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6期

秦并巴蜀的名将——司马错

刘朋乐

司马错是秦惠文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秦并巴蜀主要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听从司马错的建议,令其率兵攻打巴蜀,一举将这两个西南地区的邦国收入秦国版图,由此开启了巴蜀地区中原化的进程。秦并巴蜀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使得秦国获得了巴蜀地区充足的物资,为此后秦国统一六国的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秦并巴蜀的名将,司马错的生平事迹及其历史功绩不应被后世淡忘。

一、司马错的家世生平

据西汉时期史学家司马迁自述,他本人即为司马错的八世嫡孙。司马家族在战国、秦汉时期家世显赫,其家族成员世代文武兼修,涌现出许多名留青史之人。司马家族的先祖在远古颛顼帝时代为重黎氏,负责观天象、订历法、执掌农事,一直担任此职到了尧舜禹时代。到西周时期,司马家族的先祖开始担任“太史”一职,此官职是当时重要的职务,在三公之列,地位很高。大约到了周宣王时代,司马家族一名叫程伯休甫的先祖担任了武将“司马”的职务,由于军功显赫,被周天子赐姓司马。至此,司马氏全族人改姓司马,仍承担“世典周史”的职责。

东周时期,由于诸侯并起,周王室衰微,原本在周王室执掌史官的司马氏族人为了躲避战乱,只好分散东西,离开了周王室去晋国担任官职。但此后不久,晋国内部也发生动乱,司马家族的成员只得分散到卫、赵、秦等国,而司马错便是进入秦国定居的那一支族人的后代。

到了战国时期的秦惠文王时代,司马家族的司马错成为秦国著名的大将军。司马错先后服务了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3位秦王,前后达36年之久。司马错曾7次带兵出征,取得了秦并巴蜀之战、秦楚黔中之战等重要战役的胜利,使得秦国的疆域扩大了接近两倍。并且,除了自己军功卓著以外,司马错之孙司马靳也是战国末期重要的将领,是秦军著名将领白起的得力助手,在秦赵长平之战中担任秦军副将。可见,居住在秦地的司马家族,具有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

司马错的后人也是服务秦汉帝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比如:秦始皇时期的主铁官司马昌;汉朝初年主管京城长安商业和交通运输的市长司马无泽;司马迁的祖父、有军功的五大夫司马喜;汉朝恢复太史之职的第一任太史令司马谈等。汉武帝时期的太史令司马迁,则更是中国历史上地位最高的史学家之一。

回顾司马错的家世后我们不难发现,长期执掌周王室“文史星历”的工作,使得其家族成员比其他人拥有更为博通古今的知识储备,其家族成员在先秦时期也有多位担任将领、武职的先例。可见,良好的家世渊源与文武兼通的家族氛围,是司马错成长为秦国重要军事将领不容忽视的原因。正因如此,司马错能够以其独到的战略眼光与全局性的视野,同秦惠王的著名谋士秦相张仪当庭辩论,并成功说服秦王入蜀,最终攻克巴蜀之地,为秦国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司马错入蜀的主要历程

司马错与张仪之间的辩论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一次辩论,其过程被收录于各朝史书中得以流传。如《史记·张仪列传》有云:“苴蜀相攻击,各来告急于秦。秦惠王欲发兵以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韩,后伐蜀,恐不利;欲先伐蜀,恐韩袭秦之敝。犹豫未能决。司马错与张仪争论於惠王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战国策》也有类似记载:“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于是,张仪、司马错二人各自讲出了自己的主张,秦惠文王最终听从司马错的建议。成书最晚的《资治通鉴》记载称:“巴、蜀相攻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犹豫未能决。”

此番辩论之所以流传千年,很大程度上在于司马错与张仪二人的战略眼光皆是基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及政治环境的。整体而言,二者的目的是相同的,即都是为了秦一统天下,仅是在此过程中采取的方式及途径有所差异。司马错认为,要想国家得到富强,必须要增加土地面积,这样才能够富国强兵,而张仪却不同意此观点。张仪与司马错二人之间的辩论实际上是对秦此后的战略方向作出的一次推演。就入蜀前的时代背景而言,司马错之策相较于张仪而言更加务实,战争成本更低、风险更小。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最终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率先发兵攻打巴蜀。《史记·秦本纪》记载:“更元九年,司马错伐蜀。”而《华阳国志》更加详细地记载:“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从石牛道伐蜀。”司马错作为此次秦军军事行动的主要将领,通过秦、蜀之间早已形成的蜀道交通线路进入巴蜀之地,并在葭萌城同蜀军进行了一场决战。葭萌城位于今四川广元市昭化区,古时有葭萌、汉寿、晋寿、益昌等名称。战国时期,今广元市昭化区土基坝一带为苴国之都邑吐费城(亦称土费城)。吐费城所处之地,位于白龙江与嘉陵江交汇处之东岸,这里四周环山,两江汇合,地势平坦,气候温和。葭萌城四面皆有山,三面临水,以天雄关为障,上与朝天声势联络,下望剑阁首尾呼应;以嘉陵江为限,则扼广元之要害,据保宁之上游,古称“四战之地”。司马错就是在葭萌城中,与蜀军主力进行了一场大战,并大败蜀军。

