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6期

司马错年谱简编

吴艾坪

司马错,生卒年不详,少梁人(今陕西韩城以南)。据学者考证,司马错是史学家司马迁的八世祖。司马错一生历仕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朝,期间战功显赫,不仅率领秦军南下征服巴蜀,后数次赴蜀地平定叛乱,还参与到东伐楚国及出兵灭韩、魏等重大军事行动中。尤其是司马错在朝堂之上与张仪针对南下伐蜀而展开的一场辩论,成为历代史书上不可忽视的一部分,而其中的主张和战略思想不仅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基础,还成为一段传世佳话,不断被后人所提起。可以说,司马错伐蜀是我们研究巴蜀文化纳入中原文化、巴蜀地区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追溯巴蜀地区统一意识、国家意识等方面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事件。

因历时久远,故史料中关于司马错本人及相关历史事件的记载颇为模糊,故下文选取有明确记载年份的历史事件进行一定的扩充、梳理,以期丰富司马错的相关事迹研究。

一

廷前辩论及司马错收蜀

秦惠文王九年(前316)

史料中第一次出现司马错之名,是公元前316年蜀国与巴、苴联军交战,双方均向秦求援,彼时秦受东部的合纵联军和大后方的义渠夹击,欲先伐蜀恐被韩人侵袭;先伐韩又恐蜀先乱,故秦惠文王一时难以决断,便将此事置于朝堂之上,请列位公卿进行商议。于是司马错与张仪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张仪主张“亲魏善楚,下兵三川,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即先东出伐韩,再挟天子以令诸侯,且韩国之疆域乃此前晋国之领土,而这也是秦此前一贯的东进之路,故对于这一条途径及沿路的自然地理、社会人文条件等方面都较为熟悉。此外,韩国为中原诸侯国之一,若秦不以韩、魏这些中原诸侯为讨伐对象,反而去征服“蛮夷之邦”,不符合王道之业。而武将出身的司马错并不认可张仪之议,他认为攻韩而挟天子会令秦国招来恶名,既不利又不义,以致本就松散的“合纵”联军,借此合兵而伐秦。司马错主张“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的核心战略,通过南并巴蜀,得其人力、物力以充实军备,还可占据有利地势顺水而下攻打楚国。鉴于此,秦惠文王采纳司马错的建议。而历史也充分肯定了司马错长远的战略眼光和独特的战略思想。

关于司马错伐蜀的具体过程,史书中也鲜有记载,《史记·秦本纪》中仅提到了“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旧唐书》卷41则记载:“至秦惠王既霸西戎,欲广其地,乃令其相张仪、司马错伐蜀。取其地,立汉中、巴、蜀三郡。”《华阳国志》亦载“秦惠文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灭之。”“蜀王率军于葭萌拒之”同年十月,灭亡蜀国,将蜀王贬号为蜀侯,而任命陈庄出任蜀国相国。由此可见,史料对于秦并巴蜀的将领、时间、决战的地点都有着较为具体的记载。

我们发现,公元前316年也是对于司马错记载最为详细的一部分,历代史书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其与张仪的论战,以及与张仪等人率军的方面。在内容上也大致相同,仅在是独自领兵伐蜀,还是与张仪一起率军的问题上有所不同。本文更倾向于张仪、司马错一起伐蜀的记载。结合史料不难发现,此后蜀地发生叛乱亟需进一步治理之际,司马错和张仪都被秦赋予重任赴蜀进行处理。由此推断,秦国很有可能是选择了对于蜀道及蜀地情况有一定熟悉的大臣。从这一角度而言,司马错似应与张仪等人一同率军伐蜀。

二

司马错入蜀平叛

秦惠文王十四年(前311)

秦惠文王薨,其子荡继位,是为秦武王。此前被派往蜀地担任“蜀相”的陈庄杀死蜀侯,归降秦国。秦武王元年(前310),陈庄又在蜀地勾结当地“旧蜀势力”掀起叛乱,司马错受命再次率军入蜀平定蜀地之乱,后将陈庄诛杀。经过司马错的平定,蜀地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时期。

秦昭襄王六年(前301)

距离上次司马错平定蜀地不足10年,蜀地郡守、蜀侯公子煇(秦公子,名煇,受封蜀侯,蜀地地方长官)再次在蜀地作乱,反叛秦国。鉴于此,秦仍以司马错为帅,率军讨伐叛军。司马错将公子煇以及郎中令等27人一并诛杀,蜀地之乱再次得以平定。

