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期四川地区的货币供应

与交子诞生原因再探

姜锡东 李金闯

《宋交子铜版》拓片及题跋(资料图片)

交子产生于北宋的川蜀地区,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以往研究讨论交子产生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钱重说,指铁钱沉重携带不便导致交子产生;二是钱荒说,指农民起义导致铁钱停铸,铁钱供应不足导致交子产生。从宋代开始就有不同的记载,近现代学者依据不同的文献记载结合货币理论形成了不同的认识。持钱重说观点的学者有加藤繁、彭信威和贾大泉等,往往举景德大铁钱和祥符大铁钱沉重不便携带的例子。郭正忠指出:交子诞生前,大铁钱还没有铸造。交子的产生与小铁钱有关,与大铁钱没有关系,“铁钱的不便,曾诱发了纸币的出现,——这样一般地说,是正确的。大铁钱和中铁钱的不便携带,使交子应运而生;——这样具体地说,则是错误的”。持钱少说的学者,多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的记载,举证“自李顺作乱,遂罢铸,民间钱益少,私以交子为市”。反对者则提出,如果小铁钱供应不足,则会升值,实际上在持续贬值,说明此说不成立。

围绕交子产生的原因,学界至少提出五种意见,包括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和相关因素等,1995年《交子研究评述》、2004年《两宋纸币研究综述》、2006年《世界第一张纸币“官交子”诞生地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等对不同时间段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汇总梳理。2006年至今又有多篇研究成果,总体来看认识在不断深化,结论在逐步完善。但是,现有成果从不同视角看问题得出不同结论,缺少将各种因素综合分析,同时一些细节问题仍然不够清晰,对币值级差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详细考察交子诞生前川蜀地区的货币流通状况,将货币的发展变化置于社会发展变化的的大环境中进行综合分析,探究各种因素的影响,对以往研究做一些细节补充,并立足于币值级差视角对交子产生的原因进行再探究。

一、北宋初期四川地区的货币供应和存在的问题

(一)财富掠夺导致高价值货币缺位

太祖乾德三年(965年)北宋攻占后蜀以后,执行经济掠夺政策。体现在货币政策方面则是官府用铁钱换易铜钱,将大量绢帛、白银和铜钱上供开封。原本川蜀地区铜铁钱兼行,白银和绢帛因价值高便于携带在大额度远途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后蜀政权在广政年间开始铸造使用铁钱。当时铁钱和铜钱兼用,每一千钱中,四分用铜钱,六分用铁钱,铁钱铸造较为精致,可以和铜钱混用。一开始铁钱只在后蜀的边境地区使用,后来成都地区也开始流通,因为是混用,铜铁钱的比价是1∶1。据载:“孟氏广政间,增铸铁钱,于外郡边界参用,每钱千,其分四百为铜,六百为铁。逮至末年,流入成都,率铜钱十分杂铁钱一分,大盈库往往有铁钱,相混莫辨,盖铸工精也。”对此,《长编》亦载:“伪蜀广政中,始铸铁钱。每铁钱一千兼以铜铁四百,凡银一两直钱千七百,绢一匹直钱千二百,而铸工精好殆与铜钱等。”因为铁钱价值较低,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本地流通中铜钱越来越少,铁钱越来越多,铜铁钱的比价开始变化,铁钱贬值,铜钱增值,物价上涨。后蜀灭亡,“乾德四年,知府吕公余庆、转运使沈公义伦奏拣铜钱,计纲以发。蜀地上行铁钱以千二百易铜钱千文,索铜器铸钱附发,仍增铸铜钱市金上供。然失于裁制,物价滋长,铁钱弥贱,至五千易铜钱一千”。铁钱铜钱的比价从1000∶1100到1000∶5000。开宝三年(970年)开始铸造小铁钱:“始令雅州百丈县置监,铸铁钱,禁铜钱入川。”每年铸造50多万贯,“益买金银装发,颇失裁制,物价增长。寻又禁铜钱入川界,铁钱十乃直铜钱一”。禁止铜钱流入蜀地,铜钱有出无进,同时大量铸造投放铁钱,铁钱在川蜀流通货币中占比越来越高。

