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海林

《光明日报》( 2024年02月26日 13版)

袁枚《随园诗话》,因通俗有趣、短小精悍、个性鲜明而广受朝野士林闺阁的追捧,翻印成风,被誉为清中叶书籍市场四大畅销书之一。《随园诗话》是袁枚宣扬“性灵诗学”的重要载体,也是收录点评当世诗作的前沿阵地。“至《诗话》之刻,海内投诗者,不可胜计”(蒋敦复《随园轶事》“诗世界”条),袁枚的声名也因《随园诗话》的流播而升沉消长。

誉之者赞不绝口。京城诗坛祭酒法式善收到袁枚赠书,乾隆五十七年(1792)七月回信说:“披览一过,如入五都之市,奇珍异宝,使人心目眙骇,真大观矣。京中随园著作,家弦户诵。有志观摩者,无不奉为圭臬。”(《答简斋先生书》)乾隆六十年(1795),被袁枚许为诗家“奇才”的孙星衍移官山东,也说:“读《诗话》,阐发性灵,皆人意中所欲言,而得前人所未曾有,快极快极!”(陈鸿森《孙星衍遗文再补·与袁简斋书》)毁之者斥为流毒。嘉庆元年(1796),章学诚撰《丙辰札记》,抨击袁枚乃“无耻妄人,以风流自命,蛊惑士女……征刻诗稿,标榜声名”。袁枚下世仅过一年多,嘉庆四年(1799)春焦循作《刻诗品序》,含沙射影批评袁枚借《随园诗话》“充逢迎,供谄媚,或子女侏儒之间,导淫教乱。其人虽死,其害尚遗。一二同学之士,愤而恨之,欲尽焚其书”。

正如蒋寅先生《袁枚之出世——乾隆朝诗学思潮消长的一个浮标》(《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所指出的,研究者未对袁枚诗学观念成立及影响于诗坛的具体时间作深入考察,在谈论乾隆朝诗学流派消长时,就会因缺乏必要的历史感而流于隔膜和错位,实际上,袁枚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以后才开始掌握诗坛话语权、执诗坛之牛耳。同理,考证《随园诗话》的具体撰写时间也是大有必要的。这部清代卷帙最富、流传最广、议论最多的《随园诗话》,其写作时间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吴宏一先生利用《随园诗话》35条内证,撰成《袁枚〈随园诗话〉考辨》(收入氏著《清代文学批评论集》),认为《诗话》正编十六卷编成于乾隆五十年(1785)袁枚70岁至五十三年(1788)73岁之间。黄一农先生《袁枚〈随园诗话〉编刻与版本考》(《台大文史哲学报》第79期)也说:“袁枚应是在乾隆五十年(1785)左右开始编纂此书”,“于五十五年庚戌岁左右初刊正编十六卷”。随着《稿本随园诗话》的影印行世,这一关涉袁枚诗学的重要问题可作出进一步的考订厘正。

袁枚《稿本随园诗话》弥足珍贵。蒋寅先生《清诗话考》署有“稿本2卷(泰州古籍书店)”。此稿本经江苏泰州新华书店收藏,末页钤有“泰州新华书店古籍审定善本”朱文印,后入藏天津图书馆。此稿本今由路伟先生觅得,由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6月影印出版。在此之前,潘荣生先生曾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传抄本,撰《今钞本〈随园诗话稿本〉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6期)予以揭示。王英志先生新编袁枚全集时也指出:“此书有手抄本(部分内容)为上海某拍卖公司认定为袁枚手稿高价拍卖,未知是否赝品。”(《袁枚全集新编·前言》)《稿本随园诗话》最重要的一条,即是将其撰写的开始时间提前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而不是吴宏一、黄一农两位先生所说的乾隆五十年(1785)。

乾隆丙辰,余二十一岁,起居叔父于广西。抚军金震方先生一见,即有国士之目,特疏荐博学鸿词,手草奏章,首叙年齿,再夸文学,并云“臣朝夕观其为人,性情恬淡,举止安详,绝无年少轻浮之习,必为厚重大成之器”等语。一时广西司道争来探问。公每坐八桂堂,见属吏,谈公事外,必及枚之某诗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动作、性情嗜好夸张不已。枚每日在屏后闻之,惶悚愧汗然。闻公见客,亦必随而窃听也。临入都时,赠七排一首,有云:“万里阙前修荐表,百官座上叹文章。”盖实录也。先生有诗集数卷,没后,其家式微,无从编辑,仅记其《答幕友祝寿》云:“浮生虚逐黄云度,高士群歌《白雪》来。”《题八桂堂》云:“尽日天香生画戟,有时鹤舞到匡床。”皆余在署中所见之句也。想见抚粤九年,政简刑清光景。今四十二年矣,知己之感,终身诵之。