从两次司马错平定巴蜀当地的叛乱可见,公元前316年司马错伐蜀虽然取得了胜利,且于武阳诛杀了蜀王,结束了开明蜀国的政权,但并未彻底得到了蜀地上下的认同。一方面是因为秦并巴蜀后采取了郡县、羁縻相结合的制度,这一过渡措施给予了蜀地一定的“自主”权力,这也是碍于当时蜀地民众强烈反抗作出的妥协。然而,这样的妥协并未使得巴蜀之地的民众彻底认同秦国的统治。我们注意到,俟秦惠文王刚刚去世,蜀地便趁秦武王继位不久,秦国无暇南顾之际,率先发难,背叛秦国。虽经司马错平定,但此后叛乱又起,仍是司马错将其平定。从处置的力度而言,第二次诛杀了27人之多,其力度远甚于第一次。由此可见,涉及巴蜀重大事务的处理,秦国皆是倚重司马错率兵赴蜀,而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司马错多次率军赴蜀,对蜀道及蜀地各重要战略位置、风土人情等方面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

三

“得蜀即得楚”的战略实施

秦昭襄王十二年(前295)

《史记》有载:“秦尉错伐魏襄城。”至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在征服巴蜀之后,国力得以进一步提升。如果说秦惠文王时期,秦军不能两路并进才选择南下伐蜀,那么秦昭襄王时期,稳定巴蜀这一重要的粮草、人口“战略大后方”后,国力充沛的秦国便可心无旁骛地向中原进军。司马错率军伐魏再次印证了秦伐巴蜀并非放弃了韩、魏之地,而是在当时的危机形势之下所作出的权宜之计。待矛盾发生转移、后顾之忧得以解决后,秦得以再次东顾,以窥中原之地。另一方面,这也是史料第一次正式记载了司马错的官职。按秦制,这里的“秦尉”指的是“秦国国尉”。而国尉在秦国的官职体系中处于极高的位置。秦惠文王之前为“庶长”,该职主管军政,是秦国最高官员。后有所调整,此职在官阶上低相邦一级,分管军政。至秦昭襄王时期,正式改名为国尉。例如《史记·白起王翦列传》所载:“昭王十三年,而白起为左庶长,将而击韩之新城。……明年,起与客卿错攻垣城,拔之。”除此之外,商鞅亦被封为左庶长。由此知悉,历仕三朝的司马错在当时仍被委以重任。

秦昭襄王十六年(前291)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有载:“十六年,左更错取轵及邓。”可见,这一时期司马错担任左更,受命率军攻打魏国,夺取魏国的轵地(今河南济源南),又率军南下攻占了邓地。关于邓地的具体位置,学界尚且存在一定的争议,一说为任崇岳所提出的邓国都城在今河南邓州,西汉、西晋时期从未有过异议。在他的《邓姓的来源与迁徙》一文中提到,《汉书》卷28《地理志上》中南阳郡辖36县,其中有邓县,应邵注曰:“邓国侯。”表示邓县乃邓侯故地。《后汉书》卷32《郡国志·南阳郡》条云:“邓有鄾聚。”注云:“《左传·桓公九年》,楚师围鄾。”也表明邓国在南阳郡内。此外,20世纪80年代,根据考古工作者对襄阳西北十多里的邓城村古遗址进行发掘,出土了一些带铭文的青铜器。因此,部分学者认定,襄阳一带系故邓国都城。无论邓国到底是何处,这两处位置皆是处于中原通向楚国的重要节点。由此可见,公元前291年秦军占领邓地后,才有了南下伐楚的良机。加之此前已将楚国上游的巴蜀征服,秦军随时可居高临下,顺江讨伐楚国,水陆夹击之下,形势对秦国更为有利。

秦昭襄王十八年(前289)

司马错已升任客卿之职。彼时司马错与大良造白起的爵位均颇高,体现出此二人显赫的战功,以及对于秦国的重要性。史书记载:“十八年,错攻垣、河雍,决桥取之。”司马错、白起率军拆断桥梁夺取了魏国的垣城和河雍二城。此后,秦军还以此前所占领的轵为前沿阵地,夺取了魏国大小城池61座。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

司马错击魏河内,且将魏国之安邑(今山西运城一带)割予秦国。安邑是魏国此前的故都,亦是魏阻击、封锁秦军东进的前沿重要战略要地。安邑的占领,说明秦国在与魏国的交战中占据了上风。此外,彼时国尉之职已由白起接任,负责攻打韩国。可见,此时司马错亦是与白起并肩的一方大将。秦国整体战略是司马错、白起分别率领两路大军东出崤函,一路向北攻打魏国,一路向南讨伐韩国,在将两国的支援切断的同时,亦保证了粮草的补给。