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朝廷下诏:“川陕诸州匹帛丝绵布之类,堪备军装者,商人不得市取贩鬻。”限制商人私自贩卖丝织品,首先保证军需供应。淳化元年(990年)又有诏:“川陕诸州官岁市丝绵布绢帛等,不能充旧贯。盖贾人利市,侵其利。自今严禁之。限诏到,贾人先所市者,悉送所在官,官以市价偿之。藏匿者置于法。”此条诏令几乎禁止了四川丝织品的民间商业流通,只能交官府垄断经营,“于常赋外,更置博买务,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原本布帛和白银等高价值物品一起用于远程的财富转移,一定程度上发挥着高值币的作用,禁止丝织品民间私自交易,这种功能就无法实现。

铜钱和白银流出,布帛又不能用于民间交易,政府允许和能够用于交易的货币只剩下小铁钱,这造成了大额货币的缺失,给大额度长途贸易带来了不便。

(二)川蜀地区有高价值货币需求

唐末五代,中原战乱不断,而川蜀独得天时地利,几乎不曾遭受战争破坏,豪门大族未受黄巢起义冲击,藩镇混战中,也得以保持安定,原本隋唐之时就有“扬一益二”之说,北宋初的四川之地相对其他地方的满目疮痍,应当说经济富庶,商业发达。尤其是世家大族,豪商大户仍保持较强的经济实力。另外,川蜀盛产茶叶和丝绸等商品。北宋曾在成都任职的赵抃,其《成都古今记》记载当地“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张詠《悼蜀》中有“烛影逐星辰,歌声和月落”之句。范成大的《离堆行》记述:“成都火米不论钱,丝管相随看蚕市。”这些诗文描写的都是成都的繁荣景象和浓厚的商业氛围,当地商业之发达前辈学者有详尽论述。与其他交易不同,茶叶贸易一般是跨地区的长途贩运,北宋初期川蜀的茶叶贸易还是自由通商,这一点苏辙在元祐时期曾有论述:

臣闻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褊狭,始有榷茶之法。及艺祖平蜀之后,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间便之。其后淳化之间,牟利之臣始议掊取。大盗王小波、李顺等,因贩茶失职,穷为剽劫,凶焰一扇,两蜀之民肝脑涂地,久而后定。自后朝廷始因民间贩卖量行收税,所取虽不甚多,而商贾流行,为利自广。

苏辙记载太祖平蜀以后没有实行茶叶专卖,允许民间贸易,淳化年间官府改变茶叶贸易的政策,谋求经济利益,之后发生了农民起义,王小波和李顺是青城山茶农,和贩卖茶叶有关。可以肯定淳化以前,茶叶贸易非常繁荣,他们存在着货币需求。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北宋的官办交子,茶商使用最为广泛。“蜀中旧使交子,惟有茶山交易最为浩瀚。今官自买茶,交子因此价贱。(原注:旧日蜀人利交子之轻便,一贯有卖一贯一百者,近岁止卖九百以上。)”。推断民间私营交子的产生很可能与川茶贸易有关。

漆侠先生指出:“交子的产生与商品货币的发展固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与商业信贷关系的发展有着更加密切的血肉的联系。甚至可以这样说,商业信贷制度的发展为交子的产生创造了前提条件。”李埏先生也认为:“交子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铁钱之间的矛盾。没有这个前提,铁钱是不会产生交子的。”贾大泉认为交子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为什么当时商品交易同样繁荣发达的开封等地区没有产生交子?是否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基础上,还需要其他因素?交子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四川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这一点是学术界的共识,兹不赘述,下面主要围绕促使交子产生的一些直接原因展开论述。

(三)尝试恢复铜钱流通及其失败

从川蜀运走金银和铜钱是经济掠夺,为什么又禁铜钱入川呢?笔者推测是禁民间川蜀地区之外的铜钱入川谋利,放任铁钱贬值,拉大两种钱币的价格差,政府能够从中利用不等价交换谋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货币政策为经济掠夺服务,最终导致铁钱大幅度贬值,铜铁钱比价达到1∶10。

在把四川变为铁钱区的执行过程中,曾经出现政策反复。太宗朝尝试在蜀地恢复使用铜钱,“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始开其禁,令民输租及榷利,每铁钱十纳铜钱一。时铜钱已竭,民甚苦之,商贾争以铜钱入川界,与民互市。每铜钱一,得铁钱十又四。”从这一年开始,百姓向政府交纳租税和榷利的时候,十分之一缴纳铜钱。此时铜钱已经很少,百姓很难得到铜钱,迫于赋税的压力,百姓又不得不想方设法获取铜钱,导致比价进一步失衡,铜铁钱比价发展到1∶14。于是投机商人在利益驱使下开始贩卖铜钱进入川蜀,因为此时已经开放了铜钱禁令,铜钱进入四川是合法的。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川峡铁钱十直铜钱一,输租即十取二”。到了第二年缴纳租税时十分之二要缴纳铜钱,矛盾进一步加剧。转运副使张谔提出了增加川蜀铜钱供应的方案和暂时调整赋税征收铜钱政策的建议:

