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6期

李调元《童山诗音说》整理前言

李冬梅

音韵类《诗经》学文献是指专门研究《诗经》中文字音韵的《诗经》学文献。众所周知,《诗经》是讲究韵律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诗经》之语音亦发生了演变,用今音读古诗常有不能合韵协音者。于是,从音韵的角度研究《诗经》的著作便应运而生。

《经典释文·序录》曾记载说:“为《诗》音者九人:郑玄、徐邈、蔡氏、孔氏、阮侃、王肃、江惇、干宝、李轨。”见于其他史籍记载的隋唐以前从事《诗经》音创作的还有徐爰、刘芳、沈重等人。可见,从汉代郑玄开始,研究《诗经》之学者就已初步留意于诗文的音韵问题,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相继又出现徐邈等多家《诗经》音韵方面的著作,这说明此时的《诗经》学研究已超越出传统的文字诠释和诗旨演说而深入于《诗经》音韵专门问题的研究。可惜这些《诗经》音韵著作中,除徐邈《毛诗音》、刘芳《毛诗笺音义证》尚有敦煌残本或清人辑本外,其余皆散佚殆尽。

至唐代,陆德明始总集诸家之说,作《毛诗音义》,以明300篇之音。这是魏晋以来《诗经》音韵研究的总结之作,它不仅保存了魏晋时期许多《诗经》音韵研究的优秀成果,也是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的一部汉唐《诗经》音韵之作。现据徐邈、陆德明之作来看,汉唐学者主要是采用直音法和反切法注音《诗经》之文字。

不过到了宋代,《诗经》之叶韵说则逐渐兴盛起来。吴棫继承陆德明古人韵缓的观点,认为古字无定音,必须改读才能协韵,于是以音母为本,以传声相协,而作《毛诗叶韵补音》,以补足《毛诗音义》之未叶音者。此后叶韵说经朱熹《诗集传》《楚辞集注》等的应用和推广,大肆流行,以致在音韵学上居有数百年的统治地位,直到明代陈第作《毛诗古音考》才开始打破。

陈第《毛诗古音考》研究了《诗经》之用韵与大致同时代的《易系辞》《左传》《国语》《楚辞》等基本相合,从而推断出《诗经》的用韵是以当时的实际语音为基础的。用今音读古诗之所以不协,并不是因为古无定音,而正是语音演变的必然结果。因此他以“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的论点,论证古音,否定叶韵说,这就为清代音韵学的深入研究拉开了序幕。

清代音韵学研究,由顾炎武发其端,他首先提出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这一重视音韵学的观点,并著《音学五书》来讨论音韵学上的重大问题。其中《诗本音》以《诗经》用韵为主,罗列其他古书中的韵语作为旁证,以考证《诗经》古音,彻底否定叶韵之说,同时又将古韵分为十部。其后,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等皆有音韵学方面的著作,主要是探讨古韵的分部。这对于进一步分析和研究《诗经》的音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音韵的角度研究《诗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由汉至清,关于《诗经》之音韵的论述,除了许多散载于传说类《诗经》学文献中外,音韵类的专门《诗经》学文献亦不在少数,仅清代就有数十种之多。由此可见,《诗经》学者对于音韵是多么重视。本文即以李调元的《童山诗音说》为对象,谈谈李氏在《诗经》音韵学方面的成就。

李调元(1734—1803),字羹堂、赞庵、鹤洲,号雨村,又号童山等,四川罗江人。与从弟李鼎元、李骥元号称“绵州三李”。肄业四川省城锦江书院,才情出众,考课屡居案首,人称“锦江六杰”之魁。游学江南,先后师从浙学名师俞经、李祖惠、查虞昌、钱陈群,并与邵晋涵、沈初等同学交好,深得浙学之要。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曾官文选司、考工司主事,办事刚正,人称“铁员外”。后由广东学政改任直隶通永道。因劾永平知府弓养正获罪,发遣伊犁,后以母老赎归,隐居乡里20余年,居家著述以终老。清嘉庆《四川通志》、清嘉庆《华阳县志》《清史列传》等有传。