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

《史记》有载:“二十七年,错攻楚。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华阳国志》亦载:“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此时,距离司马错与张仪在堂前论伐蜀与否已过了近36年之久,司马错当时主张伐蜀的战略目的终于得以实现。此役,司马错调动陇西军队经蜀道入川,后不断增补巴蜀当地兵源及粮草(《华阳国志》所谓十万之多,船万艘,具体数值待考),从巴地沿涪水南下,进攻楚国。而在当时,楚军主力主要集结于西北部秦、楚边境前线,后方空虚。而从巴蜀顺江而下,以居高临下的态势,直插楚国兵力相对羸弱的后方,楚军一时猝不及防,楚国重镇黔中郡被秦占领。为解决兵临城下的窘境,楚顷襄王只得被迫将上庸和汉水以北地区献给秦以罢兵。

此役也成为司马错在史书中留下的最后记载,司马错提出“得蜀即得楚”的战略最终得以成功。从“南并巴蜀”到“得蜀即得楚”,皆是典型的避实击虚战术,在战略上是一种大迂回之战例,这对于中国古代军队缺乏机动性的弊端,是一种较具针对性的部署。

后白起以当年司马错伐楚的进军路线为基础稍加改变,选择入汉中顺汉水而南下,再次突袭楚国后方,并长驱直入,直抵楚国别都鄢城,利用水淹鄢城之计,攻下了楚国国都。战后,楚军趁秦军无暇顾及之际,夺回巫、黔中一带。后秦、楚两军在鄢郢决战,秦国重新将巫郡、黔中郡等纳入秦土。为巩固战争成果,秦初置黔中郡,在当地推行郡县制进行治理。可见,司马错“因蜀伐楚”这条进军路线,对于秦国最终战胜楚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

司马错相关遗址

(一)司马错之墓

至于司马错病故于何时,葬于何地,目前传世文献中并无记载。但今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华池村存有司马错墓一座。据当地村民指认,此为司马错墓原址,此前该墓被夷平,墓碑被毁。因当地村民景仰司马错之功绩,故自发筹款对司马错之墓进行了翻新、修葺。现存碑基全部由水泥沙石灌浆,碑楼高4米,宽1.54米,厚0.7米,端帽仿古春梁形。碑石上部两面均浮雕二龙戏珠图案。碑正面雕“秦国大将军司马错之墓”,上部二龙戏珠中间方格是“社稷名臣”四个大字;碑阴上部二龙戏珠方格是“万古长青”四个字。均用大隶书刻。碑阴正文与其他文字用隶书刻。由韩城市著名隶篆书法家路灯先生书写。碑楼正面有一副对联,上联为:西征巴蜀挥刀斩断三江水;下联为:东取垣轵纵马奠定一统天。横额:功著千秋。碑后的碑记中刻有《史记》中关于司马错的相关记载,以及该墓碑的修葺、捐资等情况。该墓址是目前全国唯一一处司马错墓。当地村民世代守护,并自发筹款对其修葺,体现了当地村民对司马错的景仰之情。该墓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司马错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丰富了传世文献中关于司马错的记载,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与史料价值。

(二)司马错塑像

司马错塑像位于咸阳城西两寺渡公园内。该塑像于2016年落地,铜制,高约2.5米。底座为大理石材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体现了后世对司马错功绩的认可和崇拜。除司马错塑像外,该塑像群中还有秦孝公、商鞅、秦惠文王、张仪、秦昭王、白起、蒙恬等20座铜像,衣着、动作神情各有不同,表现出各自角色特点。

五

结 语

司马错因向秦惠文王提出伐蜀的战略方案而登上历史舞台,可以说相较于“得蜀则得楚,得楚则得天下”的战略思想,司马错的生平事迹在史书上并未受到过多的重视,《史记》中亦未将其列传。但我们通过史料中对于司马错只言片语的记载,发现司马错是一位战功显赫的将领,亦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更是历仕三朝的忠臣良将,对后续秦并天下起到了重要的战略奠基作用,而他的丰功伟绩至今仍受后世敬仰。

通过对其相关事迹的梳理,公元前316年司马错提出的伐蜀之策,为秦统一六国作出了重要的物质、兵源基础。此后,秦国再以巴蜀之地为据点,居高临下,多次奇袭楚国腹地,取得了与楚决战中的主动性。不能忽视的是,司马错所利用避实就虚的迂回战术,是根据当时秦国的具体情形所采取的正确抉择。采用迂回战术,战略上养精蓄锐,一张一弛之间,才是对当时的秦国而言最佳的战略方案。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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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吴艾坪(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