其明年,转运副使、右赞善大夫张谔言:“旧市夷人铜,斤给铁钱二百,望增为千钱,可以大获,因复铸铜钱,民租当输钱者,许且令输银及绢,俟铜钱多,即渐令输之。”诏许市夷人铜,斤止给钱五百。然卒难得铜。

转运司建议从夷人那里买铜,增加官买铜的价格,从一斤铜二百铁钱增加到1000铁钱,大量买铜铸造铜钱,等到铜钱多了以后,再增加赋税中的铜钱比例。租税应当缴纳铜钱的部分暂且允许用缴纳银和绢替代。提高买铜价格并大量买铜要加大财政支出。北宋攻占川蜀以后核心的经济政策是掠夺,现在要大幅度增加支出,恐非所愿。无论这笔支出从中央财政出还是从地方财政出,都会影响到更多财富上供开封,于是朝廷批准的意见是:买铜价格腰斩一半,每斤500铁钱。以这个价格买铜,效果终究不理想,增大铜钱供应量的计划落空了。那么赋税中不再增加铜钱比例,暂且用纳银绢替代的建议得到批准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转运司内部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而转运副使右补阙聂詠、同转运判官秘书丞范祥皆言:‘民乐输铜钱,请每岁递增一分,后十岁即全取铜钱。’诏从其请。”转运司的另外两位官员提出了不同意见,而且向朝廷传递了完全相反的信息。转运副使张谔说百姓难以获得铜钱,民甚苦之;而转运副使聂詠和同转运判官范祥则说百姓很乐意输纳铜钱。同时提出了刚性的恢复铜钱使用的路线图,赋税中每年增加十分之一的铜钱供应,十年以后全部使用铜钱。《宋史》和《长编》关于此事的记载,文意基本相同,疑似同源。推敲此记载,使人难免疑惑。聂詠和范祥的建议是哪一年提出的呢?从行文来看是太平兴国五年提出的,不过建议中说每年增加十分之一铜钱,十年后全部使用铜钱,前文讲太平兴国四年赋税中十分之一输纳铜钱,太平兴国五年十分之二输纳铜钱,如此来看,这个建议方案更像是太平兴国四年或之前所提。张谔的建议是铜钱增加到十分之二以后提出的,更像是针对政策执行中遇到的困难提出修正方案。因为没有其他的记载,此处暂且存疑。聂詠和范祥不体恤百姓苦难,罔顾政策实施条件,强制恢复铜钱,而且还从中谋利,终究招来祸端:

詠、祥因以月俸所得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于是增及三分。民萧然,益苦之,或剜剔佛像,毁器用,盗发古冢,才得铜钱四五,坐罪者甚众。知益州、工部郎中辛仲甫具言其弊,乃诏使臣吴承勋驰传至成都府审度利害。

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开始,租税输纳铜钱每年增长十分之一,铁钱贬值铜钱升值趋势非常明显,比价的剧烈变动,涉及巨额经济利益,“商贾争以铜钱入川界与民互市”,经济利益诱惑之下官员也参与其中。聂詠、范祥、宋覃、卜伦等一批官员拿自己领取的铜钱俸禄,与百姓兑换铁钱,谋取私利,引起朝廷的关注,这些官员最终受到了严厉处罚。矛盾激化和案件审理发生在太平兴国六年,官员处理发生在第二年。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吴承勋回开封复命,处理结果是:“召聂詠、范祥及东川转运使宋覃、同转运卜伦皆下御史狱。詠、覃杖脊,配役将作监;祥、伦免为庶人。覃、伦亦以月俸铜钱市与民,厚取其直故也。”“遂令川峡输租榷利勿复征铜钱。詠、祥等皆坐罪免。”“己卯,诏:‘剑南东西、峡路诸州,民输租及榷利,勿复徵铜钱。”人事调整是事件处理措施之一,政策调整影响更为深远。这件事情宣告在川蜀恢复铜钱流通的计划落空了,此后二百年终南北两宋都没有在川蜀恢复铜钱流通。虽然恢复铜钱流通失败,但是在减轻百姓负担和降低经济掠夺程度方面朝廷还是作出了让步,“罢官酤酒,仍造曲与民,前所增麹钱三十万并除之。禁诸州不得擅增物价”,缩小了专卖范围,免除了一些征收款项。

