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华

《光明日报》( 2024年03月20日 11版)

明清时期,江南徽州府下属六县(绩溪、歙、休宁、黟、祁门、婺源)的商人组成的商帮被称为“徽商”,其与晋商共执商界牛耳数百年。徽商的活动对明清经济、社会、文化等都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徽州人“贾居十九”,可见徽商人数之多。除盐、典、茶、木、粮食、布绸等主流行业外,只要能有所营收的行业,都有徽商跻身其中。徽商活动范围也非常大,“诡而海岛,罕而沙漠,足迹几半禹内”。《五杂俎》载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清代出现了富甲一方的巨商,名闻遐迩。

徽商的崛起

徽州处在万山丛中,层峦叠嶂,云雾缭绕,耕地稀少且贫瘠,所谓“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赡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寻找生路。在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除生存形势所迫,思想观念的逐渐更新也是推动徽州人迈上商途的重要因素。

在传统社会,士贵商贱已成为人们的固有观念。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心学在徽州得到了广泛传播,“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点引起了观念变革。明嘉靖万历年间婺源人李大鸿言:“人弗克以儒显,复何可以雄视当世?有语之阳翟其人,埒千乘而丑三族,素封之谓,夫非贾也耶?”歙人许侔先说:“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贾,勇往为先。”显然,他们士贵商贱的等级观念已经相当淡薄了。

此期,“贾何负于耕”的观念已逐渐深入人心。明中期歙人许大兴认为:“予闻本富为上,末富次之,谓贾不若耕也。吾郡保界山谷间,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且耕者十一,贾之廉者亦十一,贾何负于耕!古人非病贾也,病不廉耳。”即务农能获得十分之一的回报,经商只要不做贪贾,只取十分之一的利润,那经商就不比务农低人一等。歙人程季公说:“籍能贾名而儒行,贾何负于儒?”认为一个商人如果能以儒家思想指导自己的行为,那就不比儒士差。

思想的解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力,冲破旧观念的徽州人经商热情高涨,一大批人相继走上经商之路。

徽商的成功之道

像徽州这样处于山间、地少人多的地方,全国有多处,而独有徽州商帮崛起并取得极大成就,其中必有其成功之道。

世世代代的山区艰苦生活铸就了徽州人“能寒暑、恶衣食”的特殊品格,使其外出创业时能凭借智慧与毅力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明清时期,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造成商品价格相差极大。徽商正是利用这一点,把甲地低价商品运到乙地高价销售,赚取差价,并逐渐渗透盐、典、茶、木、粮食、布绸等主要行业。其中,除典业外,均是长途贩运。他们深入云、贵、川原始森林寻找优质名贵木材,扳崖谷,踏冰雪,风餐露宿,虎狼为伴,雇人砍伐木材后运到长三角地区出售。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长途运输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为了将茶叶等物资运到广州出口,他们往往需要翻山越岭,水陆兼行两三个月才能抵达。

宗族制度使徽商能够借助血缘、地缘关系结成团体。清代徽州人赵吉士说:“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徽州人往往一人在外创业成功或发现商机,就会邀约自己的亲属、同宗弟兄或同地的人前来创业,从而形成团体。明中叶休宁人汪福光“贾盐于江淮间,艘至千只,率子弟贸易往来,如履平地”。嘉靖时徽州大贾程某经商于两广,“门下受计出子钱者恒数十人。君为相度土宜,趣物候,人人受计不爽也……故人乐为程君用,而自程君为大贾,其族人无不沾濡者”。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结成团队,徽商保持长期稳定,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优势明显。

贾而好儒的特点让徽商受益颇多。徽州人非常重视教育,孩子从小就要读书识字,接受儒家教育。大批有着较深儒学功底的参加科举之人,由于屡踬科场而被迫弃儒服贾,更使徽商整体素质显著提高。即使在经商中,他们也不忘读书,或“昼则与市人昂毕货殖,夜则焚膏翻书弗倦”,或“虽舟车道路,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乱兴亡之迹”。这也使得他们善于“以史为鉴”,学习总结历史上著名商人的经验,分析复杂的市场情况,作出科学判断。明徽商程澧外出经商,首先到各地考察,东出苏州,至松江,走维扬,北抵幽蓟,从而万货之情可得而观矣:“东吴饶木棉,则用布;维扬在天下之中,则用盐策;君郡瘠薄,则用子钱。诸程聚族而从公,惟公所决策……行之四十年,诸程并以不赀起,而公加故业数倍。”明徽商汪世贤经营彩布业,成为巨富,同人评价他:“《记》曰:‘吾治生产,犹伊吕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此数者,世贤心得之矣。”此外,受儒学的深刻影响,他们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以良好的商业道德深受欢迎,塑造了风清气正的经商环境。有关徽商这些方面的记载,方志、家谱中比比皆是。同时,这种“腹有诗书”的风骨和良好修养逐渐消除了商人与士人之间的鸿沟,也更易于他们与官员、文人学者等结交。与官员交友,自然能获得不少商业信息与帮助支持;结交文人学者,可以扩大自身影响力,提高声誉。明代著名官员学者汪道昆、李维桢就曾为徽商撰写寿序、传记、像赞、墓志铭等,大大提高了徽商的知名度。

徽商士意识的觉醒

清代学者戴震评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徽商不仅在经营上按儒家伦理行事,而且在人格修养上也按士的标准要求自己。在传统社会,士几乎是每个人追求的目标,其品格如孟子所说“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很多徽商都是这样做的,致富前修身见世,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和睦宗族,勤劳奋斗;致富后兼济天下,视地方公共事务为己任,慷慨捐资,纾难解困,涌现出很多感人事迹。这正是徽商士意识觉醒的标志。