《随园诗话》卷一第九条文字与此高度雷同,仅有两处改动:一是将屏后听闻被夸的惶悚羞愧之状改为窃喜自负之态,二是删去“今四十二年矣”之后的十四字。其实,如此修改是袁枚撰写诗话以博取声名的惯用手段,向为学界所熟知,但无形之中透露出《随园诗话》这一条的撰写时间:乾隆丙辰指乾隆元年,“今四十二年矣”即乾隆四十二年。据此,《随园诗话》的始撰时间可成定谳。

此外,尚有几条写于学界常说的乾隆五十年之前。《随园诗话》卷三第五四条曰:“余年二十三,馆今相国嵇公家,教其幼子承谦。今四十三年矣。”乾隆三年(1738)春,23岁的袁枚坐馆嵇璜家。后推四十三年,此条当作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又如《随园诗话》卷十第六八条:“余试鸿词报罢,蒙归安吴小眉少司马最为青盼。五十年来,其家式微。今年游粤东,过飞来寺,见先生题诗半山亭云。”袁枚游粤,事在乾隆四十九年(1784)。闰三月过广东清远,游峡江寺,观飞泉亭,《小仓山房诗集》卷三十有《飞来寺》。可知此条作于乾隆四十九年。大约在乾隆五十九年(1794)春,袁枚致信孙星衍说:“荣铁斋中丞素无一面,记有外甥王健庵诵其佳句云:‘风自旁来无顺逆,水当涨处失江湖。’仆击节不已,采刻《诗话》中,已十五、六年矣。”(孙星衍《问字堂集》卷四附袁枚《答书》)荣铁斋即荣柱,乾隆四十二年(1777)二月任河南布政使,四十四年(1779)十二月升任河南巡抚。《随园诗话》卷八第二三条收录“风水”二句时,称其为“荣方伯”。推之,可知此条当作于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四年间。

关于《随园诗话》正编十六卷撰写的截止时间,吴宏一先生据卷十四第二九条、卷十六第一九条、第四五条,定于乾隆五十三年。所说大体不差,然似有可商补之处。《随园诗话》卷十六第五九条曰:“钱竹初擅‘郑虔三绝’之才,抱梁敬叔州郡之叹,屡次书来,欲赋遂初。余寄声规其濡滞。今秋才得解组,余贺以诗。”钱竹初即钱维乔。其《竹初文钞》卷六《自述文》云:“二十四登贤书,六赴礼闱不第……旋调鄞,在任七年,以疾归。”钱任鄞县知县时,曾邀钱大昕纂修县志,今有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鄞县志》三十卷。《竹初文钞》卷三《答家竹汀书》说“志稿发刊已什之七,约夏秋间可蒇事”,又自陈不愿“与俗人共事,强之酬酢”,拟挂冠引退。推之,乾隆五十三年秋县志刊竣后,钱维乔便引疾归隐。故此条当作于乾隆五十三年秋之后。袁枚的贺诗即《小仓山房诗集》卷三二《寄钱竹初》,郑幸《袁枚年谱新编》系之于乾隆五十四年。又,《随园诗话》卷十六第四七条载:“吾乡王文庄公际华,与余有总角之好。……次子朝扬选江宁司马,来修通家之礼……见赠云:‘……我劝上清姑少待,缓迎公返四禅天。(今年二月八日,公梦有僧道二人,来请公复位。)’”据郑幸《袁枚年谱新编》所考,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八日,袁枚夜梦已将逝,及期未验,有诗纪之。可知此条当作于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八日以后。

综上所述,《随园诗话》的写作时间最早不晚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而非吴、黄二先生所说的乾隆五十年(1785)开始编撰,最迟的条目当作于乾隆五十三年秋以后、五十四年冬《随园诗话》成书付刻之前。

(作者:谢海林,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