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

共和国史上的神秘战略工程

张 杨

导语: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调整。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动员下,无数三线建设者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用血汗和生命建起了数千个企事业单位,创造出诸多大国重器,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出了极大贡献。

三线建设是指自1964年起,由中共中央主导,以我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为重点区域,开展的一场以战备为中心,以基础工业、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设施为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活动。三线地区主要包括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区靠近内地的部分。同时,在全国一、二线地区腹地,依靠地方自筹资金,以战备为中心、以地方军工和工业交通设施为主的经济建设活动称为“小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在国际冷战的背景下开展的备战和工业迁移运动,对当代中国历史和当今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

山雨欲来 黑云压城

在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后,1961年1月14日至18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确立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提出将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推迟三年进行,1963年至1965年仍作为过渡阶段,继续贯彻调整方针,改变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然而,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所需要的相对和平的国际形势,对于坚持“一手反帝、一手反修”的中国而言,实在是一种奢望,世界格局的“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使中国的国防安全处于四面威胁之下。

在中国的东面,美国加强对蒋介石集团的军事援助,台湾当局叫嚣“反攻大陆”的声音日趋激烈,美国U-2高空侦察机多次深入中国内陆搜集军事情报,并于1961年至1962年间两次制定并演习对中国进行核攻击的“高跟I”“高跟II”计划。尤其是当美国中央情报局确认中国正在进行核试验和核武研制计划后,1963年4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递交了打击中国核计划的方案。方案中,美国确定了与蒋介石和南朝鲜合作,一方面在中国东部边境施加压力,并实施海上封锁;另一方面渗透进入中国内陆腹地,使用战术核武器从空中打击中国地面核设施。虽然该方案最后并未实行,但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和核讹诈使我国东部边境面临战争威胁。

在中国北面,中苏分歧日益扩大,关系走向破裂,自1960年起,苏联方面在中苏边境不断挑起事端。1962年,苏联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等地策动数万中国居民外逃事件,苏军于该年进入蒙古,并在1963年与蒙古签订了旨在对付中国的《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的防务协定》,陈重兵于中苏边境,且不承认沙俄与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导致中苏边境的外交谈判失败,中国北部与苏联接壤的大片国境线面临严峻的军事压力。

如果说中国东面和北面仅是“冷战”的话,那么西面和南面则面临着“热战”。印度屡次越过边境,侵占中印边界东、西两段我国国土。1962年10月20日,入侵印军向我国边防部队发起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奉命自卫反击,击退印军,毙、俘印军8000余人,并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的90余个据点。其后虽中国方面主动停火、后撤,并交还缴获物资,但中印边界军事对峙局面仍未缓解。

美苏冷战格局在中南半岛的越南则表现为真刀真枪的战争。自1961起,美国便增派军事顾问和特种部队进入越南,支援南越政权,1964年8月,美国制造“北部湾”事件,公然派遣第七舰队对北越进行军事打击,导致越战全面升级,并将战火延烧到包括北部湾和海南岛在内的中国南部地区。由于中国对北越政权的支持,使中国南部边境亦处于战争威胁之下。周边的紧张局势为中国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笼罩了一层战争的阴云。

建设三线 未雨绸缪

1964年5月,总参谋部作战部根据副总参谋长杨成武的指示,将我国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问题的研究报告由罗瑞卿报送毛泽东等中央常委。报告指出了我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过多、铁路枢纽等交通设施易遭敌人轰炸、水库紧急泄水能力很小等不利于战备的因素。

毛泽东看过报告后,认识到中国当时的工业布局不利于备战,因此在1964年5月27日对刘少奇等人说:“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6月6日,毛泽东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提出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三线建设的开展,首先要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及相联系的交通、煤、电建设起来。建设要快,但不要毛糙,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

“三五”计划原本希望解决吃穿用问题,但毛泽东的态度使中央一线领导逐步改变了认识。刘少奇指出:昨天在主席那里谈的基本的一点,就是搞四川这个第三线,现在要准备,要着手。现在不着手,耽误了时间,将来不利。要把西南这个战略方面打通。因此,国家计委在制定三五计划时把三线建设当成重中之重。

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艇发生激战的“北部湾”事件传到北京当晚,毛泽东彻夜未眠,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们的行动得重新考虑。”随后,国务院成立了以李富春为组长的专案小组,提出《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报告提出: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建设;第一线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项目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至此,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正式形成。

为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1965年至1966年,西南、西北、中南地区都成立了以各中央局书记为主任的三线建设委员会,自庐山会议后一直隐居在北京的彭德怀亦亲自披挂上阵,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此后,邓小平、李富春等,带领中央有关部委视察西南、西北三线部署,三线建设在中华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展开。

“好人好马”艰苦创业

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等口号动员下,大批工矿企业、科研院所从一线迁往三线,数百万三线建设者从遥远的东北黑土地、东南沿海、江南水乡来到偏僻的秦巴山区、大小凉山、河西走廊,走向艰苦创业的新战场。