太平兴国时期尝试恢复铜钱流通不是偶然为之。北宋初年,从新近占领的地区掠夺经济财富,充实国家财政,削弱当地的经济实力,支援其他地区的军需供给,执行特殊的货币政策是经济掠夺的一部分。不独川蜀地区如此,对荆湖、江南、岭南和福建也执行类似的掠夺政策。但是以经济掠夺为主线的政策随着形势的改变必须调整,要考虑到当地的承受能力和长治久安。另外也要考虑国家管理的整体性,有必要统一全国的货币政策。随着政策基调的调整,货币政策也随之改变,荆湖、江南、岭南和福建地区都有政策改变的过程:

江左初平,民间不便事一一条奏。(张)齐贤曰:“臣闻江南旧以铁为币,今改用铜钱,民间难得,而官责课,颇受鞭挞,此最不便。”上曰:“汉时吴王即山铸钱,江南多出铜,为朕密经营之。

齐贤又言:“巡内州军县镇官地棚房钱轻重不等,盖伪命日,有军营人众且用铁钱易得。自收复后,诸军皆送阙下,又改纳铜钱。市井萧条,民益困乏,禁锢科责,没其赀产,犹不能偿,至有雇妻卖子者。

荆湖、岭南民输税须大钱,民以小钱二或三易大钱一,官属以奉钱易于民以规利。诏自今吏受民输,但常所通行钱勿却,官吏毋得以奉钱换易。

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利用货币比价的差异,改变征收的币种,是加重剥削的一种手段。以掠夺为核心的经济政策运行一段时间之后,从长远考虑,才地不分远近,人不分先后,实行统一的管理。北宋朝廷也有统一货币流通的谋划。江南地区成功恢复了铜钱流通,福建地区也恢复使用铜钱。但是对川蜀地区的政策调整,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摆脱“掠夺”二字。政策调整不彻底不到位,尤其是经济政策方面,恢复铜钱流通半途而废,这也埋下了隐患。

(四)尝试铸造大铁钱及其失败

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朝廷明确赋税中不再征收铜钱,当时一个铜钱换得十四个铁钱是极端时期的比价,恢复常态以后的比价,大约是一个铜钱换四个铁钱。西川转运使刘度曾经向朝廷提出以铜钱一百换铁钱四百的官定比价建议,朝廷批准了这一建议,之后因为物价大幅度上涨,又取消了这一政策。我们讨论的铜铁钱比价,铜钱指的是铜钱小平钱,铁钱指的是小铁钱。宋初铸造的小铁钱,太祖时期是“宋元通宝”,太宗时期是“太平通宝”等,每贯重六斤五两,这种小铁钱每年铸造50多万贯。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十一月,宗政少卿赵安易使蜀见到的情况是铁钱购买力低下,物价上涨严重。“铁钱轻而物价踊,每市罗一匹,为钱两万。”小铁钱沉重不便交易,为解决这一问题,赵安易提出铸造大铁钱的方案,并付诸实践:

坚请改铸一当十大钱,御书钱式,遣诣川峡路诸州冶铸,所在并为御书钱监;诸州旧贮小铁钱悉辇送官。民间小钱许送监,计数给以大钱;若改铸未集,许民大小兼用。既而一岁才成三千余贯,众皆以为不便。会安易入奏事,因留不遣,遂罢冶铸。五年,安易复请,不许。

淳化三年和四年期间赵安易主持铸造了大钱三千多贯,之后就终止了,原因是大家都认为不合适。这是非常模糊的表述,没有讲清楚具体原因,实际上这期间蜀地爆发了农民起义。淳化四年(993年)春天王小波起义,川蜀停止铸造铁钱,之后数年间社会陷入了动荡。

