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依然 笑傲死神

——忆母亲杨沫

徐 然

组成生命本体的每一条血肉的丝丝缕缕,每一处细胞的点点滴滴,都感受到那个与我生命息息相关的人不在了。痛楚的完全降临是在目睹她那完整的血肉之躯化成灰烬,尚且温热的骨灰分装在两只鲜红的绸口袋中。怀带着一个女儿对母亲的永恒爱情,我摸索掂量着别人交来的妈妈——一个红绸口袋。死神掷还给我们的她,空灵虚飘,参差无形……

我曾目睹过不少“丧母之痛”,多是在传媒。原来,原来我毫不知道什么是丧母之痛!

最初的日子,我曾在每一个醒来的清晨力图印证那只是一场噩梦。但终于得不到那个印证,便开始绝望地哀哀哭泣。为了珍重自己不得不寻找宽慰了:我都50多岁了,还有妈妈,别人早年丧母不是更不幸?正因为50多年都有妈妈,我就太习惯有妈妈,才如此不能承受。

思考毕竟带来转机。不再老是涕泪交流的日子,昔日的妈妈竟然一次次回来!

她回来,却似乎不是我眼前那个置放她的遗骨的色彩斑斓的花瓶,也不是一张张含笑的她的遗影。是在有一天,我读到报纸上司空见惯的一句话:“XXX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曾长久地把这一语看作套话,却在此一刻潸然泪下,体味到它的真切与不谬。

我终于知道了母亲的所在。

死神未能掠走一切,青春的健康的妈妈还活在我们的心中,人们的心中。闯出死神的制扼,她微笑着,对我切切絮语,述说着一桩桩一件件往事……

一、抗战掠影 一生可谓幸运

母亲的身份有两种:老革命兼作家。这就使她不得不在战争年代把孩子交给农村的公婆抚养。我和两个弟弟都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了婴儿期的童年。直到1944年春季,母亲才接我到她战斗的冀中抗日根据地。还是儿童的我,虽然对母亲的战斗岁月记忆不清,她所遭遇的一次大惊险却至今不忘。一个冬夜,母亲只对我说有情况,没有多加解释,就留我在老乡家,独自匆匆而去。不记得过了多久,妈妈终于回来了,告诉我:“好险哪!”

原来她是渡过封冻的拒马河,躲避日本人的扫荡。那天夜里,母亲爬上黑黢黢的拒马河堤,看看四下无人,就冲下大堤,踏冰去对岸那隐约可见的村庄。进村时,母亲经过村口的一座瓦房院,看见临街两扇厚重的大黑门敞开着,阒无人迹,就沿路直往村里走。凌晨的村落,清冷沉寂。

母亲正欲寻找可藏身的“堡垒户”,忽然与一人迎面而遇,那人向母亲盯视片刻,似乎看出了母亲的身份,悄悄惊呼:“老天爷,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他瞄了一下周围,不远处有个柴垛,就推拉着母亲钻进了柴草垛,这才说“村里有日本人,我不来你可不能动!”

母亲所遇到的是一位进步的村干部,几个小时后,他得机会才把冻得瑟瑟发抖的母亲带到一个老乡家。那家人给母亲换上当地妇女的衣装,刚安顿好,就被敌人赶到场院上集中。母亲站在妇女队里,她看见,场院上几个身着八路军军服的战士被日本鬼子捆绑着……

她就这样闯过了日本人的屠刀。

使我对妈妈此次历险不忘的还不是以上情景,而是后来她和那位救她的村干部的一番对话:

“你从哪儿来?”

“从河北边儿。”

“日本人占领这村儿好几天了,河堤上一直放了哨呀!”

“……”

“你进村过一个大黑门没有?”

“过了。”

“那是鬼子的司令部,大门口有哨兵呀!”

就是这么巧,母亲上堤,进村,恰遇村干部都千载难逢的幸运。

“八年抗战我的许多战友都牺牲了……”不止一次,母亲怀着既遗憾又难过的神情对我说。

《青春之歌》的出版尽管也有坎坷,但她在1958年问世,时间是恰当的。在她之前,一些描写知识分子加爱情加革命的小说大都受到了批判;在此之后,不久就是十年的浩劫。《青春之歌》出版后,北京日报的田藏申女士独具慧眼,在日报上给予连载,扩大了作品影响。接着由崔嵬导演并配以国内一流摄影、优秀演员的电影《青春之歌》拍摄成功,更使《青春之歌》家喻户晓。再后,作品引起争议,讨论,又有茅盾先生做出结论性的评价。这是《青春之歌》毋庸隐讳的机遇。

母亲的右眉上部有一颗黑痣,我的奶奶是个崇尚多神的迷信老太太。她不懂《青春之歌》是什么,但对于儿媳妇当八路大难不死,却深有感慨,她常念叨;“你妈那眉毛上是什么?那是喜鹊登梅!你妈是福将!”

