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诉说古代治理思想的文物

章梦晗

廉政自古以来都是历朝历代的焦点。纵观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进程,反腐败与腐败的较量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传统廉政制度生成演进的轨迹,与中国社会历史整体发展的宏观线索基本相契,经历不同时期的发展,其内涵与治国思想、施政手段相互补充,形成了中国古代一脉相承的政治治理观。

廉政与德治、公法一同成为古代治理思想的重要方面,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对官员的道德修为和职业素养的重视。而这些思想在浩瀚历史长河中,或以文说书著的形式流传下来,又或在散落四处的出土文物中得窥一二。

一

一尊有“德”,国治始之乎?

“德”是中国自古以来流传下来的重要观念,“德治为先”更是传统中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华民族历来强调崇德尚礼、德治礼序,儒家提出的“为政以德”“为国以礼”“得道以持天下”等治国思想,深刻影响了后世历朝历代。

武王克商,太保召公劝诫武王以德施政。周公认为,周灭商朝,根本原因是文王以崇高德行获得天下万民之心。

据历史记载,武王灭商后,为了巩固政权的问题,忧虑得夜不能寐。他与周公谈话时说,要以对待商纣王一样的刑罚,来处理不服从他的人。他还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军事和政治的重地,以利于统治,说伊水和洛水一带地理形势很好,是夏人的旧居,应该在这里建造都城。于是“武王营周居洛邑而后去”(《史记·周本纪》)。

“周居”即周都,武王是初步营造过洛邑后才回到宗周去的。在宝鸡市贾村镇出土的何尊铭文中,就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成周、举行祭祀、赏赐臣子的一系列活动,阐述建造洛邑的重要性和作用。

何尊铭文中首次出现“中国”一词。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件文物中,“中国”一词首次出现。天子在对宗小子“何”训诰时,引用了周武王克商后在嵩山举行祭祀时发表的祷辞,即“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这里的“中国”指天下四方的中心地区,也就是伊、洛之间的洛邑。武王很明确地指出,营造洛邑是为了“自之乂民”,即从这里来统治人民。

这件记载了周王朝开国之君革故鼎新、接受天命的珍贵文物,在发现之初却经历了一番曲折,险些被损毁。1963年6月,家住宝鸡市贾村镇的村民陈堆因家里老屋住不下,就租了隔壁陈乖善的两间房子住,院子后面是个土崖。当年8月的一个雨后上午,陈堆在后院发现因下雨而坍塌的土崖上好像有亮光,就用手和小镢头刨,结果刨出个铜器。第二年,陈堆夫妇离开宝鸡,临走时将铜器交给哥哥陈湖保管。1965年,需要用钱的陈湖将铜器卖到了废品收购站。

万幸,一次偶然的机会,宝鸡市博物馆专家在收购站发现了这件造型凝重雄奇,纹饰严谨而富有变化的文物,以30元的价格将这尊铜器买回博物馆。后经考古人员确认,这是一尊西周早期时的青铜酒器,浮雕为“饕餮纹”。

何尊记载了“周成王五年”这一时间节点,让后人得以窥探一丝当时的政治风云。武王去世后,留下尚不能理政的幼主成王,周公摄政,招来宗室觊觎,不久就发生了“三监之乱”。相传,管叔鲜、蔡叔度与霍叔处不满周公旦摄政,挟持纣王之子武庚共同叛乱。接着东方的熊、盈等国族和东南的徐戎、淮夷也一起叛乱。在平灭了这些叛乱以后,周王朝以更大的规模再营洛邑。“成王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史记·周本纪》),父子两代如此重视建造洛邑,是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武王死后出了大乱子,更有完全建成洛邑之必要。

但仅仅扩建洛邑还不能完全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何尊铭文显示了周王朝对其政权正当性的宣告,周王朝也用不同的手段对其他宗室诸侯“恩威并施”。周公旦平定“三监之乱”后,蔡国被撤,作为蔡叔度的儿子,蔡仲被羞辱性地派到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地鲁国担任卿士。但蔡仲依然兢兢业业地辅助父亲的仇敌、当朝重臣周公旦的儿子伯禽治理鲁国,将鲁国治理得井井有条,最终以良好的品德和卓著的政绩,赢得了朝廷上下一致称道。公元前1038年,周公旦奏请周成王批准,蔡仲得以复封蔡地为侯,以继奉蔡叔度的祭祀。

青铜何尊中,最早出现“恭德裕天”的铭文,而在《尚书·蔡仲之命》中的记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也反映出“德治”思想。蔡仲受封蔡国后遵守周文王德训,与人为善。

相传,蔡仲励精图治,放着豪华的宫殿不住,而是在岗坡上结草为庐。他脱下华丽的衣服,换上粗糙的布衣和草鞋,手执木杖,带着随从实地考察,结果发现几尺厚的顽石、砂砾下竟是可长庄稼的黄黑土壤。于是,蔡仲就发动臣民开荒种地。一年后,当人们看到黄土地上长出绿油油的庄稼时,才明白蔡仲的良苦用心,纷纷向他磕头称谢。接着,蔡仲率领人们,继续修建其父没有修好的蔡国都城。都城建成了,政治机构建立了,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从此,蔡国有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繁荣安定。