终止铸造大铁钱的替代方案是重申铜钱和小铁钱的比价,使用铜钱解决小铁钱不便交易的问题。“淳化五年(994年),诏两川以铜铁钱兼行,铜钱一当铁钱十,民颇便之。”铜钱一当铁钱十的诏令是否得到了执行,似乎有不同声音。当时知益州的张詠在奏折中提出:“昨经利州,以铜钱一换铁钱五,绵州铜钱一换铁钱六,益州铜钱一换铁钱八。若一其法,公私非便。望依旬估折纳铜钱。”。张詠认为各地有不同的市价,官府统一规定比价,公私都不便利,不如由市场自动形成比价。这一建议是否被采纳,史料没有明确记载。可以确定的是,此后支付官员月俸的时候,执行的并不是1∶10的比价。之前提到聂詠、范祥在太平兴国时期领取的月俸是铜钱,不知从哪一年开始,已经改为铁钱。在太宗至道三年(997年)前后,峡路转运使韩国华提出,“川峡州县幕职官等所请月俸,铜钱一文止折铁钱二文,望增加铁钱分数”,于是“令支铜钱一文易给铁钱五文”。从这则记录可知,川峡州县幕职官等所请月俸按照铜钱计算,实际支付的是铁钱,折算比例是1∶2,至道三年(997年)左右折算比例改为1∶5。之后铁钱再度贬值,折算比例再次升高。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五月,“应川峡州军屯泊巡检诸兵及校帅,凡请受当请铜钱一文折支铁钱五文者,并与支铁钱十文。及川峡州军诸色职官使臣料钱并驿料内钱亦如之”。咸平三年,折算比例提高到1∶10,小铁钱和铜钱的比价稳定在1∶10。

真宗即位初期,西京左藏库使杨允恭讲川峡铁钱弊端的时候说:“凡民田之税,昔输铜钱之一,今输铁钱亦一;而吏卒奉旧给铜钱之一,今给铁钱五;及行用交易,则铁钱之十为铜钱之一。且民入田税,以一为十,官失其九矣;吏卒奉给,增一为五,官又失其四矣;吏卒得五用十,复失其半矣。臣在先朝,尝陈其事,愿变法以革其弊。先帝方议行之,会贼(李)顺叛扰而止。今陛下继成先烈,可遂建其法,使民不失所。且饶、信之铜积数千万,若遣运于荆,达于蜀,蜀素多铜,俾夔、益、遂各置监鼓铸,岁用均给,不十年,悉用铜钱矣。议虽未用,然自是吏卒奉给,始改用十铁钱易铜钱之一。”从这些材料来看,政府支出俸钱料钱的时候,按照铜钱确定标准,实际支付铁钱,折算标准从1∶2逐渐上升到1∶10。杨允恭从维护政府财政利益的角度,再次提出了恢复铜钱流通的建议,但是没有被采纳。

政府折算比例变动是根据市场折算价格变动做出的延后性调整。市场交易中,铜铁钱的比价是浮动变化的,北宋政府没有强制规定流通中的比价。根据赵安易建议铸造的御书大铁钱,钱文是“淳化元宝”,仅仅是试铸,一共三千余贯,因为总量不大,是否进入流通也不够确定,相对于小铁钱每年铸造50多万贯,连续铸造二十多年共1000多万贯的海量,流通中的淳化大铁钱因为占比太小,几乎可以被忽略不计。小铁钱自身价值低,购买力始终不高,沉重的铁钱非常不便于大宗贸易和长途运输。租税输纳铁钱,地方政府也有大量铁钱存储,财政调拨转输同样有运输成本的问题。川蜀地区缺少一种价值较高和便于携带的货币,恢复铜钱流通有统一全国货币的考虑,也有满足市场和财政管理需求的一面,因为铸造铜钱需要大量投入成本,朝廷否决了此方案。铸造当十大铁钱,也有满足这一需求的目的,但是实施效果不理想,也被否决。这些都是货币运输成本的问题,当社会陷入动荡,货币运输安全问题也会被人们考虑,一定程度上会加剧矛盾,对价值高便于携带能够致远的货币需求越来越强烈。

二、各方的利益博弈和货币政策的调整

(一)川蜀民众的抗争及相关货币因素

北宋初中央政府对川蜀的经济掠夺是全方位的。第一是运走后蜀政权积累的财富;第二是设置博买务,用府库中的铁钱换易金银、铜钱和绢帛上供开封;第三是强制购买绢帛丝织品,而且禁止民间的丝织品贸易;第四是在赋税之外增加苛捐杂税:

蜀地富饶,孟氏割据,府库益以充溢。及王师平蜀,孟氏所储,悉归内府。而言事者竞起功利,成都常赋外,更置博买务。诸郡课民织作,禁商旅不得私市布帛,司计之吏,析及秋毫。蜀地狭民调,耕作不足以给,益以贫困,兼并者复籴贱贩贵以夺其利。