清初徽人汪仕兴,初业儒,既而弃儒就商,有人曾嘲笑他:“汪氏儒族也,而子商焉,是舍本而趋末矣。”而他反驳道:“苟道存焉,曾何儒商之别哉?夫衣缝掖而冠章甫,儒之饰也,由义路而居仁宅,儒之真也。是故有拘儒焉,有通儒焉,君子之于道也,无人而不自得焉耳。曾何儒商之别哉?”汪仕兴认为评价人的标准应是品德行为而非职业。“衣缝掖而冠章甫”,只是儒的外表,“由义路而居仁宅”,才是儒的本质。可以说,这是徽商对“士”的全新认识。明后期歙县商人吴光裕(字肖甫),年轻时从父立庵公经商,“立庵公善权万货重轻,故市多倍得。肖甫间划一筹,巧出若翁上。父喜曰:‘人谓汝胜我,果然。’”肖甫却说:“岂必儒冠说书乃称儒耶?”其间充满自信。

在此过程中,士人逐渐认同了徽商。明代徽商程君,年轻时在吴地经商,“吴之士大夫皆喜与之游”。明代学者归有光在给他写的寿序中曾说:“程氏由洛水而徙……并以诗书为业,君岂非所谓士而商者欤。然君为人恂恂,慕义无穷,所至乐与士大夫交,岂非所谓商而士者欤。”明中叶歙县人黄长寿,“以儒术饰贾事”,能积能散,见义勇为,“凡阨于饥者、寒者、疾者、殁者、贫未婚者、孤未字者,率倚办翁,翁辄酬之如其愿乃止”,士人道中谨认为他“虽游于贾人乎,实贾服而儒行”。明代有官员评价徽商:“若处士者,其衷恬然,其行粹然,其品卓然,虽业贾而不竞锥刀之末,饶有儒者气象,是足以风世矣。”“财愈丰,而心愈下,禔躬端饬,雅有儒者风。”这种“贾服而儒行”“儒者气象”“儒者风”在徽商中很普遍。徽商堪称“贾名儒行”“士魂商才”。

此期,商人一改以往低人一等的形象,表现出勇于担当的气概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到了近代,商人的社会作用日益显现和提升,随着实业救国思潮的兴起,成为民间社会的中坚力量之一。

徽商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六百年徽商历史,除了丰厚的物质遗产,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徽商主要从事长途贩运,“岭南塞北,饱谙寒暑之劳;吴越荆襄,频历风波之险”。远至日本、越南、欧洲,都能看到徽商身影。行商途中被窃、被盗、被杀或者病死的记载不绝于书,但徽商“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犹未餍焉”,体现了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正是凭借这种精神,徽商开拓了国内外市场,繁荣了明清商品经济。

在经营商品上,方于鲁、程君房、胡开文、曹素功的墨,张小泉剪刀、叶开泰药、胡玉美酱、黄山毛峰、祁门红茶、汪氏益美之布等,都饱含徽商的创造心血。在经营策略和机制上,徽商多业并举,主辅兼营,几方联动,创造了合伙制、合股制,尤其是创立经理制,使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比西方早了二百年。在分配制度方面,他们还创造了津贴制、小伙制、正余利制、月折制、阳俸、阴俸、功劳股等,极大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胡开文墨号的创始人胡天注创造性地提出“分家不分店,分店不起桌,起桌要更名”的原则,解决了代际传续的难题,闪烁着徽商的创新之光。

“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已成为徽商的共识。因此,徽商致富后,创造一切条件教育子弟,建造书屋,购买书籍,邀请学伴,延请老师,甚至鼓励子弟负笈他方,投奔名师。不仅如此,他们或创办义学、书院,或资助书院、学子。史载:“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徽州“十家之村,不废诵读”,使得徽州男子大多从小受到教育,养成了终身读书的习惯。甚至在科举史上出现“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同胞翰林”“父子尚书”“一门八进士”“一镇四状元”等佳话,戴震、王茂荫、詹天佑等文人名士都是徽商子弟。

徽商倾心支持各类社会文化事业。盐商程晋芳聘请学者校对古籍,为《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撰写传记;盐商马曰琯刻的书被誉为“马板”;鲍廷博祖孙三代坚持刊刻《知不足斋丛书》30集,嘉惠学林。胡正言第一个成功用“饾版”“拱花”刻印书画《十竹斋笺谱》《十竹斋书画谱》;汪原放第一个用新式标点出版古典小说《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镜花缘》《水浒续集》《儿女英雄传》《老残游记》《海上花》等。

此外,徽商在扬州和家乡兴建了大量园林,大力推动了我国园林艺术的发展,不少宅第建筑保存至今,成为宝贵的文化遗产。他们酷爱戏剧,蓄养家班,不惜重金聘请编剧、导演,不断提高戏剧演出艺术水平。1790年乾隆八十大寿,四大徽班进京,演出震动京城,后又汲取了其他剧种的长处,最终形成了国粹京剧。徽商还重金收藏了历朝历代书法名画、珍稀古籍、钟鼎彝器,更带动了民间收藏热,成就了众多民间收藏家和鉴赏家,使得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得以保存。

“人饥我亦饥,人寒我亦寒。何妨以我余,而济人之难。不责人所负,但求心所安。”很多徽商拿出大量资金赞助公益慈善事业,每逢发生灾害,他们总是慷慨解囊,为民解困。方志记载了他们在经商地和家乡修路、建桥,改善地方基础设施,方便地方百姓出行的有关事迹。置义田、建义仓、立义屋、设义冢等善举更维护了地方社会的稳定。

由此可以说,六百年徽商史,不仅是一部生动的商业发展史,更是一部承载家国情怀、记录文化传承的社会文化史。

(作者:王世华,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六百年徽商资料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安徽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