葭萌一役后,巴蜀地区的政治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蜀王率领精锐之师赴葭萌镇守,但很快被秦军击败,这标志着蜀国主力部队在正面战场几乎被秦军全歼。此后面对秦军势如破竹的攻势,蜀军难以组织起大规模抵抗,因此葭萌大战是司马错入蜀后决定胜局的战役。另一方面,所谓“成都之险在于四周”,秦军攻下葭萌城后,关中平原至成都平原之间再无天险可守,秦军可一路顺石牛道而进入富饶开阔的成都平原;可自水路顺嘉陵江而下,进攻巴国;可截断苴国的逃跑路线,将其封锁歼灭。葭萌一役的胜利,为秦国一举征服巴、蜀、苴等国起到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司马错灭掉蜀国、巴国以后,秦军进一步强化了对与楚国接壤的汉中等地的控制,形成了对楚作战的优势,秦国的入蜀战略取得了预定效果。而史实证明,秦军九月从关中平原向巴蜀之地开进,十月即将巴蜀之地纳入秦土。如此高效的背后,是司马错等秦军将领领兵有方、指挥得当、战略意图清晰;是秦军经过变法后战力彪悍;是秦军在进攻路线上选择合理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司马错个人的历史功绩

就个人历史功绩而言,司马错率先认识到了巴蜀在全国统一大业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是较早把巴蜀地区纳入“大一统”视野的军事家。从入蜀的战略时机来看,秦惠文王在面临韩国入侵和巴人求援的问题时,得到了张仪、司马错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司马错认为需要先灭巴蜀,用巴蜀的资源沿江而下才能灭掉最为强大的楚国。在论证这一策略的合理性时,司马错以“扩地”“富民”“博德”三个目标作为论据,在道义上占据了上风。博德是王天下的根本,伐蜀的博德主要建构在禁暴止乱这个语境下,较之攻周留下恶名要实惠得多。司马错认为,先取蜀有“禁暴正乱之名”,而攻韩劫天子这等不义失德之举,对当时的秦国来讲是非常危险的。

就秦国历史发展而言,司马错实可与商鞅、白起等人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是协助秦王南征北战、推动秦国完成统一大业的重要将领。前辈学者黄少荃在评论司马错的历史功绩时指出:“秦惠王用司马错计灭巴蜀,巴蜀初平,错留镇守。其后建藩置郡,皆错绥靖之力。陈壮之叛,错与甘茂、张仪诛陈壮。错后又诛蜀侯煇,蜀乱莫不赖以平定……错又据巴蜀以攻楚……秦既收广土众民之效,而错征取之,戡定之,又利用之,以略地强楚,厥功之伟,直追张仪上矣!”可见,她认为司马错的功绩不在张仪等人之下。

就入蜀谋楚的战略方针而言,司马错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功。秦国拥有巴蜀之师后,司马错等人率兵十万,浮江伐楚,开创了从长江上游直抵荆楚腹地的战争新模式。此后的历代,多有将领效仿司马错的方略,顺江而下攻打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其他政权。如:西汉高祖刘邦占据巴蜀、汉中等地进而一统天下;西晋王濬“楼船下益州”攻打金陵城;蒙古人由汉中入巴蜀进而灭掉南宋等。这些案例充分说明,司马错在秦国实行的灭蜀而兼并天下的战略对于后世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其《登司马错古城》一诗中如此评价其历史功绩:“将军将秦师,西南奠遐服。故垒清江上,苍烟晦乔木。登临直萧辰,周览壮前躅。堑平陈叶满,墉高秋蔓绿。废井抽寒菜,毁台生鲁谷。耕人得古器,宿雨多遗镞。楚塞郁重叠,蛮溪纷诘曲。留此数仞基,几人伤远目。”其中,“西南奠遐服”一句道出了司马错一生最重要的历史功绩,即为“大一统”帝国的构建奠定了西南基础。作为秦军将领的司马错,带兵成功地实现了对巴蜀的兼并,完成了自身的军事任务。但对巴蜀地方的治理却不如行军打仗一般直接,此后的百余年间,张仪、张若、李冰等官员陆续来到蜀地,为蜀地带来了秦国的文化习俗,使得巴蜀蛮夷之风得到改化;为蜀地带来了新的社会制度,让以郡县制为基础的“大一统”秩序得以展开;为蜀地带来先进生产方式,巴蜀从此“时无饥馑,水旱从人”。正是在一代又一代同司马错一样的秦国官吏的不懈努力与奋力追求下,西南地区的社会治理才能不断赓续前进。

纵观人类几千年的社会发展史,曾出现过不少地域辽阔、辉煌一时的大帝国,如波斯帝国、古罗马帝国、奥斯曼帝国等,然而,这些名噪一时的强大帝国无不在盛极一时后走向衰亡,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惟有“大一统”的中国,从秦汉时代奠基开始,历经两千余年,仍然保持了民族文化强大的精神力量,虽然在发展过程中历经磨难、饱受挫折,但最终依然能够以顽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从这个层面而言,秦并巴蜀所反映出的“大一统”的思想理念、崇尚统一的政治追求,至今依然能收到巨大的回响。

本文系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政治与社会研究中心”2021年项目的成果(项目编号:XNZZSH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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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文/图:刘朋乐(四川大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