百姓承受沉重的赋税和其他苛捐杂税,还要面临铁钱贬值带来的经济盘剥,而兼并者通过贱买贵卖再次掠夺贫困者,贫者生活难以为继。掠夺性的经济政策往往不能长久,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集中爆发。淳化四年爆发了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

永康军青城县民王小波聚徒为寇,杀眉州彭山县令齐元振。是月,商州大雨雪。

遂攻掠邛、蜀诸县。袭杀县令齐元振,剖其腹,实以钱,盖恶其诛求之无厌也。

起义军攻克了彭山县,斩杀了县令齐元振。对于齐元振,从北宋政府角度看,是能力突出清白强干的官员,曾经受到朝廷表彰。在四川百姓眼中,他是横征暴敛的恶魔,民众对他怨恨很深,以至于起义军将齐元振剖腹,在腹中装满钱币。钱币成为百姓对官府仇恨的一个标识物,强制推行铁钱,赋税中强制征收一部分铜钱极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作为财富存储的铁钱又大幅度贬值等等,民众的苦难和钱币息息相关。对货币政策的不满,成为四川民众对官府怨恨的一个重要因素。

王小波起义开始于淳化四年(993年)春天,当年十二月王小波战死,起义军推举他的妻弟李顺为首领,义军攻下成都。五年五月宋军俘虏李顺,至道元年(995年)二月打败义军余部张余,才渐渐平息。至道元年(995年)降成都府为益州,宋太宗下罪已诏,在诏书中讲:“朕委任非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管榷之吏,惟用刻削为功,挠我烝民,起为狂寇。”承认是因为地方官为政残暴,剥削残酷才官逼民反。在起义军攻城略地、官军镇压平叛的军事混乱中,百姓开始私下以交子进行交易,而且迅速普遍起来,大概官府此时无暇也无力管控制止。北宋政府曾经明确禁止铜钱入川,禁止铁钱出川,也曾经短暂放开铜钱入川的禁令,甚至明确规定铜铁钱的比价。这些都表明,当时的货币管理政策严格而且详细。交易中使用什么样的货币,民间并没有很大的选择空间。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在王小波、李顺起义以后,民间私以交子为市,因为这时候政府管控能力降低,使用交子进行交易才成为事实。

使用私交子是民众对铁钱政策的应对和反抗。北宋政府执行掠夺性货币政策,强制推行低价值的铁钱,进行不等价的货币交换,损害了当地富商大户以及广大民众的经济利益。在大宗交易中使用交子,一定程度上规避铁钱,减少对铁钱的需求,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还可以避免大量持有不断贬值的铁钱带来经济损失。淳化以前,川蜀地区民间力量虽然没有明显的反对铁钱的行为,但是从经济利益角度分析,这种趋利避害的倾向是存在的。在王小波、李顺起义中,青城山茶农茶商是义军的基础力量,矛盾激烈爆发之前必然有累积阶段。民间交易使用交子是对掠夺性货币政策的反抗。起义和兵变被镇压以后,民间使用交子的现象引起了政府的关注和警觉,也才引发了后续货币政策的调整。

(二)川蜀官府财物管理的革新及其影响

川蜀官府的财物管理有什么特点?前文讲到征收赋税和榷利的政策,官府财物不够用的时候,往往摊派给百姓,百姓的经济负担非常沉重。输税和缴纳榷利是纳钱,加征铜钱的政策取消以后,又完全恢复到了币值很低的小铁钱,催生了物价上涨,以至于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注:

先是,诸州官榷酒酤,官物不足以充用,多赋于民,益为烦扰,仲甫并请罢之,仍许民自酿。承勋复命。己卯,诏:“剑南东西、峡路诸州,民输租及榷利,勿复征铜钱。罢官酤酒,仍造曲与民,前所增曲钱三十万并除之。禁诸州不得擅增物价。

张詠在益州任职时调整了赋税征收办法,这次赋税调整涉及到了一个新事物的产生,以前似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公尝以蜀地素狭,游手者众,事宁之后,生齿日繁,稍遇水旱,则民必艰食。时米斗直钱三十六,乃按诸邑田税,使如其价,岁折米六万斛。至春,籍田中细民计口给券,俾输元估籴之,奏为永制。逮今七十余年,虽时有灾馑,米甚贵而益民无馁色者,公之赐也。