然耶非耶,听了总是让人高兴。

二、不辍笔耕 手法憨实朴重

人,往往对近在眼前的东西越不仔细看,越难看得清。我是编辑,业余又舞弄点文墨,使我对她的作品的艺术功力有些不服气。我似乎说过:“《青春之歌》就是那么回事儿……”“土八路的作品,就靠那么点打日本的生活,表达一个既定的概念而已。”

改变我的狂妄自大是在两年前。不记得是哪一篇文章,我写到母亲怀抱婴儿的我逃出上海,在南京遭轰炸,她把我放在肚子底下,我使劲哭的情景。我好好琢磨了一阵子。那场景,母亲叙述得有声有色,我写出来却怎么也不生动,无论怎样权衡辞藻,还是干巴巴的。

不久我拿到《杨沫文集》的散文卷,三翻两翻翻到一篇文章,那儿,母亲正写着那让我犯难的同一情节——“我一人紧抱着孩子,趴在潮湿的、杂草丛生的野地里,这时,我既不看星星,更不看月亮,我全部心思都放在我孩子身上——只要她不被炸死,我就心满意足。”既简单又明白,却使一个母亲的形象跃然纸上。读着读着,我入迷了,心却有点不是滋味,有点迷惘不解。思索了好久,我服气了。

杨沫抱着小女儿豁然,战友搂着徐然(1945年摄于河北固安牛驼)

朴实厚重是母亲的文学风格;文学表达能给人以憨实朴重而不是华丽轻飘,本身就是高明的文学技巧,正是“大智若愚”的道理吧?

我相信“文如其人”,尽管文与人的连带形式常常极为复杂,但一般总有其可循的规律。母亲正是一个憨实朴重之人。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她的成功依靠的是写来写去,熟能生巧。妈妈到70岁还在写长篇小说《芳菲之歌》、《英华之歌》。快80岁还在自己动手整理、增改《杨沫文集》,还在应邀为出版社编改适合儿童阅读的节本《青春之歌》等等。晚年的母亲,生活能力和活动范围受到许多限制,她老了,笨了,但在文学上却始终保持着敏慧的头脑。

不令母亲遗憾的是,七卷,280余万字的《杨沫文集》,抢在她逝世一年前竣版。书十分精美,每一封面都是妈妈不同年代笑意盈盈的照片。遗憾的是,这些年许多名著都曾搬上银幕,“三歌”也曾有不少影视部门问津,但母亲却始终未能目睹她的作品搬上电视屏幕。

三、信仰执着 两起官司有因

《杨沫文集》第七卷,作为附录登载了母亲写给我的约十万字的书信。因为母亲老迈多病,付梓前我作了一遍校改。实话说,从前拆读这些信,此时整理这些信,我都有点儿忐忑。——怕挨骂。妈妈是个正统的“布尔什维克”,我在文章中称她为“正统妈妈”。包括我女孩子时代的感情生活,妈妈干预的言词竟是:“像这样雷锋式的人物,你为什么不爱?”

文化大革命对她毕竟有所撼动。她才认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你要进步快点”、“要做一个好的革命后代”一类的话语,才不再经常出现在她的信中。她是真真切切信奉她为之奋斗的共产党人的事业,一点也不是作假,没有信仰上的个人功利。我相信。

80年代,在我寂寞的文学路途上,有作品获了几种奖拍了电影。面临全国文学作品评奖时,一个文坛前辈告诫我:“还是要活动一下,最好杨沫同志能打个招呼。”我没有找人,也没有恳求母亲,我知道她不会帮这种忙,哪怕是为她自己也不会。作品落选了,落选的日子心里失失落落的。

1994年,母亲与我合著的共写女性的集子《青蓝园》出版,有谁知道,这本书差点出不来呢?根结是因为其中我的一篇中篇《韶华杨家三姐妹》。还是八、九年前,我曾采访母亲,听她叙说她自己以及我的外祖父母二位姨妈的往事。除笔记外还有六盘录音。

我自然用我的见解和手法行文,对于“性”,因为牵涉到母亲和白杨,实在是小心又小心。完稿后的1993年秋,我挺自信地把稿子送给母亲过目。忽然有一天,母亲来一封信,厚厚的一个大信封,沉甸甸的!那封信我没有胆量再看第二回的。是因为我写了她的初夜,写了外祖父母的浪漫结合。

