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6期

王士禛蜀道行纪文献

及其文史价值

王小红 潘逸君

王士禛(1634—1711),字子真,又字贻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山东济南新城(今山东省桓台县)人。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历任扬州府推官、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少詹事、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和刑部尚书等职,颇有政声。自幼工诗,诗负盛名,并创诗论“神韵说”,影响甚大。一生著述颇丰,著有《带经堂集》《渔洋诗文集》《池北偶谈》《居易录》等270余卷。

王士禛的著作有很大一部分是寄情山水之作,这与其为官时宦游较多有关。从清顺治十五年(1658)举进士起,到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致仕还乡,王士禛一生有4次大的宦游经历,其间他登临咏怀,留下了众多经典篇章。这4次大的宦游,分别是清顺治十七年(1660)扬州任内的江宁松江之行、清康熙十一年(1672)的“奉命典四川乡试”之行、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奉命广东祭告南海”之行及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奉命陕西、四川,祭告西岳、西镇、江渎”之行。正如张九徵所说,王士禛宦游访古,是“笔墨之外,自具性情;登览之余,别深怀抱”。其中清康熙十一年(1672)和三十五年(1696)的两次蜀地之行是王士禛行走最远的两次宦游,由此产生了《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两种游记,以及《陇蜀余闻》《蜀道集》《雍益集》等著作。这些蜀道行纪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所谓蜀道,顾名思义,指的是进出四川的道路,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语汇,总的来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蜀道是指与四川毗邻的各省通往四川的主要道路,包括经过长江三峡的交通线路,由云南入蜀的僰道,自甘肃入蜀的阴平道和自汉中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也包括蜀地范围内的道路,时间从古代延伸到当代。狭义的蜀道是指秦汉至明清时期连接关中与成都平原,穿越秦岭大巴山的一系列川陕道路的统称。唐人诗句已多以“蜀道”指称这条狭义的交通线路,而自李白名作《蜀道难》问世之后,人们通常理解的“蜀道”,主要就是指这条特定的川陕道路,即学术研究中常常提到的“蜀道”。其以汉中盆地为中间站,分为南北两段:北段以西安、宝鸡等城市为起点,越秦岭抵汉中,从西向东主要有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南段从汉中始,向南翻越大巴山、米仓山,最终到达成都等地,其中西为金牛道,中为米仓道,东为荔枝道,构成“北四南三”的蜀道交通网络,并且连结着难以数计的分支道路。

王士禛所走蜀道,其自有记载:“康熙壬子,予以户部郎中奉命典四川乡试。所过名山,如井陉、霍山、姑射、中条、雷首、太华、少华、终南、太白、云栈、嶓冢、锦屏、天柱、岷山、青城、蟆颐、凌云、峨嵋、乌尤、五峰、涂山、平都、上嵓、瞿唐三峡、巫山十二峰、隆中、岘首、苏门、百泉诸胜。”可见是广义的蜀道。

一、王士禛蜀道行纪文献的文史价值概述

王士禛蜀道行纪文献内容广泛,为研究清代蜀道和四川社会风貌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史价值。

《蜀道驿程记》记载清康熙十一年(1672)王士禛第一次入蜀的所见所闻,而一年之后,吴三桂起兵反清,因此该书是为数不多的描写张献忠之乱后、吴三桂之乱前的蜀地经济社会状况的一手史料。尤其是就蜀道而言,清康熙三年(1664)陕西巡抚贾汉复煅石开道,将连云栈道中的艰险地段整修成为“碥路”,此次修路时间与王士禛首次入蜀的时间相距不远,因此《蜀道驿程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初蜀道交通基础设施的变迁。《秦蜀驿程后记》则记载了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王士禛的第二次蜀中之行,他此次入蜀选用的路线与清康熙十一年(1672)在金牛道一段有所不同,也反映出康熙中期蜀道道路变迁情况。此外,虽然他两次入蜀在关中至汉中路段都选择了连云道,但是因为前后两次相隔24年,连云道很多路段的形制其实已发生变化,尤其经过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川陕总督葛思泰重修之后,其道路样式与以前相比有较大不同,所以王士禛前后两次的入蜀路径,可以清晰反映清代初期蜀道的变迁。另外,王士禛第二次入蜀距吴三桂三藩之乱已过去10余年,我们将《秦蜀驿程后记》与“三藩之乱”刚结束的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陈奕禧所撰《益州于役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方象瑛所撰《使蜀日记》的记载相结合,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三藩之乱”后十年间川中社会生产的恢复发展情况。

