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巴蜀史志》2023年第4期

苏轼文化研究

的时代意义与社会价值

李公羽

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眉山三苏祠时指出:“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苏轼文化为中心的三苏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轼是民族传统文化中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与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的杰出代表。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三苏祠,从前厅、飨殿、启贤堂、来凤轩……一路走一路察看祠内建筑、陈设、楹联、题记,不时询问三苏生平、主要文学成就和家教家风,以及三苏祠历史沿革、东坡文化研究传承等情况。这对全国三苏文化保护与研究工作者,都是极大的激励与鼓舞。总书记在视察中,对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重视家风家教、家国情怀、廉洁从政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为我们学习研究和传承苏轼文化,开辟了新视野,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任务。全面深刻地研究和理解苏轼文化的时代意义与社会价值,成为我们苏轼研究的新课题、新使命。

改革:务实稳健,不能“求治太急”

许多教科书因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改革而定义苏轼为“保守派”。其实,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实施新法时,激烈改革、全面推倒、不分地域与贫富“一刀切”等做法,严重地削弱和影响了新法改革的积极意义与整体效果。深刻了解国情民情的苏轼,发现激进改革的许多政策缺失,从而不断质疑,频频上书。这种直言极谏,与保守、反对变法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码事。

王安石颁布实施的“青苗法”,本意是青黄不接时救济百姓的,通过规范借贷管理,统一利率,打击高利贷,确有积极的扶贫意义。为保证官府收入,制订了政府贷款收息两分,即20%的利率,确实比此前许多地区青苗时期的高利贷更惠民。但在推行过程中,不少地方官吏强迫百姓十户一保,派定数目,不管是否需要,必须接受贷款,甚至通过延长时限等增收利息,中饱私囊。经济条件好的地区付息两分尚可接受,但大量边远贫困地区或许多穷苦家庭难以负担。“若此钱放而不收,则州县官吏,不免责罚。若此钱果不抑配,则愿请之户,后必难收索。”(《再上皇帝书》)而且,扶贫政策缺少监管措施,以至于“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山村五绝》四)有些家庭刚刚得到政府贷款、“创业基金”,就任由一些年轻仔跑到城里去花得精光,只学到一口“城里好声音”,后来的日子更加艰难。

苏轼始终认为:“苟不至于害人,而不可强去者,皆不变也。”(《策略三》)批评这种全面推倒重来得激烈变法,反对政府屡屡与民争利,损民而不自知。他向神宗上书,主张改革应循序渐进,搞好配套措施。神宗阅书,专门约见苏轼,倾心而谈。苏轼当面指出:“(陛下)求治太急,进人太锐,听言太广。”(《上神宗皇帝书》)他尖锐指出:“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但最终他的意见未被采纳。客观上以国为本、弃旧图新的轰轰烈烈的改革大业,以全面失败而告终。

为民:“深计远虑,割爱为民”

2013年4月,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强调: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根本一条就是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不断得到提高,正所谓“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总书记引用的这段话,出自苏轼《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王存辞免恩命不允诏》。苏轼一生先后在多个工作岗位任职,其中不乏地方军政主官。他在所到之处,总是深入调研,细察民间疾苦,任天下之患,同天下之忧,竭尽全力,造福一方。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十二月,为使后宫上元快乐观灯,宋神宗赵顼颁旨:“减价买浙灯四千余枝。”民间灯具尽数拘收,并禁止私卖。苏轼旋即写了长达1200余字的《谏买浙灯状》,言辞诚恳、切中要害,有理、有力、有措施。他说:“卖灯之民,例非豪户,举债出息,畜之弥年。衣食之计,望此旬日。陛下为民父母,唯可添价贵买,岂可减价贱酬?”他进言:“此事至小,体则甚大。凡陛下所以减价者,非欲以与此小民争此豪末,岂以其无用而厚费也?”他呼吁陛下“深计远虑,割爱为民”。

神宗睿智,“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旋即收回成命。苏轼得悉,“惊喜过望,以至感泣”,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二月,苏轼再写《上神宗皇帝书》,纵论人心之要:“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他认为:政府或长官“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一样至关重要。

苏轼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基本原则,关心世事,体察民情,温和改革,勇于担当,坚持为老百姓多做好事、实事,成就了一世英名。这种务实改革、执政为民、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念与实践,正是我们当今需要认真学习的。

理政:“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

2020年元旦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署名文章《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10月31日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的主要部分。文章指出:“宋代苏轼在《思治论》中说:‘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意思是,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这次全会提出的目标和任务,很多都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的空白点和薄弱点,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在实际工作中,必须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签判凤翔。任职期间,他深刻反思执政问题,就注重制度建设,对程式建设有深入的思考,写出2000多字的文章《思治论》。他总结回顾前朝经验教训,针对北宋政权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了许多改革主张。苏轼认为,至关重要的,还是先定好制度和程式:“凡今之所谓新政者,听其始之议论,岂不甚美而可乐哉。然而布出于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终。何则?其规摹不先定也。”苏轼批评朝廷一些所谓新政,开始的议论,十分美好,但公诸于世,最后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没有事先确定好制度与程式,制度建设和治理体系完善方面,没有事先做好。