“这么写不行,我给你说的你就都能写吗?”她说。

我也犟,决定不理妈妈,不出这本书,还通知了出版社。许多天不去看望正在海军总医院住院的妈妈。还是她心软了,打电话告诉我,改一改用……善良多情的妈妈又回来了。我也妥协,但是改起来毫无激情,删去前面的细节,后来却又延续,剩下干巴巴的骨头。——连名字也改了。原名是《青春杨家三姐妹》,妈不让用“青春”二字……

可以想见,对于人家写《杨沫的初恋》、《梅开二度访杨沫》一类,正统的母亲是何等的反感。

两场纠葛,尤其是后者,伤了妈妈的元气。

妈妈一向豁达宽容。她喜好读书,从不拒绝新鲜事物,一双美丽的眼睛总是渴求地注视着世界。直到晚年,我与她谈话,无论是抽象的抑或是具体的,她都善解人意。却不知为什么,一关乎她的私生活,别人想弄几笔,母亲就非常警觉,毫不宽容。

当然,她是个信仰纯正的革命者。

四、一波三折 未料走得匆匆

母亲离世后,一些报章登载纪念文章,谈及她的死因,说法不一。虽然母亲已年逾古稀,但弄不清楚她的死因,于我说就有母亲死的不明不白之痛。1995年8月,查出她胸部有积液,在积液中找到癌细胞。母亲尚无自觉症状,依然红润,健康,精神。那时有从医的友人告知:“老年人新陈代谢慢,相对癌细胞发展也慢,她身上的癌细胞可能早就有了,到危及生命总有一段时间,多加强点免疫力,就更有希望……”

我始终相信这分析有道理。

在选择进行放疗的医院时,母亲因为得知叶君健先生在北大医院治好了癌症,而对这家医院情有独钟。我则兴奋地在一旁帮腔:“妈,我相信我的直觉,就这儿好!在市中心,我们看你方便。” 那时,妈妈眨动着眼睛含笑望我,轻信的她怎会不相信女儿的直觉?

中国人善礼仪,知道谁得了不治之症,再忙也要见上一面的。北大医院在北京市中心,我去看望妈妈方便,别人也方便。这样,母亲一面做放射治疗,一面要不断会见前来探视的亲朋好友,病房里你来我往,有时五六人同挤小屋探望妈妈,这其中包括我一家。

秋末冬初,大城市流感极其猖獗……

母亲一直充满自信地配合着医院进行治疗,后来的一波三折不是她所料,也不是我们所料。

不包括使用维持生命的机械而延续的那几个小时,母亲告别人世的实际时间是1995年12月10日(周日)上午11时35分。那一个上午,母亲曾多次用眼睛示意,用嘴巴蠕动表达某个要求。我猜了几次,大声问着她,她都急切地摇头表示不是,就那么带着遗憾匆匆而去了。

因此我有着久久的懊悔和自责。

临终前,她十分难受?让我叫大夫?

是让我去叫她感情深笃的晚年伴侣——我们的李叔叔?

是让我拿纸笔?她说不出却可以写!

妈妈,对不起!

妈妈走后,梦中见过她的。12月21日晨,我与妈妈看展览,到达一个大厅,她说:我鞋不合适,脚难受,你回家给我找一双合适的来。我奔走在都市的楼宇间,总不能找到母亲的住所,又去百货店,店里一副收摊停业的混乱状况,没有鞋可买。梦醒的那天上午10时,在母亲的寓所操办后事的弟弟打来电话说,妈妈的脚肿着,你给她再买双大点号的鞋……

还是这一天的正午,小睡一刻,恍惚中想,明天下午的活动,约妈妈一起去。立刻凄然而悟——明天下午是妈妈的告别式啊……

母亲生前打电话给我总是一式的开场:“徐然嘛,我是妈妈!”不管我对她的声调多么熟悉,妈妈总是认认真真地自报:我是妈妈。

听!电话铃铃,我依在期待……

栩栩如生的妈妈无处不在,死神能挖去活在人们心中的她么?

1996年2月10日

徐然,本名马徐然,1936年出生于北京。 曾在华北军区文工团、内蒙古歌舞团工作;就读于黑龙江大学,后在贵州都匀任教。20世纪80年代任职于北京市文联,历任编辑、副编审。1984年加入北京市作家协会。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青蓝园》《爱也温柔,爱也冷酷》《深雪》等。作品《红军留下的儿子》获北京市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征文报告文学一等奖、《北京文学》杂志奖,并拍摄为同名电影,《圆内的点线》《爱魂》分别获《随笔》杂志佳作奖,《妈妈,女儿想对你说》获全国妇联第三届好作品奖,《战胜乌莎》获第11届亚运会优秀作品奖,《三个被判死缓的女囚》获国风文学奖。

来源:三家村

作者:徐 然

供图:马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