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6期

刘沅《拾余四种》述略

任蕴奇

刘沅(1767—1855),字止唐,又字讷如,号青阳子,成都双流人,清代四川著名学者,人称“川西夫子”。刘沅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考中拔贡,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考中举人,但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清嘉庆元年(1796)进京会试三次不第,又逢家中突遭变故,不得不归乡奉养母亲,主持家事。后刘沅放弃仕途,在乡中开立私塾授徒教学,并精研学问。

刘沅的学术成就表现在诸多方面,他援道入儒,会通三教,学术体系圆融精妙。但从根本上来讲,刘沅认为自己是儒家学者。刘沅晚年整理自己的毕生著述,作《藏书碑记》称:“计《易》《书》《诗》《春秋》《三礼》《四子》均曰‘恒解’,共一百一十卷。《孝经》曰‘直解’。又《正讹》《子问》《又问》《大学古本质言》《俗言》《约言》《恒言》《賸言》《家言》《杂问》《杂著》《蒙训》《下学梯航》《壎篪集》《明良志略》《史存》等十七种,共计六十六卷。其他诗文选本旁及二氏注释、劝善诸书不再其内。”①刘沅著述丰富,种类颇多,此处只收录儒家相关的著作,与佛、道有关的经注、劝善书并不收录,足证刘沅将自身定位为儒家学者。

刘沅在成都有两处居所,先在双流云栖里,后在南关纯化街。两处居所都有古槐,所以刘沅自称“槐轩”,世人和后人称为“槐轩先生”。刘沅生前就已称自己著作为《槐轩杂著》《槐轩要语》等,后人又将其著作编为《槐轩全书》。刘沅的学术也称为“槐轩之学”,刘沅与其门人弟子则称为“槐轩学派”。当下所见《槐轩全书》要数2006年成都巴蜀书社影印本最为完备。其中收录包括《拾余四种》8卷在内,共27种,179卷。又有2016年谭继和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恒解·笺解本》,其中第十卷亦收录《拾余四种》。有学者对《拾余四种》的版本进行探究,今存有清道光二十五年刻本、清光绪元年凝善堂刻本、清光绪二十七年成都守经堂刻本、民国十九年致福楼刻本、民国二十三年特园刻本。另外,单行本有民国北京道德学社铅印本《恒言》《家言》。目前,内地学界、台湾地区、国际学者对刘沅研究的成果总体上较为丰富,各方面均取得进展。本文以刘沅的《拾余四种》为中心,略述其著作内容的特点,以见其学。

《拾余四种》包括《恒言》《家言》《賸言》《杂问》4种。刘沅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春正月,为《拾余四种》作叙,时年78岁。《自叙》称:“先儒有云,大道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力行之道,四子五经言之已详,故愚作《恒解》,第就白文细绎。诚得其要,则圣人之事,皆人人可能之事矣。孔子云:述而不作。诚有无待于作者……愚本鲜躬行,又多鄙暗,因儿辈幼冲,门人或相问难,随意应之,积久不觉成帙……然而家塾私言,便于览记,亦尚可以姑存。颜曰《拾余》,盖拾前人之唾余,且明其为圣贤之余义,想亦大雅君子所不禁也。”刘沅作《四书》《五经》之《恒解》已经细腻彰显其学术理路及力行之道。《拾余四种》可视作对《恒解》诸书疑难之处的补充,又有对后辈门人的解答。

《恒言》

《恒言》的内容刘沅在编撰时已做过分类,有如下几端。其一,《人道类》。人是天、地、人三才之主,圣人能够全人道以配天,故以人道为首。其二,《心性类》。刘沅认为世间万事悉由心而发。不能明心性之理,人间的伦理也就无由而正。其三,《天地类》。天地为道之本原,只有知天地才能知心性。其四,《鬼神类》。鬼神亦是天地间一精粹之理,理粹则与鬼神合其吉凶,鬼神之事也就被容纳在心性之内。其五,《治道类》。中国古代君权、神权、教权互相融合,心性伦常、天地鬼神被君王建立皇极主宰。其六,《学术类》。学术端正方能用以经世昌隆,天人性命等都通过学术思想贯通。其七,《文学类》。古有文以载道之说,道通过文章得以表达。其八,《技术类》。刘沅认为百工技术亦是道之余,具有重要意义,故需要申述。其九,《时宜类》。天下之理一,然而古今事势万端,用一理裁定万事,需要应时权常,各得其中。其十,《辨伪》。理是人人所拥有的,如果能依理且恰当行事,那么人人各得其所。之所以世间不能这样,是异说影响的结果。以上为《恒言》十类内容和刘沅的认识。