《陇蜀余闻》的内容包括两部分:一为对道听途说内容的考证,一为陇蜀驿路未亲历或必经之地的传闻。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总结:“是编皆记陇蜀碎事,如吴山、岍山之类,亦间有考证。以其奉使时所记,多非亲见之事,且多非所经之地,故曰余闻。兼及赵州、介休者,则以往陇、蜀时驿路所必经。”该书内容也与蜀道行旅相关,正如《清文献通考·经籍考》引惠栋说且加补充曰:“惠栋《精华录训纂》曰:‘陇蜀旧游之地,具详《驿程记》中。’此又纪其所未备者也。”《蜀道集》为王士禛第一次宦游蜀中的怀古诗作之合集,共400余首,内有部分长篇、短篇,体例多样,内容丰富,与《蜀道驿程记》的记载相呼应。对此,王士禛在其《居易录》中已有总结:“迫于王程,或至或不至,凡登望皆有诗,为《蜀道集》,又别为《蜀道驿程记》四卷。”《雍益集》则为其第二次宦游蜀中的怀古诗合集,共100余首,皆为短篇。

王士禛的行纪著述与其他清代同类著述相比,写作手法更突出“游”。这种写作手法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详细描述沿途地理景观,并进行历史考证,因此其文细致严谨,文采斐然;二是从景观学视角来看,王士禛记述景观特别重视直线和内外的方向性,形成了独特的视觉连续感,同时他擅长构造不同尺度的景观空间,一庵、一宫、一街、一城、一原在其笔下皆为一世界,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空间感。或许正因为此,在王士禛之后,世人多效仿他作宦游之文,王氏可谓开清代宦游文学风气之先河。学界早已认识到王士禛游记的文学艺术价值,郭预衡更是在《中国散文史》一书中说:“士祯之文,最佳者不在碑版,而在序、记、题跋。长篇短制,都甚有情致。”

《蜀道驿程记》于清康熙三十年(1691)才最终成书,因而考订甚为详密,并由王士禛的弟弟王士骊,其子王启涑、王启汸、王启汧和其孙王兆酂仝校。今《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陇蜀余闻》三书的主要版本有清康熙刻本、清代悔堂老人稿本等,点校本均收录入2007年6月由齐鲁书社出版的《王士禛全集》(全六册)中。

目前学界对于《蜀道驿程记》《秦蜀驿程后记》《陇蜀余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王氏生平及著述研究、事功研究及文学研究三个领域。其中,王氏的生平及著述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伊丕聪《王渔洋先生年谱》,该书是对《渔洋先生自撰年谱》和惠栋补注版本的重要补充。此外,还有关于王氏家族世系年表、王士禛墓志铭、王士禛主要诗作和著作年表、王士禛研究论著目录等多方面的成果。虽或有疏漏,但不可否认这些成果对研究王士禛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此外,骆伟《清初王士禛著述考评》一文,系统整理了王士禛著作的现存单行本,并将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进行分类,为王士禛的研究提供了文献线索和依据。关于王士禛的事功研究,主要集中于王士禛的宦游及相关著述反映的历史交通地理和旅游地理等方面的价值。其中,关于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成果多来源于西南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学位论文,诸如任柳《明清时期蜀道交通地理研究》和李雨奇《〈蜀道驿程记〉中的蜀道交通地理探究》等,都较为系统地分析和复原了王士禛笔下的入蜀栈道和嘉陵江水道,及其宦蜀行纪文献对研究清初蜀道交通地理的价值。至于其他的史地价值,却鲜少论及,故本文试作探讨。