李调元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好学不倦,自经史百家及稗官野乘,靡不博览,群经小学,皆有撰述,当世称为通儒。其著述之丰,蜀中费密之后,无人匹敌。平生素以诗文著称于世,在清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所著《童山诗集》《童山文集》被袁枚视作“名山之业”,与眉山彭端淑、遂宁张问陶时称“蜀中三才子”。戏曲理论著作《曲话》《剧话》,使之成为有清一代蜀中著名戏曲理论家。又宗祖郑学,主张由文字训诂入手以明经义,通经明道。其《易古文》《郑氏古文尚书证讹》《周礼摘笺》《仪礼今古考》《十三经注疏锦字》等,都以考校前人误谬、遗漏,以恢复“汉学”为旨归,具有明显的考据实学风格。其家富于藏书,建有万卷楼,藏书多达十万卷,时称“西川藏书第一家”,对恢复四川典籍文献传统贡献很大。所刻《函海》,搜罗历代蜀中耆旧文献,累至收书150余种,1000余卷,被称为“海内宗”,为历代四川文献的存传作出重要贡献。

在文字音韵方面,李调元也颇有造诣,著有《卍斋璅录》《六书分毫》《古音合》《童山诗音说》等。游学江南时,李调元曾师从查虞昌、钱陈群等浙学诗文名家,深得声韵要旨。所著《童山诗音说》,即是综合运用声韵、训诂之法,来辨析《诗经》音读得失的一部著作。

《童山诗音说》凡4卷,卷首有《自序》一篇,阐释其撰著缘由及大要,云:“《诗》之音韵,自汉许氏《说文》而外,魏晋以来有之。陆氏《释文》,穷经者所不能外也。其于诸传注之外,博采前人音义,殆无遗剩……尝读《诗》,音切以及叶韵有心不安者,未敢附会,辄不揣固陋,摘其音读之误,每篇略举数端;至于俗字相沿,经史互异,亦概及焉。曰《诗音说》,以其要于《诗》之音韵为多也。”盖因古今音变迁,《诗经》音读后世已经不能协韵,学者又不能本着“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之义,强作解人,故注释中每有误读误音,李调元乃取《说文》及《释文》等音韵资料加以考订而成是书。

李调元博采诸书记载,运用同书互证、同音通假等声韵考辨方法,对《诗经》中的音读之误逐一做了辨析,特别是对《诗经》音切及叶韵等问题做了深入探讨,用功甚勤,颇多创建。如卷一《关雎》:“‘钟鼓乐之’,《释文》谓‘乐’字叶韵宜,五教反。窃意作力告反为是。《大雅·韩奕》篇‘莫如韩乐’,今注音乐,力告反,与上文‘靡国不到’叶,是也。然方俗之语亦有传授,今北人呼‘喜乐’字,未有不为力告反者,况同在一经中,可以叶《韩奕》,独不可以叶《关雎》,无是理也。”其运用同书互证和方言左证的方法,对《释文》注《关雎》“钟鼓乐之”之“乐”字,依照叶韵读作“五教反”的结论进行辨析,持论有据,不作空谈,确有见地。李调元从一定角度对一味强调叶韵之法、忽略其字义的音读方法作了批评,在《诗经》音读研究中极具意义。此外,他还对因“俗字相沿,经史互异”等问题做了相应的考订,为《诗经》研究者提供了参考。《童山诗音说》对《诗经》音读、形义的考辨,在清代《诗经》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是书收录于乾隆本《函海》,共4卷,卷首无序。然清嘉庆十四年(1809)李鼎元重校清道光五年(1825)李朝夔补刊本《函海》却失收,故流传不广。清光绪七年(1881)钟登甲乐道斋重刊《函海》,再次收录印行,亦4卷,卷首有序。此次整理,即以清光绪版《函海》为底本,并参校清乾隆本《函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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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李冬梅(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