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商英

北宋晚期政治最后的那道光

黄小华 黄 静

在今成都市新津区花源镇北部与双流黄水镇南部交界处,原新津县新穿乡境内,唐宋时有个张氏家族,出了张唐英、张商英兄弟和张唐英儿子张庭坚3个以“直谏”著名的官员,《宋史》有传。3人都是进士出身,在当时形成“一门三进士”的文蔚大观,传为佳话。

张商英以直言敢谏著称,是历史上有名的“绍述新政”的中坚力量。为人正直,德才兼备,名动朝野,官至相位。在宰相任上他大革弊事,主持改革币制,最有名的是大力推广发明于成都的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方便了贸易。

一代名相张商英(图源:成都日报)

张商英 (1043—1121),字天觉,号无尽居士,蜀州新津(今成都市新津区)人,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历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四朝,于北宋大观四年(1110)官拜尚书右仆射,为巴山蜀水孕育的一代名相,他所主持的“绍述新政”,是北宋晚期政治的最后一抹亮色。张商英去世后赠太子少保衔,谥号“文忠”。综观整个宋代,去世后谥“文忠”者仅九人,如苏轼、欧阳修、真德秀等,张商英即为其一。

诗书传家 一门三进士

张商英是一代史学名家、殿中侍御史张唐英的弟弟。其侄子张庭坚也是进士,新津张氏“一门三进士”,是宋代整个成都地区文风鼎盛、诗书传家风气盛行的一个缩影。

据宋代蜀人范镇记述,新津张氏之先本为长安人,其七世祖张琰为朝廷右拾遗,动荡时随唐僖宗入蜀。有子留于蜀,后代迁居蜀州新津县之新穿乡。五世祖张令问很有才学,前蜀王建称帝时称病拒不出仕。四世祖张立,号“皂江渔翁”,史称其“博学有才,好为诗”,“有诗百余篇,皆愤世之作也”。后唐皇帝李嗣源曾与名士史虚白论蜀中人物,称张立为“真处士”(见清道光《新津县志》卷三十七)。

张商英之父张文蔚崇儒向学,为人急公好义,颇受乡人好评。“乡人之有讼者,不之官府而之公以取决焉”(见范镇《张寺丞文蔚墓志铭》)。张文蔚有“育土不如育子”的远见卓识。他有7个儿子(一说为5个,另两个或未成年即夭折),不惜卖掉一半田产,聘老师,购书籍,让儿子们好好读书(“公有田二廛,渎一廛以市书,以求师,使教诸子”)。张文蔚的心血没有白费,他的两个儿子张唐英、张商英先后考取进士,成为朝廷重臣。张文蔚也因张唐英被赠封为大理评事、光禄寺丞,后来又因张商英被赠封为朝议大夫。

张商英出生于新津九莲山山脚下的一户贫寒人家,为官后捐宅为寺,这也是观音寺的由来 (图源:成都日报)

张商英的哥哥张唐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名人,以史学才华著称于世,所撰《蜀梼杌》是一部地方专史,是关于前、后蜀历史现存的唯一专著。其他作品还有《唐史发潜》《仁宗政要》《嘉祐名臣传》《九国志补》《总要监今论》《渝南集》《补正楚书》等。张唐英少年时关门闭户,“刻苦力学,半岁不知肉味”(见张商英《宁魂辞》),为张商英树立了榜样。

少时的张商英警敏聪慧,“为童子时,日记万言”(见《方舆胜览》卷五十二)。早年受学于其兄张唐英。十四岁时,随张唐英游学于梁山。乡先生向子山见其“天资超绝”,当即决定把女儿许配给他,并资助他学习。后张商英果于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士及第。张商英的侄子,也就是张唐英的儿子张庭坚也于宋元祐六年(1091)考中进士,张氏“一门三进士”是新津历史上的佳话。

张商英书法(图源:成都日报)

反对奢华 家风有传承

张商英为宰相(尚书右仆射)的时候,力劝宋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也就是请皇帝一定要注意节俭,不要奢侈,更不要大兴土木,否则就会亡国。宋徽宗听后,夸赞宰相的建议非常好。当时宋徽宗正在修葺升平楼,担心被张商英发现,就对主管官员说,如果张宰相的车骑经过这里,一定要停工并把工匠藏起来(“必匿匠楼下”)。此事被记入《宋史》张商英传,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廉政故事。

宋徽宗想要修葺宫殿,躲着张商英(图源:成都市情网)

张商英反对奢华、直言敢谏,有悠久的家风传承。据史书记载,新津张氏的四世祖张立曾在后蜀政权中为官,后蜀主孟昶在成都遍植芙蓉,张立作诗嘲讽,时人称为“诗谏”。到张商英、张唐英及张庭坚的时候,张氏“一门三进士”都曾当过御史、右正言这类纠察、弹劾百官的官职。

据《宋史》记载,张唐英于庆历三年(1043)进士及第,他曾任殿中侍御史之职,专门监督百官在朝廷朝会中是否失仪。时虢国公赵宗谔要求朝廷增加俸禄,张唐英弹劾他“招权立威”,最终赵宗谔被免职。他还奏请皇帝裁员减少赵姓宗室俸禄,并提出“宽民力、代民劳”减轻百姓负担的建议,赢得朝廷上下对他的敬畏。