刘沅的学术体系是对宋明理学的批判继承,宋明理学是以探究天道性命、心性理气等范畴为核心,这一点贯穿其整体学术著作,在《恒言》中亦有体现。但是,刘沅讲心性等抽象概念,并不空疏,而是要和人结合起来。刘沅认为“人者,天地之心也”,普天之下人为贵,是因为人具有天地之心。人为万物之灵,是灵于人心,实际上是灵于其性。性就是天理,人的本性并没有不善的。之所以有不善的人,是因为人心受情影响,掺杂不善。刘沅因此形成了先天之心与后天之心分野的理论,“先天之心即性,后天之心杂情”。先天之心纯粹,后天之心因情而不纯。但是,情也并不全带来负面影响,“情者,心之用,得其正则性,否则贼,故君子正心”。情为心之用,若能使情得到正确的抒发,就接近本性和先天之心,君子的修行在于正心。

宋明理学以圣人为标杆,认为儒家所讲求的修身最终是为了达成圣人境界。刘沅的思想境界中,圣人亦是最高目标。圣人和正常人一样有血气心知,不同之处在于圣人“惟全天之理,故能立人极,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如斯,圣人亦如斯也”。圣人能得天之性,成为人极,故而能够正人心,“而有礼乐法度,束之于规矩,变化其气质,而更授以致中和之功,世所以安而俗是以淳。后世礼乐微矣,幸天理民彝不可得而泯。贤君父师,正其身,以善化之。”圣人发挥先天本性,先正己心,再正他人之心,从此世间有礼乐法度等各种规矩。圣人又能够变化民众的秉性气质,达到中和的状态,社会环境和民风民俗因此淳朴。后世礼乐衰微之时,前代所传的美好德性并未泯灭,仍然有贤良的君父以善化民。《天地类》中,圣人能观天察地以利民,敬授民时。《鬼神类》中,圣人面对古代的巫祝卜史不敢称自己已经修德,没有瑕疵。《治道类》中,刘沅强调,“圣人非甚难为,诚得其传,则修己治人,自衾影而推诸于天下无不宜”。圣人先修己身,然后得以治人。《学术类》开篇即说“学者,学圣人而已”,圣人因能够尽人道而与常人不同。上言圣人全天理,此处又说尽人道,则天人性命由此贯通。如上所述,圣人有如此优点,常人似乎难以企及。刘沅在《辨伪》篇称:“人皆得天理而生,则人皆可为圣贤。”如何成为圣贤?刘沅认为孟子所说“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则可以如舜而已矣。

《家言》

《家言》的编纂在《恒言》之后,是刘沅日常生活中对后代的示语,积久成编。《家言》分为《立志》《职业》《正始》《是非》《养生》5篇。

《立志》篇首云:“为学莫先于立志。志在圣人,久而不懈,至拙亦可为正人。志在庸俗,久而不查不觉,遂入于小人。戒之慎之。”此处刘沅的说法与“求其上者得其中”相类。如果立志成为圣人,目标坚定,坚持不懈,即使天资不足,也能堂堂正正做人。若一开始就志向短浅,久而久之便容易成为小人,足以见立志的重要性。立志成为圣人的目标过于远大,会堕入空虚。刘沅给后人信心称“士农工商,皆可为圣人”,具体做法是将爱敬之心用于亲人、长辈和上级,然后再推及于他人他物,每时每刻都不忘却,每件事都能宽恕待人,就达到这一境界了。面对名利和财色等诱惑,刘沅认为这是最能体现人天理良心的时刻。若是一个人见到财色就想去分夺,只贪图私利和一时舒适,就抛弃了天理良知。面对此类诱惑,应当保持坚韧的态度,死而不变。

《职业》篇中,刘沅对古代的一些职业技艺进行评论。首先,他认为人生而不可无职业。其次,自古以来,耕种庄稼、制作陶器、渔猎、筑房、医药、卜筮都可以为业,只要是不害于义理,并且能够解决温饱问题,都是正业。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刘沅认为“第一好事”是读书,但是必须读有用之书。例如读《四书》《五经》,其中涵盖了天理、人情、物理,并一一讲明,只要能“体诸身心,无不可成之功业”,即使是天资驽钝,只要熟读《四书》,做到字字身体力行,不是“作纸上陈言观”,也可以“卓然立于圣贤之林”。刘沅不仅强调读书的重要性,更强调要读圣贤之书,对儒家经典推崇备至。而且人若能更进一步去力行,便能成为圣贤。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和明清以来社会经济发展,普通人获取书籍更为容易,刘沅看到书籍太繁这一弊病,便强调读书“必以圣为归”。对于书中所讲授的心性伦常,更要以能实践为要害。至于医术、卜筮、相面等关于民生问题的职业,君子不当嫌弃,只要出发点是利于人伦,本于心术,就不应该排斥。况且,无器也非道。