苏轼分析了许多人之常情,“所以多故而易败者,人各持其私意以贼之”,揭露个人因为一己之私利而往往破坏制度的坏毛病,进而深刻剖析一些所谓美好的新政最后“不知其所终”的原因:“用舍系于好恶,而废兴决于众寡。故万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废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顾者有之矣。”如果没有事先确定好的制度和程式,没有事先严谨的谋划与严格的执行,做事仅取决于感情好恶,进退全凭着人数多少作决定,这样,万全之利会因为一点小的不方便报废的情况有;百世的隐患会因为小利益而毫不顾及的情况也有。因此,苏轼在文章中明确提出:“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先定者,可以谋人。不先定者,自谋常不给,而况于谋人乎!”提倡要先立规矩后行事:先定好制度规则,可以规范和谋求他人;不先定好制度规则,自己也不能管好自己,何况去要求别人!

在这些回顾、分析、批判和论证的基础上,苏轼说:“古之人,有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者,彼独何术也?且非特圣人而已。”向至高至难的境界攻坚,谋求实现最远大的目标。原因就在这里,胜利者有什么非凡的法宝么?又不是什么特别的圣人王者。

只有一条路,习近平总书记解读为:向最难之处攻坚,追求最远大的目标。

苏轼在《晁错论》中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习近平同志2014年4月30日《在新疆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引用此句,提醒各级领导干部,要“智者见于未萌”,深谋远虑、治于未病。

苏轼对防患于未然高度重视和警觉,他认为北宋当时即是“有治平之名无治平之实”。他在《思治论》文中剖析认为:朝廷只务虚名,眼中尽是歌舞升平,官吏因循苟且,“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针对这些问题,苏轼总结指出:“常患无财”“常患无兵”“常患无吏”,这“三患”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要害问题。

而治国安邦,别无他法,必须要有预见和成熟的政策。“夫今之世,亦与明者熟策之而已。”“士争言曰:如是而财可丰,如是而兵可强,如是而吏可择。”苏轼分析和总结历史规律,研究他们的制度与程式,“发之以勇,守之以专,达之以强”,就是因为“日夜以求合于其所规摹之内,而无务出于其所规摹之外。其人专,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苏轼直接向宋神宗提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二首》二),主张革新政治,但更为注重的则是政策和策略,是制度与规则。正确的制度和政策确立之后,任何时间都必须努力求得在制度和政策规定之内,而不允许以任何理由置身于制度和政策之外。如果制度和政策专一,执行体系专心,法度落实专注,事业才会成功。

清廉:“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

20世纪80年代末,习近平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他在地委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查处党政干部盖私房问题时,引用过苏轼《赤壁赋》中的话:“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强调干部不论职位大小,都要努力做到慎独、慎初、慎微。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又引用苏轼《论项羽范增》中的一句话:“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要求全党要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时年24岁的苏轼应制科考试时撰《策》25篇,是他提出的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的经国治世方略。其中提出四个方面的建议,第一条就是“课百官”。这已展露出他主张监督官员、治吏反腐、推行改革的理想抱负。十年之后,他在充分展现其理性批判精神,全面客观而深刻论述变法改革的《上神宗皇帝书》中再次提出执政要“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

2014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了苏轼的一句话:“纪纲一废,何事不生。”(《上神宗皇帝书》)以强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这根弦不能松”“有些事情在政治上是绝不能做的,做了就要付出代价,谁都不能拿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当儿戏。”这也正是苏轼的理念:如果在缺乏系统有效监督的情况下,过分依赖行政力量,强力推动变法,可能适得其反。因此必须先反腐,定规矩,再变法,“安万民”“厚货财”。

创新:“导引关节,吐故纳新”

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以人寿,喻国运,将养生,比革新:“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强调要抓住重要环节,从关节点出发,不断创新,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

在北宋科学技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苏轼在所任之处广泛开展科学实践和技术创新活动,把政治追求与自然探索、科学活动、致用民生融为一体,实际内容极其丰富。他自身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一边利用行政的力量,抓主要矛盾,实施重大项目,推动科技发展,淘汰和改良落后技术、工具,改变群众落后和迷信的生活生产习惯,一边用唯他独具的科学功用与艺术形式的诗文,大量传播和推广科技。他在医学、药理学、语言学、教育学、法学、公共卫生理念、抗洪救灾、植树造林、农具革新、农副产品深加工、采煤与冶炼、建筑艺术、水利事业、国防军事、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制酒、制墨、制茶、养生、餐饮等领域,都卓有建树。特别是他主导指挥的以杭州西湖与惠州西湖治理为代表的大型民生工程建设项目,是决策科学与大量自然科学和技术综合运用的典范。