二

“鼎”书德善,德考“六廉”

周初统治者的德治主张是对当时社会变革诉求的积极回应,它开启了中国历史上注重伦理道德的政治传统,并由此揭开了中国政治“德治文化”的序幕。自周武王以来,历代君主都讲究“以德治民”。在儒家经典《尚书》中,对德治思想与德治建设等均有详细记载。

而对“德治”的阐释和践行也可以在如今诸多文物中探知一二。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官”字和“德”字。“德”字甲骨字形为行字旁加“直”。行字旁的含义是行动、执行,“直”字则是行动和执行的内容和对象。因此,“德”字的核心部分是“直”。

周王朝建立后,在实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逐级分封的世袭贵族政治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权在加强自身建设方面进行了最初的探索,无论是在官吏管理、考核还是在官员自身德行的培养上逐渐形成了一定的政治规范。

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馆之宝之一的毛公鼎,就反映了西周晚期政治文化思想的变革。毛公鼎鼎内铭文首先追述周代国君君主文王、武王的丰功伟绩,感叹现时的不安宁,接着叙述宣王委任毛公管理内外事务,拥有宣布王命的大权。宣王一再教导毛公以善从政,要勤政爱民,修身养德,并赐给他一些器物以示鼓励。

毛公鼎铭文内容不禁让人联想到西周晚期各地分支诸侯国的纽带过于微弱,地方资源对中央权力的持续充实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而千年后毛公鼎的流离之路,似乎复写了当时周统治者即将面对的王朝倾覆的命运。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陕西岐县董家村董春生、董治官两兄弟从土里挖出了毛公鼎,董春生想以300两白银卖给当时的古董商人,董治官不允许这么做,于是古董商人贿赂当地知县,状告董治官私藏国宝,董治官因此锒铛入狱,毛公鼎也被运到了县衙,最后官商勾结,商人从知县那里得到了毛公鼎。几十年后,毛公鼎又几经辗转,在清王朝覆灭前夕,被两江总督端方获得。

1911年,端方在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时,被革命军所杀。其后人在家道没落后,欲将毛公鼎抵押给外国银行换取钱财。恰好当时爱国人士积极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被国学馆长叶恭绰获得,至此毛公鼎算是在乱世之中找到了一个稍微安稳之所。

可惜,抗日战争打响后,日本人得知毛公鼎下落,叶恭绰急电还在上海的侄子叶公超:就算自己性命可以丢,也务必要保护好国家文物。1941年,叶公超秘密带着毛公鼎到香港投奔叔父,不久,香港沦陷,叶家人不得不托朋友带着毛公鼎再一次回到了上海,后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抵押给银行,后被商人陈永仁出资赎回。

日本投降后,陈永仁把毛公鼎献给当时上海的国民政府,1947年毛公鼎由上海运往南京,收藏在中央博物馆。后国民党退走台湾,同时也带走了毛公鼎。

毛公鼎在后世辗转时看尽乱世政局,它的持有者有心怀不轨的商人,私心乱政的官僚,却也有坚持守护国宝的正直之士,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鼎铭中周宣王对毛公的政治要求,唤起人们对“六廉”思考。

《周礼·天官》中记:“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即用“六廉”来考察官吏,意指为官者既要具备能力,又要廉洁。廉善,指善于行事,能把事情做好;廉能,指能行政令,有为政的能力;廉敬,考察官吏是否敬守职位,谨慎勤劳;廉正,考察官吏是否品行方正,清洁正直;廉法,看官吏是否守法不失,执法不移;廉辨,考察官吏是否头脑清醒,明辨是非,临事分明。

这一观念集中体现了我国古代对官吏整体素质的要求。春秋战国时期,在诸子百家的争鸣过程中,廉政观念也脱颖而出,取得了丰富的思想成果,廉政举措也相继出笼,形成了中国古代国家政权调整改善统治政策的早期模式,中国传统廉政制度从此萌芽。

三

吏治为基,“法兽”守正

腐败是社会产生以后的普遍现象。相传在黄帝时,就出现了“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左传·文公十八年》)的贪残害民之吏。

腐败与反腐是硬币的一体两面,《尚书·皋陶谟》提出“简而廉”的思想,是民本思想和“廉约”观念的渊源所在。但由于早期国家还没有出现,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也没有制度化,文明诞生前夜的贪腐人物、廉政思想、廉政行为等大都带有传说色彩,但这些记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贪腐痛恨、对美好廉洁政治理想的追求。

秦建立封建王朝后,地方权力集中于郡县官员手中,官僚系统走向制度化,对官员的管理制度也走向成熟,而吏治则是秦法中重要的环节。如今,要研究秦早期行政管理与“治狱”方面的律令条文,离不开一件特殊的文物。