考虑到物价增长的因素,在粮价很低的时候,把原本纳钱的田税按照每斗36钱的价格折算成米,一年田税折米六万斛。折米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点是每年春季按照人口给券,百姓持券可以依据原来缴纳时候的价格和数量再买回来,田中细民计口给券,民凭券可以低价买米。这项政策调整首先对官府有利,因为物价上涨,如果田税额度不增,收到的钱购买力会不断下降,将来不够支出,在低价时候折为大米,不管米价如何增长,收到的粮食总量是有保证的。其次对百姓也有益处,粮食是百姓所产,之前征钱,百姓要卖粮换钱才能完税,收税时节粮食集中出售价格必然偏低,百姓会受到商人盘剥,第二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穷人缺少粮食需要购买,又要再次被商人盘剥,这是赋税货币化的弊端。这一问题时人已多有批评,那么赋税货币化有害无利吗?也是否定的,至少极有利于政府的财务管理,有利于促进社会分工等等,这是另一个问题,此不赘述。田税改革以后,百姓在春荒时节可以凭券到官府平价购粮,免受商人剥削,这类似于常平仓的功能。政策施行了七十多年,官府和百姓双方都得利。这里涉及到两个问题,用来购买粮食的券是新生事物,官府是如何发放和流通管理的?在田税货币化以后又返回到实物税,官府如何管理粮食?我们不妨与另一则材料结合起来看:

始,益州豪民十余万户连保作交子,每年与官中出夏秋仓盘量人夫及出修糜枣堰丁夫物料。诸豪以时聚首,同用一色纸印造。印文用屋木人物,铺户押字,各自隐密题号,朱墨间错,以为私记。书填贯,不限多少。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无远近行用,动及万百贯。街市交易,如将交子要取见钱,每贯割落三十文为利。每岁丝蚕米麦将熟,又印交子一两番,捷如铸钱。

这则材料因为事关交子的产生与运行,广受研究者关注。十六户专营交子时,交子铺户要负责出夏秋仓盘量人夫,还要出维修成都重要水利设施的人力和物料。交子的印造也是在每年米麦将熟之时,这和按人口给券,凭券到官府购买粮食发生在同一个地点(成都),同一个时间段(米麦将熟之时)。百姓到官府纳粮,官府给粮券,百姓到交子铺户存放铁钱,交子铺户给铁钱券,二者可能会有一些关联。

(三)官府规范交子流通和铸造大铁钱共同解决高值币缺位问题

因为在货币供应中缺少便于携带的大额币种,私营交子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市场空缺。但是毕竟是新生事物,信用保障体系不完善。到景德二年(1005年),交子的使用引发了越来越多的诉讼,引起了官方关注。“私以交子为市,奸弊百出,狱讼滋多。乃诏知益州张詠与转运使黄观同议,于嘉、邛二州铸景德大铁钱。”结合《宋稗类钞》有关张詠赠送彭公乘铁缗钞的记载,说明这一时期交子已经产生。

景德二年(1005年)讨论铸造大钱解决大额货币缺位的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消除私交子流通引起的弊端和隐患。景德二年(1005年)开始铸造大钱,钱文“景德元宝”,每贯重25斤8两,用料30斤,大钱一当小铁钱十,当小铜钱一。景德四年(1007年)五月诏准大钱投入使用。运行十年以后,销毁严重,又铸造减重大铁钱即祥符大铁钱。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二月,“西川用景德新铸钱将十年,以铁重,民多熔为器,每一千得铁二十五斤,鬻之直二千。转运使赵祯言其非便,请铸大铜钱一当十,诏三司议,未决。知益州凌策请减景德之制,别铸大铁钱,每一千重十二斤十两,仍一当十,其旧钱亦许兼用;且言钱轻则行者易赍,铁少则熔者鲜利。乙亥,诏从其请”。景德大钱每一千钱重25斤8两,铸钱所用铁的成本价值两千,所以百姓销毁铁钱铸造铁器有一倍的盈利。为了避免大铁钱被销毁,改铸祥符减重大铁钱,减重一半,和小铁钱的比价仍然是10∶1,和小铜钱的比价是1∶1,原来的景德大钱仍然兼用,价值和减重大铁钱相同。同样价值的十贯小铁钱重65斤,出现景德大钱以后,小钱就面临被私销或者被官府销毁改铸的可能,逐渐退出流通。减重大铁钱钱文“祥符通宝”,每贯重12斤10两,“铁钱有三监:邛州有惠民,嘉州有丰远,兴州有济众(原注:益州、雅州旧亦有监,后废)。大钱贯重十二斤十两,以准铜钱。岁总铸二十一万馀贯”。减重大钱运行较为平稳,几十年后才出现相对铜钱的贬值。