张商英和他的哥哥一脉相承,对官员损公肥私的行为深为痛恨。现代汉语中“背公营私”一词,即来源于张商英《护法论》中“今背公营私者,侵渔不已”之句。张商英一生曾两掌监察之职(御史和右正言),写了大量弹劾奏章。时逢改革派和保守派两党斗争激烈,张商英本为支持改革的新派,其入职中央机枢也得于新党的举荐,但他对事不对人,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只要发现其有违法行为,一律上奏反映。期间,他弹劾了王安石的得力助手薛向、王子韶等人,为王安石所不满。此外,他还针对利州武守周永懿、太子中允陈侗、荆湖北路提举周师厚以及来之邵、吴安持等人的违法行为进行弹劾,这一系列举措也体现了他秉公持正和“忧国而不惜官”的贤士风范。

受张唐英、张商英的影响,张商英的侄子张庭坚也秉承了敢于直谏的品格。他升任主管言路的右正言时,朝廷“一时翕然称得人”。他曾经任职的广安,有一个山坡原名东婆岩,为纪念他,当地人将其改名为谏议坡。

任职地方 忧民间疾苦

张商英因敢于直谏而为新旧两党所不容,除两为台谏而居中央机枢外,一生多数时间在地方任职或贬往地方任职的路上。因而对百姓疾苦有深刻的感受,留下许多为民办实事的事迹。

张商英初入仕途时,任达州通川县主簿。转运使张诜讨伐渝州地区的夷人叛乱,张商英向其献策:“彼亦人也,谕以祸福,宜听。”意思是那些边远地区的人也是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便能招降他们。熙宁四年(1071),初入仕途的张商英凭一张嘴招降渝州叛蛮王衮,展露了他惊人的能力,也体现了他对民间下情的洞察。

位于新津观音寺内“宋少保张商英故里”石碑(图源:清廉新津)

张商英在地方任职期间,留心教育和河水治理等公益事业。《洪州学记》载,张商英任洪州知州时,见官学房屋简陋,器具不能使用,认为这是从没有过的事情,当即命令用公款修缮。当年洪州发生涝灾,他命令“开东湖以泄水,民无淹浸之患”。《宋史》《资治通鉴后编》中更详细记载张商英论治河的要点,关键在于平时要让河水随地势疏濬入海,而不是遇险即用堤障,使用堤障“犹塞儿口止其啼也”。这一观点后来成为治河之至理名言。张商英还提出治河五事,献上《治河五策》,积极治理河水问题。

张商英关注地方治安。如《续清凉传》载“五台县有群盗未获,以职事督捕,尽室斋戒来游”。他还关注地方交通,疏通航道,如《江西通志》中记载“张商英为江西转运使,凿旴水以通运道……旴水自此直下,与新城水合为郡大江。”

张商英关注民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蜀地的“丹棱、洪雅等县多有石脚苦盐,不堪食用”,但有小民“私煎求利”,“食之者得泄利之疾”。张商英上书朝廷,请求按照元丰年间的做法严禁民间私下炼盐,并命成都府路主管此事的常平司解决处理川蜀之地老百姓用盐事宜。

张商英辗转于各地任职,知百姓生活之艰难,为百姓谋福利,也因此深得百姓爱戴。后蔡京主政,张商英被罢相并贬往荒僻之地。当时的太学生群情激愤,“讼商英之冤”,蔡京惊惧,不敢再把他贬来贬去,不久又恢复了他的旧职。

绍述新政 为一代名相

张商英在历史上最亮眼的事迹,是于北宋大观四年(1110)官拜尚书右仆射(相当于宰相),主持朝政,推动历史上著名的“绍述新政”。

张商英所处的时代,正是北宋中后期由相对强盛逐渐走向衰败覆亡的关键时期。统治阶层看到了危机,多次推行新政,力图挽救北宋王朝的覆亡。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到王安石的熙丰新政,推动改革的新党与反对改革的旧党斗争激烈,两次改革也以失败而告终。新旧两党轮番上台,互相攻击,进而演变为激烈而持续的党争,耗掉了北宋统治阶层的最后一丝元气。张商英坚决支持新政,但也对新派为新政而新政,甚至滥用品格低下的人员十分不满,多次弹劾,保持了独立的人格和品质。因而也为两党所不容,屡遭贬谪。

北宋大观四年(1110),张商英迎来人生高光时刻。是年,因蔡京当国,滥用新法为肆意敛财的工具,引来群议汹汹。众望所归,张商英官拜尚书右仆射。碰巧的是,张商英拜相的第二天竟然下起了久旱之后的大雨,京城万民欢呼,认为张商英的拜相感动了上天,宋徽宗特御书“商霖”二字赐之,一时成为佳话。

张商英手迹(图源:清廉新津)

张商英主持朝政后,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治世思想完成了一系列的纠弊反正措施。他“大革弊事,改当十钱以平泉货,复转般仓以罢直达,行钞法以通商旅,蠲横敛以宽民力”(见《宋史》张商英传),努力挽救北宋岌岌可危的政局,史称“绍述新政”(“绍述”即继承之意)。后人评价:“张公商英既相之后,大抵一话一言皆以百姓为本……凡所以利国安百姓者不可一二数。”(宋赵善璙《自警编》卷八)。

由于为人太直,在政治斗争中缺少心眼,张商英主持朝政仅一年多的时间便被罢去相位。但他所主持的为民着想、锐意革新的改革事迹却被史书记载下来,他也跻身宋代名相之列,名垂青史。张商英之后,紧接着的,便是被称为北宋“六贼之首”的蔡京长期复位,北宋政治彻底走向没落。

张商英主持的“绍述新政”,成为北宋政治的最后一抹亮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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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成都日报》2023年9月11日第8版

作者:黄小华 黄 静(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