苏轼在哲学研究方面投入的时间和精力,超过文学艺术。他从45岁左右被贬黄州时开始,遵从父命,编写《易传》,此后不断修订。凝聚着他主要哲学理念,比较全面完整地反映他所建构的哲学思想体系,这部著作直到生命垂危之时才修改完毕,后《四库全书》收入为《东坡易传》。他主张三教融通,儒家为本,强调生命的价值,提倡人性自由,追求旷达的人生境界,表现出强烈的自然主义倾向。他认为:“同是户也,阖则谓之坤,辟则谓之乾,阖辟之间而二物出焉。故变者两之,通者一之。不能一,则往者穷于伸,来者穷于屈矣。”这是一种十分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理念。大千世界里,充满矛盾的、对立统一的、不断运动的、统分结合的、和谐发展的,所有“通”和“变”的现象,在苏轼看来,都是遵循着发展规律的。

苏轼在儋州所写的《试笔自书》,创造性地展示了他的哲学理念,包括相对论、万物运动的观点、人生与自然的关系,转折和出路就在俯仰之间的变化的观点等。苏轼宇宙生成思想、自然观以及重亲历而反对主观臆断的科学实践精神,形成苏轼哲学思想的基础。他的这些哲学思想,迄今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修养:“腹有诗书气自华”

读书学习是习近平总书记这么多年来一以贯之的习惯。2014年2月7日,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布里廖夫曾在索契专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0余分钟。专访中,习近平谈到自己的爱好:“我个人爱好阅读、看电影、旅游、散步”“现在,我经常能做到的是读书,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常说苏轼的“腹有诗书气自华”,这句话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过多次,而他本人信手拈来的很多经典名句也正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2009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09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讲话。他讲了三个观点:一是领导干部要爱读书,二是领导干部要读好书,三是领导干部要善读书。在“领导干部要读好书”中,习近平同志讲了“领导干部普遍应当读下列三个方面的书”:第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第二,做好领导工作必需的各种知识书籍;第三,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在第三大类书籍中,他强调:优秀传统文化书籍作为古今中外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思考和表达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领导干部要通过研读历史经典,看成败、鉴是非、知兴替,起到“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的作用;通过研读文学经典,陶冶情操、增加才情,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通过研读哲学经典,改进思维、把握规律,增强哲学思考和思辨能力;通过研读伦理经典,知廉耻、明是非、懂荣辱、辨善恶,培养健全的道德品格。总之,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养和精神境界。

意志:“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苏轼一生曾任三部尚书、八州太守,上下变换十多个工作岗位,时间最长的不过四五年,最短的只有五天(登州太守)。生命中有大量的时间,不是在被贬的地方,就是在被贬的路上,频频往返于庙堂和江湖之间,坐过130天极可能丧生的大牢(“乌台诗案”),此后又有黄州、惠州、儋州的三地贬谪,政治上惨遭打压,生活环境极为悲苦。然而他一生达观,越挫越坚,成就越大。这种思想境界,使他在险恶贬谪之地与民同甘共苦,且趣味横生。他事业上最为失败、生活上苦难最多的时期,却是他文学创作、哲学思考、科技应用与创新成果最丰富的阶段。把他人可能苟且一生的苦难经历,过成了情趣横生才艺不绝的一生潇洒,“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

苏轼爱国忠君,学优而仕,抱负满怀,但儒生气重。他“一肚子不合时宜”,不断遇到无法解脱的折磨,对人生有厌倦和感伤,一点也不亚于当代“愤青”。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贵为帝师还是沦落天涯,他不能改变现实,即以来之安之、随遇而行的乐观主义情怀,适应环境,尽我所能,为民办事,情趣生存。“一蓑烟雨任平生”“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长羡人间琢玉郎》),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坚毅的意志情怀,成为他留给后世精神和文化上的最宝贵财富,也成为他广受追捧、世人拥戴的必然。这是当代年轻人,包括随时在竞争状态中的职场人应当好好感悟、认真学习的。

公元1097年,苏轼登陆海南,当时是很不快乐的。他也曾自我哀怜地抱怨“从我来海南,幽绝无四邻”(《和陶杂诗十一首》之一)。生活困难,环境艰苦,不过,很快他就被儋民的纯朴、宽厚、包容与豁达所融化,他就“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苏轼把三年贬谪,变成了“诗与远方”的美好生活,在官员们“九死南荒”望而生畏的天之涯,有了自己的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公开宣称:“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这次平生难得的奇绝无比的海南游,使他赞美海南、感恩儋州,甚至公开声明:“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

2022年5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我们学习、研究和传承苏轼文化,不仅是狭义上的文化——文学艺术,主要应是广义上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文明。学习与传承苏轼文化,对于培育与滋养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其意义如何估计也不会过高。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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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作者:李公羽(高级编辑,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秘书长,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