二、王士禛蜀道行纪文献的历史地理价值

王士禛两次入蜀,相关著述丰富,所记内容包括山川形胜、物产资源、交通地理、人文景观、城市风貌、民风习俗、奇闻异事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地理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古蜀道交通地理研究,尤其是路线变迁的研究。《蜀道驿程记》和《秦蜀驿程后记》所记王士禛两次取道的蜀道有同有异:“同”体现在两者皆从凤翔府宝鸡县起,至汉中府南郑县止,即为连云道,此段两者路径都相同;“异”体现在自汉中府南郑县到成都府的路线——清康熙十一年(1672)选择的路线是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南部—盐亭—潼川—中江—汉州—新都—成都,而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选择的是广元—昭化—剑州—梓潼—绵州—罗江—德阳—汉州—新都—成都。同时,我们将王士禛笔下的蜀道与其他行纪文献所记蜀道进行比较,可以发现蜀道各路段的变迁。如连云栈道。《蜀道驿程记》记载:“近陕抚贾中丞煅石开道,自此迄宝鸡,凡木石之工九百三十八丈有奇,又于此劖大石,置栏楯,行旅便之。”反映了清康熙三年(1664)陕西巡抚贾汉复煅石开道之事。在此之前,明代王士性《五岳游草》卷10《蜀游下》的《连云栈》诗“连云八百里,颠崖架高木”,表明那时连云道多木栈道路。到了清初,连云道中的艰险地段被整修为“碥路”,多用燔山凿石的方法,目的是化险峻为平夷。连云道的这种变化,时人也有关注和记载,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清《陕境蜀道图》长卷,标有燕子碥、邵家碥、戴家碥、石岩碥等;清党崇雅《大司马修栈碑记》记载贾汉复所修碥路工程包括:险碥、险石路、险土路、修偏桥、煅石、去当路大石、垒修木栏杆等。其中,连云道首险——观音碥,地处青桥驿至麻坪寺站之间,即今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勉县、留坝县三县交界的褒谷口石门楼道旁,王士禛两次入蜀对此均有记载。在贾汉复翻修连云栈道之前,此地路险难行,为事故多发之地,经过贾汉复整修后,成为《秦蜀驿程后记》所描写的那样:“夹江两岸,石色如铁,壁立千仞,时有大石,抵牾横道,如巨丈夫,颓冠落佩;两山忽合,疑若无路,从石罅螺旋而下,有桥跨水,纔通人骑。过桥,石壁益险怪,略如蔺相如持璧睨柱,发尽上指;又如樊将军拥盾裂眦,拔刀割彘肩,愤怒郁勃,不可殚形。”虽仍奇险,但商旅经行已相对便利。

二是反映出金牛道的恢复使用。清康熙十一年(1672)王士禛选择的金牛道是明代至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蜀道的主要路线,该路线在明黄汴《一统路程图记》中有记载,其云:“(汉中府)南五十里黄沙驿。至此,路始平……六十里过七盘关界,神宣驿。七十里朝天驿。西北去剑州,即朝天岭,属保宁府广元县。六十里沙河驿。七十里龙潭驿。六十五里柏林驿。四十里施店驿。五十里槐树驿。七十五里保宁府阆中县锦屏驿。六十里柳边驿南部县。六十里富村驿……六十里云溪驿。六十里秋林驿。六十里潼川州皇华驿。六十里建宁驿。五十里中江县五城驿。六十里古店驿。六十里汉州广汉驿。六十里新都县新都驿。四十里至四川布政使司成都府成都县、华阳县锦官驿。西安府至此一千九百六十里。北京至此四千三百一十里。”陈奕禧在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方象瑛在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选择的路线与王士禛第一次入蜀路线相同,他们分别撰有《益州于役记》和《使蜀日记》,可与王氏日记相互印证。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四月,四川巡抚噶尔图上疏修复道路曰:“自广元县迤南,历圆山等十二站始达汉州,计程八百二十里,多崇山峻岭,盘折难行。查得剑门关旧路仅六百二十里,臣乘农隙,刊木伐石,搭桥造船,以通行旅,遂成坦途。裁省驿马六十八匹,岁省银二千五十六两。”从缩短驿道里程、节省驿站开支的角度出发,噶尔图主持重开剑阁道,川陕间驿道重新回到剑阁道上来,即为王士禛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取道的金牛道。由此可见,王士禛前后两次入蜀,撰写的《蜀道驿程记》和《秦蜀驿程后记》,反映了金牛道旧路在康熙中后期得以修复和重新使用的情况。