睡虎地秦简的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等,其中《为吏之道》,提出“吏有五善”和“吏有五失”,对吏的道德模范作用和为基层地方提供教化的作用要求颇高。

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沉睡了2000多年的秦代竹简面世,震动了当时的考古界。当时湖北云梦县兴修水利工程,在穿过云梦县城关镇的汉丹铁路西边,一个名为睡虎地的农田地带中,一个农民发现了一批墓葬。之后,湖北省博物馆考古专家率领考古队赶到云梦,对其展开考古发掘。

清理棺木时,考古人员发现墓主遗骸尚在,颅内脑组织萎缩得只有拳头大,同时墓内有少量玉器、漆器陪葬。更令人震惊的是,墓主头下、右侧、腹部和脚下全是竹简,由于一直在水中浸泡,这些竹简并没有腐烂,看得出上面的隶书字体,计1155枚。

这批竹简是中国最早发现的秦代竹简,写于战国晚期及秦始皇时期,其内容主要是秦朝时的法律制度、行政文书、医学著作以及关于吉凶时日的占书。可以说,云梦睡虎地秦简让秦国历史“活”了起来。

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年仅17岁的墓主人“喜”登记名籍为秦国服徭役,尔后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鄢令史、治狱鄢等与刑法有关的低级官吏。他曾三次从军,到过秦的几个郡县,最后亡于任上,亲身经历了始皇亲政到统一六国的整个过程。

墓葬出土的竹简法条是“喜”生前从事法律活动而抄录的有关法律文书,可以说是他的“行政日记”,主要抄录了行政管理与“治狱”方面的律令条文。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篇官箴类文献《为吏之道》,记录了关于处世做官的规矩。在出墓之前,其被放置于墓主人的腹下。这篇文献的首篇就提到为官的德行要求,“凡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直言为官需清明正直无私,且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不可徇私舞弊,要正确运用所拥有的赏罚手段。

如今,对于普通人来说,在博物馆辨认这些竹简上的秦隶有些困难,还是更形象的“神兽”们更容易辨认。不过,这些神兽中,有一个头前长角的动物也往往让人感到疑惑。

在汉代遗留的一些画像石中,有一种与羊十分相似的神兽,就长着角。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獬豸”(xièzhì)的一种形象。为何长得像羊?这可能与《墨子·明鬼》中的一个故事有关。

春秋时,齐庄公有两个名叫王里国、中里徼的臣子,打了三年官司,但依旧是一团乱麻,孰是孰非难以理清。齐庄公左右为难:杀掉二人呢,恐怕会错杀无辜;放走二人的话,就会纵容罪犯。于是,他决定用羊来判断曲直,遂在神社结盟立誓,割断羊的脖子,用羊血献祭。仪式进行中,读王里国之词时,羊无动于衷;而读中里徼之词,还没读完,羊就突然跃起,用角把中里徼撞死了。

獬豸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头上生有一只锐角,能辨曲直,是勇猛、公正的象征,又被称为“法兽”。

在传说中,獬豸的角专抵执法不公之人,因此也被称为“法兽”。獬豸形似麒麟,全身长着浓密黝黑的毛,额上长有一角,俗称独角兽。中国的古人对这只神兽寄予了“公正”的想象。相传,獬豸能辨曲直,能识善恶忠奸,如果发现奸邪的官员,就用角把他触倒,然后吃下肚子。因此,獬豸也成为司法公正的象征。

从汉代起,被尊为狱神的皋陶与獬豸,已形成固定的组合出现于画像石上。《尚书·虞书·皋陶谟》以及《史记·五帝·本纪》等均记载了皋陶的事迹,“帝舜三年,命咎陶作刑”“皋陶造狱而法律存”等经典语句,在解释刑法起源时被频繁引用,称皋陶为中国古代司法之始祖。

相传,帝舜执政时期,任命禹担任司空,治水的时候,禹万分辞让,推荐稷、契和皋陶担任这一职位。但是帝舜还是把这一职位交给了禹。之后,帝舜任皋陶为士师、大理官,负责氏族政权的刑罚、监狱、法治,即司法长官。皋陶被聘任为掌握刑法的官后,又被禹选为继承人,并协助禹处理领导事务。

而这只名为獬豸的独角兽,就被皋陶用来决狱。皋陶判决有疑时,便将神异的獬豸放出来,如果那人有罪,獬豸就会顶触,无罪则否。史书上说皋陶为大理,天下无虐刑、无冤狱,那些卑鄙的小人非常畏惧,纷纷逃离,至使天下太平。

无论是传说还是律法,都能看出仁政、德治、廉洁、公允在我国治理传统中具有重要地位。这些诉说古代治理思想的文物们无不展示着“政者正也”的治国理政逻辑。如今,这些文物抗衡着时间,保藏着遗闻旧事,它们既是往古的迹象,也是当代的鉴戒,更应为后世的教训。

来源:官察室

文/图:章梦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