四川在镇压起义和平定叛乱以后,在货币领域采取了两项措施。第一项措施是铸造大钱;第二项措施是整顿私营交子,特许十六户联营交子,其他未经授权者不能私自经营。十六户要与官府合作,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一定程度上将交子经营纳入了政府的管控。虽然不是政府直接管理,但是具体运行的许多方面皆受政府约束,比如发行时间相对固定,在“每岁丝蚕米麦将熟”时节;交子的规格“用同一色纸印造”;不是凭空虚发而是“收入人户见钱,便给交子”;交子的流通“无远近行用”。到天圣元年(1023年)前寇瑊要停废交子时,不仅益州有交子,外县也已经有交子经营,“臣到任,诱劝交子户王昌懿……其余外县有交子户,并皆诉纳,将印卓毁弃讫”,说明交子在短短十年间发展迅速。

三、交子诞生原因的再认识

(一)宋初四川高值币缺失是催生交子诞生的主要原因

北宋初期在川蜀地区施行特殊的掠夺性经济政策,铜钱和白银被大量上供开封,禁止民间交易绢帛,逐渐形成了川蜀铁钱区。小铁钱自身价值低,运输成本高,携带不便,存在明显缺陷。太平兴国年间尝试恢复铜钱流通,有统一全国货币的考虑,但中央财政不愿意加大在川蜀地区的支出,未能大量买铜铸钱,恢复铜钱流通归于失败。紧随其后尝试铸造大铁钱也归于失败。川蜀地区经济基础好,民间积累了丰富的商业资本。盛产茶叶、丝绸和糖等重要物资,交易浩繁,有大额货币需求。铸造铜钱和大铁钱失败,大额度货币缺位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分析交子产生的直接原因,如果笼统讲钱币供应不足导致交子的产生是对的,但如果说小铁钱供应不足导致了交子的产生则是错误的。具体来讲是因为小铁钱沉重币值低,大额度高币值货币供应不足直接导致了交子的产生。

(二)宋初川蜀地区赋税政策调整和官府财政物资管理与交子诞生也存在一定关系

川蜀地区商业信用基础较其他地区发达,地方政府在田税和财物管理中,使用米券等信用凭证,也促进了商业活动中物券和钱券的产生与使用。在铁钱不断贬值的情况下,益州调整税收政策,用货币来计量赋税,实际征收则按照某一时间的价格折为粮食。地方政府借此规避铁钱贬值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减少社会上的货币需求。普遍认为财政货币化提高了社会的货币需求量,由货币又改为实物,其影响也不容忽视。赋税征收实物会带来管理的困难,由此催生粮券的产生,而且引入商人的力量进行物资筹备和管理又促进了信用体系的发展。私交子诞生之初被视为铁钱券,实与粮券有相似之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益州官府在田税和财物管理中使用有价证券,是信用基础发达的体现,也是启发交子产生的重要因素。

(三)特殊的历史机遇促成了伟大创新

正如前人研究指出:“交子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及货币发展史中出现的特殊产物。它的产生,在我国古代光辉灿烂的货币文化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割据局面的形成,四川行用铁钱给商业贸易带来的极大不便,商业信用制度的空前发达及社会经济活动中证券的广泛使用等因素相互作用,培育出了世界货币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交子。”事物发展有其复杂性,重大制度创新往往不是单一原因直接促成的。交子的诞生,商品经济繁荣到一定程度,商业信用发达到一定程度是基础,政府财政货币化也是基础,三方面共同形成了货币需求,流通中需要铜钱或者比铜钱价值量更大的货币。而恰恰在这个时间段,因为特殊的政治格局,在四川区域实行了特殊的货币政策,流通中的货币由本来就属于贱金属货币的铜钱强制调整为价值更低的小铁钱,货币供应和货币需求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益州有发达的商业信用基础,又处于社会动荡政府管控无力的特殊时期,民间自谋出路选择使用铁钱券进行贸易,当地造纸和印刷业发达也提供了技术可能,于是交子得以诞生。这是交易中的小变化,却是伟大的金融创举。交子产生初期,主要功能是解决高值币(高价值,大额度,便于携带)缺位问题,随着纸币制度的推广和发展,后来又印制小额度纸币,其功能和作用就更加广泛了。交子的诞生是在特殊的历史机遇下,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才智完成的制度创新,是华夏民族对世界文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值得我们为之自豪。

(此文刊发于《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来源: 中国历史研究院维系公众号

作者:姜锡东 李金闯(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