《正始》篇是对人性修养的论述。刘沅强调人性皆善,为万物之灵,禀天地而生,父母犹如天地。所以,刘沅强调要顺遂天地之性,孝顺父母。《正始》篇又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对《大学》中的“诚意”概念进行解析。他认为,人心是依托于阴阳之灵,灵为鬼神。天理本天,天又是鬼神之本,所以从人心和天理来讲都与鬼神相连接,需要敬畏鬼神。敬畏之心是诚意的前提。“于一念之动,善即行,恶即去”,这是慎独之功,也是诚意。此处颇受阳明心学影响。

《是非》篇中,刘沅认为:“若以物为日用伦常之事,则格之即所以致知。以物为凡天下之物,则物不可胜穷。”既然天下之物繁多,无穷无尽,日用伦常则是最为紧要之事,抓住重点就能从根本上认识问题。所以,在此篇中刘沅以家庭教化为中心,要求明辨是非之理,做到孝悌忠义,集中表现了刘沅的人伦思想。

《养生》篇中,刘沅认为应当以守身为大,有此身才有事业。神、气、精有先后天之别,先天的可以合为太极,守身重在存养心性,存养先天之神、气、精则全太极。日常生活中重视饮食起居的规律节制,则可以守身诚身。此处的养生之论受道家思想影响颇大。神、气、精等概念则多为道家概念。刘沅将“守身之道”看做“摄养”,提倡清心寡欲则为道家的修养方法。

《賸言》

《賸言》是编订《恒言》《槐轩要语》《槐轩杂著》等书之后所存之文字。其内容是《拾余四种》中最少的一部,且未对内容进行分章,其中的思想也较为驳杂。例如,谈到天地的内涵时,特别强调父母于人相当于天地。又将理寓于气之说,认为孟子只以“散殊之气为气”,其养气之说不明。《賸言》不仅讲儒家的内容,而且在部分文本中,将儒家伦理与道家思想相结合进行论说。例如,在论及孝子之时,刘沅认为孝子“尽其以合天”,而精、气、神本于父母,皆为精粹。孝子对父母进行奉养,实质上是将全体受命于天的至宝,又全体归还于父母。又刘沅认为诚身之义是保存完全先天的精、气、神。此外,刘沅还多讲日月星辰等自然物质,与“气”相联系。

《杂问》

《杂问》与前面三种《恒言》《家言》《賸言》的体例格式不同。刘沅称:“门人每以世俗之事为问,就己意答之。”如此可见,该书以问答的形式呈现,体例便是门人弟子“问:……”,刘沅“答:……”。全篇共有40余条问答,各自长短不一。门人所问内容大多与儒、释、道三家内容有关,且此篇中关于佛、道二教的内容所占比例很大。其中又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涉及到儒道、儒佛二教的对比问题。例如“问:然则其(指佛家)废人伦,何也?”又如“问:如子之言,僧流之静养不亦同于儒学乎?何以朝廷不用之也?”又“问:佛言空,儒言诚,子比而同之,何也?”又“问:道家言精、气、神,不言心性,何也?”又“问:三教之本原一也,而佛、老之书多荒怪,圣贤之言咸切实。何欤?”又“问:儒以佛、老为甚于杨墨兼爱也、为我也,信乎?”笔者认为,从刘沅门人的问题入手,可以反映出刘沅学术确实是融会三教,并且对三教思想进行努力调试。刘沅对具体问题的回答,可反映他本人对于儒、释、道三家的包容态度。刘沅不仅尊奉儒学,而且积极援引佛、道之说进入其学术体系,以便更好地解释天道性命等终极问题。为我所用,教化人伦,方为一切思想的目的。

总结

碍于篇幅,笔者只能将刘沅的《拾余四种》按4部书分成4部分,并择其重点、特点,进行介绍。需要说明的是,刘沅的学术思想体系以儒家元典为本,融会佛道,体大思精,重点在对于群经的《恒解》。《拾余》中的《恒言》是为补充《恒解》所作,《家言》是对后辈的劝勉之词,《賸言》是编《恒言》等书所剩枝叶,《杂问》是与门人弟子问对所记。各书成书原因不同,因缘际会,被刘沅后人编入《槐轩全书》,进行合刻,呈现在当今读者面前。刘沅被称为“川西夫子”,自身也以追求圣人为毕生事业。《拾余四种》并非长篇大论,也不同注解经典文本一样有依托,而是短小精悍的札记形式,发挥刘沅个人思想,读之叫人回味。这一点与《论语》颇有几分相似。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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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任蕴奇(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