三是反映出清初四川社会的变迁。王士禛两次出入蜀的时间相差24年,所取路径也有所不同,其行纪著述虽在相同路段规避了景观的重复性,但依然反映出四川社会发展的情况。前文已述,王士禛两次宦蜀行纪所记行程时间具有特殊性,尤其是清康熙十一年(1672)的典蜀试之行,时间是“三藩之乱”的前一年,反映了蜀地在明末战乱之后至“三藩之乱”前的四川社会生产恢复情况。不少史料都表明,明末战乱造成的四川各地社会生产破坏程度不同:川东地区由于清军的快速进驻,社会生产并没有遭遇毁灭性破坏;川北、川中和成都平原地区则受到严重破坏。到了王士禛清康熙十一年(1672)之行时,川北和成都平原社会生产有了一定恢复发展,而川中丘陵地区生产复苏较缓慢。这些在王士禛的游记中有颇多记载,诸如川北地区的广元、益昌等地,“皆濒嘉陵江,自宁羌至此,荒残凋瘵之状不忍视闻。近有旨招集流移,宽其徭赋,募民入蜀者得拜官,数年之后当有起色,是在大吏与良有司耳”;川中丘陵的盐亭县及其周边地区则破坏最为严重,全县“县城堞已毁,居民尚数百家”,富村驿则是“今豺虎窟穴耳。窗外即荒山,虫声四起,夜不成寐”,秋林驿“在深箐中,目前种种,如地狱变相,恐复非吴生画笔可办。人家十余,结茅竹在箐中”;成都平原附近的潼川和绵州地区也遭受了毁灭性破坏,中江县“县颓废甚于潼川,境内人户才三十余家”,汉州“故一都会,城中石表咫尺相望,想见盛时,而城堞室庐,鞠为茂草矣”。

清康熙十二年(1673),“三藩之乱”爆发,直至清康熙二十年(1681)战争结束,四川地区的社会生产再次遭受毁灭性打击,尤以川中丘陵和川东山区最为严重。正如清陈奕禧《益州于役记》所记载,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阆中以南地区“山皆奇秀宽敞,高地低田,兵余仅见耕耨,审其土脉,悉皆膏腴。自张献忠之乱,疮痍未苏,复遭吴逆,孑遗之民,非数十年生聚休养,蜀地难即富庶矣”;川中丘陵地区再次被兵毁,社会生产基本瘫痪,如盐亭县“有盐井十六,为乱兵所塞,止存其一”。又秋林驿,残破不堪,大量人居为豺虎所占,故陈奕禧夜宿秋林驿时,“终夕,虎逐鹿鸣声绕床不绝”。又中江县,只余“荒民四十家”。汉州,“州北门街道甚远。父老云,比屋连接十里,烟火相望,有小荆州之称。自献贼屠城以后,城内外皆林莽,成虎狼之窟”。方象瑛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典蜀试时所撰《使蜀日记》,也记载了川中丘陵地区和成都平原地区遭受两次大规模战争后的社会生产破坏情况,如“由灵山铺至盐亭县,川北自保宁以下,旧称陆海,明末张献忠屠戮最惨,城廨村镇尽毁,田野荒芜,人民死徙,处处皆然”;潼川州“沃野千里尽荒弃,田中书目如拱”;汉州“乱后中仅茅屋数十家,余皆茂草,虎迹遍街巷”;新都县“无使院民居,周垣不蔽,篱落而已”。以上蜀道行纪文献的记载,表明明末清初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对四川地区造成严重破坏:田地荒芜,城市乡村多毁,民众或死或徙。而到王士禛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再次入蜀时,其所经地区,社会生产颇有恢复,较为典型的有成都城内人口的恢复,正如《秦蜀驿程后记》记载:“予去成都二十有五年,今再至,人民廛市殊倍于昔。既庶则富之,既富则教之,惟守土者加意云。”

王士禛关于蜀道之行的著述,尤其是游记,以记叙形式描写清初蜀道的风物,再现了蜀地的自然、经济、生活等情况,对研究蜀道沿线地区的历史地理提供了丰富资料,因此具有重要文史价值。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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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王小红(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

潘逸君(四川大学中国史2021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