟身像,鹰头杜鹃(杜宇)青铜像,特别是2、3、8号坑组合成功的双手顶尊、反转曲身飞翔、双足举鹰鸟的青铜羽人像,应是“肉身能飞,其翔似鸟”的“人鸟”形象的真实写照。

它说明三星堆人既重礼又重仙,有本事把中原礼教与古蜀仙教和谐统一,並有高超青銅艺术工匠和高度专一神圣的信仰作保证,在世界艺术史上首次最先制造出青铜神像艺术圆雕,充分展示出中原尊礼与蜀人飞仙的有机结合。金沙人更是直接将三足金乌融进太阳,化为太阳神鸟的奇特想象,展示出“日者天之魂,月者地之魄,谓之神明”的意义。

人的心与体之灵同日、月合为一体,产生出天人合一的神明,成为飞奔日月之仙。这些神奇神秘神妙的飞天形象所体现的蜀人羽化飞仙的浪漫主义思想,是仙源、道源均产生于蜀的根本原因。

用今天的术语讲,就叫做蜀人多浪漫主义的梦想精神和理想精神,是“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非常之人”(司马相如语),这正是三星堆、金沙人的精神。

他们擅长于仰望浩瀚无垠的星空,冀望以贮千古,凌万乘的英雄气概,以“大哉乾元”的磅礴神力,去探索无垠宇宙大自然神秘莫测的奥秘,体现出惊人的人类初始想象力和人类文化创始力,成为巴蜀天下文宗浪漫主义的传统,从司马相如、扬雄、陈子昻、李白、苏轼、陆游、杨升庵、张问陶到郭沫若、巴金等文坛宗师一直承传,还直接浸润于巴蜀大众生活方式中,成为“逍遥自在似神仙,行云流水随缘份”的安逸休闲特色。

这应该是古蜀文化本土话语权的特殊解读。它以永恒迷离的魅力引起人们隽永探索的兴味,让人物我两忘地体味“飞步太清,权实双忘,言诠俱泯”的空灵意象,体验文化融入旅游的最高美学境界心灵享受。这是三星堆人仙道文化的创意和想象的特质所发生的深远影响,是古蜀为民族精神生产力的生成与发展作出的自己应有的浪漫梦幻理想的卓越贡献。

司马相如认为蜀中父老有“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的创新创造精神。三星堆人、金沙人正是既敢于奋进探索、创新创造,又充满浪漫梦想和理想精神的“非常之人”,这是三星堆博物馆旅游火爆的文化内因。

如果我们现在以非常之人创新的新质生产力精神整合数字化三星堆与金沙资源,构建古巴蜀文明融合与川渝城乡网络体系旅游文化圈,将可以比肩良渚、石峁,成为世界综合效益最好的众多历史文化遗存中的新来皎皎者。

来源:中国日报社四川记者站

作者:谭继和(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巴蜀文化学首席专家)

配图: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