三线地区社会经济欠发达,工业布局“靠山、分散、隐蔽”,三线建设者面临着一无住房、二无后勤、三无基建的困难局面。他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竖立起一根根电线杆、修建起一条条铁路、公路,盖起一排排“干打垒”民房,建设起一家家企业、科研院所。

开发六枝煤矿的工期紧张,当地又阴雨不断。从祖国四面八方奔来的建设者在请战书中写道:“战晴天,抢阴天,刮风下雨当好天,加快建设大三线。”矿区指挥长刘凤林找人买了一千多把雨伞,发给没有雨衣的工人,争分夺秒连续施工,保证运煤铁路专线顺利完工。白天辛勤劳动,晚上没有地方安营扎寨,难睡好觉。指导员白战忠找到了三个深山溶洞,建设者们伴着野兽的吼声入眠。突然有人大喊“被窝里有蛇”,工人们惊醒后展开了一场与蛇的搏斗。白战忠抓到蛇后笑言:“明天吃蛇肉,改善生活,大家都回去睡吧。”在艰苦的环境中,建设者们战天斗地的乐观主义精神贯穿三线建设始终。

在成昆铁路的施工现场,30万筑路大军面对的是山势陡峭、深涧密布、沟壑纵横、地质复杂的“修路禁区”,在大型机械设备不足的情况下,战士们靠着一把把铁锹、一辆辆推车、一个个风枪,战斗在山里。如今已78岁的铁道兵战士张执经回忆当年奋战在白虎山隧道的情景:“当年进隧道衣服就没干过,脚泡得像鸡爪一样,基本每天出来除了牙齿和眼睛,全身都是泥浆。”塌方、泥石流是对战士生命最大的威胁,仅1968年8月沙木拉打隧道发生的特大泥石流,就造成了87名战士牺牲,可以说是“一寸铁路一寸血”。

正是在这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三线建设者用自己的双手在西南、西北的大山中创建了众多大中型项目,形成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等一系列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中心,初步改变了我国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促进了人员流动和民族融合,加强了国防安全和国土纵深防御。

调整改造 军民融合

1983年11月20日,国务院召开有关会议,提出“三线建设应有个方针,有个规划,总的讲是三句话: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现在有两种倾向要防止,一是完全肯定,要搞大配套、大投资;二是否定三线,要离开三线,掉尾巴再回到沿海。三线建设花了2000多亿元资金,现在要通过调查、规划,扎扎实实地进行工作,使它的作用很好地发挥出来”。

国务院成立了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由四川省原省长鲁大东任主任,钱敏、郑汉涛任副主任,同时三线地区各主要省份也先后成立了各自的三线调整办公室。经过近半年多的调查研究,将三线企业分为三类情况:第一类即布局符合战略要求,产品方向正确,有发展前途,经济效益好,对国家贡献大,建设是成功的,占48%;第二类即建设基本是成功的,但由于受交通、能源、设备、管理水平等条件限制,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经济效益不够好的,占45%;第三类即选址有严重问题,生产科研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产品方向不明,没有发展前途的,占7%。

三线企业搬迁主要针对第三类企业,采取关、停、并、转、迁的办法,即“该关停的就不要搬迁,能迁并的就不要迁建,能就近搬迁的就不要远距离搬迁,能向中小城市搬迁的就不要向大城市集中”。三线企业调整改造了121个单位,其中关停9个,迁建和部分迁建49个,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改变了三线企业布局,使企业转移向市场、技术、资源集中地,促进了企业的转型升级。

除了搬迁外,三线调整改造还针对企业的产品方向和产业结构。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逐渐形成了“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为主的国防科技工业指导十六字方针,此后,三线企业开始了拥抱市场的“军转民”改革。由于三线企业大多具有军工背景,技术设备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国内处于先进水平,其生产的民用品亦具有较强竞争力,先后涌现出长虹电器、振华电子、东方汽车等一批国内知名企业。

三线建设的调整改造是三线企业的二次创业,是坚持富国、强军相统一的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有效实践。2006年1月,在全国国防科技工业工作会议上,国防科工委主任张云川宣布:三线调迁工作全面完成。而三线企业在21世纪也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得以顺利实施的坚实基础。

三线精神历久弥新

55年前,无数三线建设者从祖国各地奔赴三线,怀揣“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战斗意志,无私地奉献他们的青春才华,抱着“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的决心,在一道道山沟中建起数千个企事业单位,创造出诸多大国重器。

如今,在三线建设者奋斗过的地方,诸多企业原址已列入工业遗产,攀枝花、六盘水等地建起了三线建设博物馆,向世人展示半个世纪前的苦难辉煌。2018年6月29日,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发出《关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通知》,要求“保护利用‘三线建设’‘两弹一星’等重大工程项目遗迹,挖掘有关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资源,作为研修培训现场教学、体验式教学重要载体”。“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虽历经岁月流逝、沧海桑田,但仍历久弥新,必将激励一代代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行。

来源:炎黄春秋杂志社

作者:张 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